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胡兰生感慨万千地说：“吾人身经中国遭受战祸之苦难，而我国红十字会于此大苦难中，历经八年之奋斗，使能于内求民族生存，外维世界和平之抗战过程中，完成战时救护工作之重大使命，首应代表中国全体遭受苦难之军民，向各友邦红十字会致衷心感谢之忱。”的确，中国红十字会之取得抗战救护的伟绩，与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援助是分不开的。 “为支援中国抗战” 红十字会是国际性的组织，没有种族歧见，无分政治畛域，在人道主义旗帜下，各国红会互相援助，是义不容辞的。自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以来，“援外”行动屡见不鲜，中国红十字会历次大规模救护行动中，也都有“外援”的支持。而在抗日战争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战中，国际红十字组织给予人道援助是理所当然的。 1937年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伤亡之惨，旷古无两，救护工作，殆已成为全世界人士所瞩目之问题”，中国红十字会一方面及时向国际社会特别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报日军不顾国际公法以红十字为攻击目标的残暴行为，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声援；一方面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吁请给予救助，得到回应。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8月30日至1938年3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共收入国币44844398元，1942年2000万元，1943年2500万元，1944年14000万元，1945年60000万元。这其中，捐款数目最大，占一半以上，“而国外捐款，又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其中以英国红十字会与援华会等经常捐助及美国医药助华会捐助为尤巨”。“物力”的援助外，“人力”的“外援”使抗战救护事业大放异彩，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得以弘扬。这其中国际援华医疗队厥功甚伟。 印度救护队的中国之行  印度援华医疗队在延安（1939） 自全面抗战以来，国际红十字组织为支援中国抗战，纷纷派遣救护队来华，“为正义而服务”。 1938年9月1日，印度救护队首批5人——亚特（又译称雅图、亚达尔、阿塔尔、阿泰尔）医生、巴素（又译称巴森、巴士）医生、高路拿（又译称乔尔克古）医生、吉尼士（又译称德巴斯、考尼斯，即人们熟知的柯棣华）医生、摩卡治（又译称莫克介尔）医生——备救护车2辆、医药仪器55箱，以亚特医生为领队，乘英邮轮兰浦丹拿号自孟买起航，14日抵达香港，受到中国红十字会、香港中华医学会的隆重欢迎。15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驻港办事处、香港中华医学会联合假座华商俱乐部举行欢迎大会，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杜月笙、中华医学会会长李树培以及何香凝、倪士钦、黄炎培、王晓籁、伍长耀等社会名流共百余人参加欢迎大会，“情形异常热闹，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 印度救护队在港停留数日，即赴汉口，9月30日抵达，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武汉沦陷后，印度救护队于11月21日撤至重庆待命，受到重庆各界“盛大欢迎”。随后，该队奔赴华北敌后，救护八路军伤兵难民。 继印度救护队之后，“西班牙大夫”接踵而至。 “西班牙大夫”接踵而至  部分外籍援华医生在贵阳图云关合影 1939年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图云关迎来了一支20余人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他们来自欧洲，因来华之前曾参加过1936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共和国派国际医务纵队，所以图云关人士称他们为“西班牙大夫”。他们中间共有8个国籍，通过伦敦的英国援华会组合而成“国际援华医疗队”。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根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提供的资料，国际援华医疗队名单如下： Dr.S.Flato 斯·弗拉托医生 （波兰，傅拉都） Dr.V.Taubenfligel 维·陶本弗利盖尔医生（波兰，陶维德） Dr.F.Kriegel 弗·克里格尔医生 （波兰，柯理格） Dr.W.Jungerman 沃·云格尔曼医生 （波兰，戎格曼） Dr.L.Kamieniecki 列·卡梅涅茨基医生（波兰，甘理安） Mrs.M.Kamieniecki 玛·卡梅涅茨基夫人（波兰，甘曼妮） Dr.Y.Kranzdorf 雅·克兰兹多尔夫医生（罗马尼亚，柯烈然） Mrs.Kranzdorf 柯烈然夫人 （罗马尼亚，1943年病逝于中国） Miss.E.Markus 艾·玛库斯小姐（德国） Dr.G.Schon 捷·舍恩医生 （匈牙利，沈恩） Dr.J.Kanetti 杨·卡内蒂医生 （保加利亚，甘扬道） Dr.H.Baer 赫·贝尔医生（德国，贝尔） Dr.D.Jancu 达·杨库医生 （罗马尼亚，杨固） Dr.W.Freudmann 沃·弗雷德曼医生 （奥地利，富华德） Dr.A.Volokine 亚·沃罗金医生 （苏联，何乐经） Dr.C.Coutelle 卡·考泰勒医生 （德国，顾泰尔） Dr.H.Kent 亭·肯特医生（奥地利，肯德） Dr.R.Becker 罗·贝克尔医生 （德国，白乐夫） Dr.F.Kisch 弗·基什医生（捷克） Dr.F.Jensen 弗·严森医生 （奥地利，严裴德） Dr.Wantoch 王道医生 （奥地利，1945年逝于重庆） 印度救护队、“西班牙大夫”之外，英美等国援华医疗队纷至沓来，不绝如缕。 