|
李大钊的人生结局（八）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村。1927年4月28日，他惨遭反动军阀杀害，时年38岁。那么，他最后的人生岁月是怎样度过的呢？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也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到处张贴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在直奉军阀的残暴统治下，北方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 为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作了暂时退却，他们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兵营，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并取得很大成绩。仅北京一地，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中共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并且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董季皋任支部书记，他的公开身份则是张作霖大帅府的秘书。 由于李大钊的革命活动直接威胁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从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就多次被反动政府通缉。在这种异常艰险的环境里，李大钊毫不畏惧，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他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儿，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他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1927年初，隐蔽在张作霖大帅府里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得悉，张作霖已下令逮捕李大钊。京师警察厅也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跟踪侦察，图谋一网打尽，妄图消灭京城的革命力量。董季皋及其他知情的同志与朋友都劝李大钊离开北京。 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他的安全担心，多次劝他离开，但李大钊态度坚决地说：“我不是常对你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 李大钊让许多同志化装转移，而自己却留下来坚持工作，坚持斗争。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反动军阀更加仇视李大钊，欲拔去这颗“眼中钉”。 1927年4月，奉系军阀终于向李大钊伸出了罪恶的手，在帝国主义默许下，张作霖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及附近的几个办事机构，并进行大逮捕。 这天正是清明节，天气很暖和，赵纫兰带着小女儿在外面散步，李大钊在里间伏案写作，大女儿星华在外间看报。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枪响和纷乱的喊声。李大钊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别人赠给他护身的小手枪，带着星华走出院子，找了一间僻静的小屋坐了下来。他一句话也没说，非常冷静。不多久，宪兵、警察、便衣蜂拥而入，抢走了李大钊手中的枪，逮捕了他。他的夫人赵纫兰和两个女儿及共产党员谭祖尧、杨景山等也同时被捕。 敌人对李大钊进行了多次审讯，严刑拷打，用尽了种种酷刑，甚至把竹签扎进他的指甲缝，最后索性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李大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连当时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说，李大钊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 严刑拷打不成，敌人又进行了劝降。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妄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李大钊。李大钊严词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面对李大钊的凛然正气，杨宇霆只得灰溜溜的走了。 李大钊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震动，党和工人纠察队想办法进行营救。 当李大钊得悉各方正在施救的消息后，坚决表示反对。他说：“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了。”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时至12时10分，对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的秘密审判在警察厅正式开庭。随后，他们由4辆军车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行死刑。 李大钊自始至终神色未变，从容地首先走上绞刑台。他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色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 刽子手残酷用刑，共继续了3次，施刑长达40分钟之久。刽子手们就用这种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手段杀害了李大钊。 紧接着，谭祖尧等19位革命志士也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刽子手们将尸体装入棺中，停放在宣武门外下斜的长椿寺中，待家属、亲戚来认领。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在朋友的募捐支持下，买了一口棺材，将李大钊烈士重新装殓，把灵柩移放至妙光阁街的佛寺里。最后葬在了老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