英美等国援华医疗队纷至沓来  援华外籍医生在做手术 1939年4月，瑞士红十字会派遣伯尔乐医生、何尔姆（又译称贺木、霍尔曼）医生携带药品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驻香港办事处，23日起程前往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听候调遣。不久被分配到长沙某士兵医院中服务。 1939年夏初，据报道：“由美国自动来华加入红会工作之外科医生有五名，同时自德国被驱逐出境的犹太籍医生多名，亦已加入。” 1941年，由英、美、加合组的救护队来华，“救济滇缅路上被日方炸伤之平民”。据报道，这支救护队有队员50人，救护车10辆，并有流动手术室、消毒器、发电机及X光等设备。 1941年9月4日，柯恩女士乘轮抵达香港，而后前往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服务，她是“美国赴自由中国服务女医生之第一人，系美国医药助华会所派遣”。 1942年4月20日，美国医药助华会宣布将派遣一支由内外科医生、护士、技术人员组成的医疗队赴华，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合作，“担任医药指导及医师双重职务”“帮助中国克服目前因缺乏有训练之医药人员所引起之困难”。 1942年5月4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在大使馆设宴，欢送即将赴华的英国援华医疗队全体队员，“对英方对华所表示之同情与医药援助，表示谢意”。该队由24位队员组成，队长为佛罗尔斯，他表示“全队决尽力在华服务”。 国际红十字组织的“人力”援华从1938年以来持续不断，到1942年达到高潮。来华服务的医护人员，虽然缺乏可靠的资料统计，但仅从上述罗列的不完全的史实看，也已超过百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支相当可观的救护力量。 中国红十字会的抗战救护事业，“因有不少外籍医生之加入，效率大见强固”。在红十字旗帜下，外籍医疗队员与中国红会救护队员甘苦与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丰碑。 不朽的丰碑  甘扬道夫妇结婚时的合影 国际援华医疗组织遵照中国红十字会订定的《外籍医生服务办法》前往各战区，致力于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鞠躬尽瘁，一往无前。他们为抗战救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是有口皆碑的。 1983年5月的一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迎来了两位远方的客人，男的是位身体健壮、面孔红润的欧洲老人。他就是国际援华医疗队领队保加利亚医生杨·卡内蒂（中国名字甘扬道）。女的是位头发花白的保籍中国老太太、甘扬道的夫人张荪芬女士。访问期间，他们两次来到贵阳图云关总队部“过去战斗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旧地重游，甘扬道夫妇浮想连翩。 1937年甘扬道刚从医学院毕业即响应第三国际的号召，奔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1939年被俘，经英国援华医学会保释，才得以出狱。不久率国际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被分配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工作，担任救护总队第三中队队长和救护总队部顾问。回忆起在救护总队部的日日夜夜，甘扬道犹历历在目：战时的医疗条件是非常差的，在救护总队部里设有许多医疗小组，由于医务人员很少，每个组只有一个医生。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兵，80%的人都由于回归热、疟疾、营养不良等病而死亡。尽管如此，甘扬道和他的战友们还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而工作。军队里没有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他们就开办医疗训练班进行教学。他们还训练担架队。没有医院，他们就和中国军民一道，用竹子、茅草搭起了战地医院。他们还向老百姓和士兵宣传卫生知识，让他们知道怎样灭虱，怎样进行食用水的消毒。甘扬道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忘我地工作着。 贝克尔、严森、弗拉托……每个人都有不平凡的经历，都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时代大舞台大显身手，建功立业。他们中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第31医疗队的罗马尼亚籍女医生柯兰芝（柯烈然夫人）1944年在云南昆明参加防疫时染上回归热，3月14日离开了与她并肩战斗的丈夫和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朋友。 英国红十字会配属红会救护总队部昆明办事处指挥的医疗队队长韩正义在抗战间殉职。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出版的《救护通讯》第16期记载，国民政府曾于1944年6月2日下令褒扬。原文是：“英国红十字会医疗队队长韩正义，以外籍人员在华从事医疗队工作有年，急难扶伤，忠勇任职，于湘豫等省早著令誉，远近受其惠者，为数非其少，博爱存心，良深嘉尚。迩因调动繁剧，积劳病逝，特予明令褒扬，以彰异绩，而永仁声。此令。” 他们不愧为白求恩、柯棣华式的人物。他们的无私奉献和可贵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