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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史上，岭南儿科一向较为发达，从宋代的刘昉到清初的陈复正都是闻名遐迩的儿科医者。清代晚期，岭南又出现了这样一位专治小儿的名医，其儿科学说与同时期的医家程康圃（广东高明人，著有《儿科秘要》，于1892年刊行）既有共通之处，又各有千秋，后人把二人合称为“程杨二氏”。他，就是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于广东大埔的杨鹤龄。  杨鹤龄像 01 左中括号 医学世家，尤精儿科 左中括号 杨鹤龄（1875-1954）自幼成长于岭南的中医世家。祖父杨湘南是郡庠生出身，由儒通医，在医学上素有心得。父亲杨继香继承先祖所学，在广州各善堂和广东育婴堂当官医生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病逝。杨鹤龄自幼随侍父亲左右，受其教导熏陶，一方面熟读医书，另一方面跟着诊病见习，无论寒暑从不间断。年纪稍长便在育婴堂帮父亲诊视患婴，十七岁时虚报年龄，提早考取了清代医官。三十二岁时父亲逝世，经过考核后奉谕接任父亲的育婴堂官医生职。广东育婴堂位于广州东山，是清政府两广盐运使司设立的慈善机构，收养婴儿六百余人。据当时任命杨鹤龄的两广盐运使司谕文称:“考其医学，颇有心得，于儿科尤精素谙，当经饬令到堂试诊，取阅所订药方，尚属稳慎，以之接充婴堂内科医生，是于婴孩有裨”，意指杨鹤龄诊断及开药稳妥慎重，尤其擅长儿科，其医术对育婴堂里的孩子会多有助益。 事实上，那时的育婴堂一共分为七栅，有一栅住的全都是重症危笃的病婴，甚至大多数为父母已经多方求医却不见效果、病势日益加深、几乎没有生还希望而送来的孩子。杨鹤龄身为其中唯一的内科医生（育婴堂设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各一名），每日一早便到育婴堂进行诊断救治，直到午后才回家休息；下午四、五点钟又再到育婴堂察看病婴服药后的情形，如有急症便随时施治。在这种情况下，杨鹤龄比一般的门诊医生或坐堂医生面对更多而且更为集中的危重病婴，但与此同时，这也更有利于他近距离观察病人及病情的变化，如患者服药后反应如何、所用方药是否收效迅速、有无不良影响，等等，方便他多方面摸索和总结。因此，尽管杨鹤龄任职只有六年，但他潜心诊治，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切切实实为以后成为一代儿科名医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常见各种症候，几日可以痊愈，以至某症虽危，尚可以救治，某症不可救药，概可了然于心。” 02 左中括号 美名远播，成书述要 左中括号 清朝政府被推翻后，育婴堂于民国元年（1912年）停办，杨鹤龄退居广州旧仓巷（现中山四路内街）17号家中，开设“杨吉祥堂”。因医术精湛，城里四乡纷纷慕名前来求诊，“杨吉祥堂”前每日患者众多且多为婴幼儿。杨鹤龄常常上午八点开诊，直到下午三四点才能用饭，日无余晷，食无定时。更为有趣的是，当时西医不能治者，杨鹤龄每能治之，就连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张公让医生都表示叹服，觉得杨鹤龄对儿科疾病的诊断甚为高明，以致于他遇到疑难儿科病例时都会介绍给杨鹤龄诊治。据他后来回忆，杨鹤龄每日接诊两三百人，十分匆忙，却往往能一验指纹便报称患者的症候，几乎毫无失误。而他所开的药方看似平淡，仅寥寥七八味，却往往能用一两剂便让病人有所起色，因此他常到杨鹤龄诊所“窥探其诊断法，又收集其处方以资研究”。 杨鹤龄不但医术令人信服，医德也备受称赞。他一向任求诊者致送诊金，遇穷苦之人更是赠医赠药，毫不吝啬，只求患者能转危为安，因此甚负时誉。晚年他应学生邹复初之请，本着普救众生、造福同胞的宗旨将临症五十多年的儿科经验照实总结，撰成《儿科经验述耍》传世。杨鹤龄曾在凡例中指出：“本书专述儿科诸症，尚有男女科重要治验及奇难怪症，俟异日编成，另行出版。”可惜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他留给后代世人的惟有《儿科经验述要》。该书分为儿科看症用药大要、儿科诊断纲要、儿科证治、医案摘录四篇，其内容与程康圃的《儿科秘要》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二者共同为岭南儿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03 左中括号 辨证精确，察病首重望诊 左中括号 世人常言小儿难治，因为小儿有病难以自言，父母家人见到的也不一定详确，接诊的第一步——识症就比治疗大人难上许多。对此，杨鹤龄认为，但凡疾病症结，总离不开其中气血脏腑，表里寒热虚实，医者通过观察病儿的神色、苗窍（目、舌、口、鼻、耳）可以加以辨认。因而在他看来，儿科察病为第一紧要，而要做到辨证精确，望诊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他具体提出望神、唇、舌、鼻、眼、耳、头发七种方法，如唇深红而亮为风热；红而焦暗为燥火、实热；淡黄色浅为虚湿，淡黄色深为湿热；淡白为脾胃虚寒，枯白为脾土已败。还指出了“耳背有纹现为麻痘疹之先兆，小儿出麻，耳背每先一两日隐约可见细碎微点”等具有特异性的望诊法。尤为可贵的是，七法中，杨鹤龄首先提出察神，认为神气为一身之主，寒热虚实，约略可辨。神旺声洪者为热为实可攻，神衰声微者为虚为寒可补。 同时，杨鹤龄擅长望指纹法，即外症看完，验察小儿指纹。他除了全面继承前人有关指纹望诊的具体方法，还提出“脉纹相应”以及纹色、形态、部位、浮沉淡滞合参的综合分析方法，如“纹浮而紫为风热，纹沉而紫为里热”，“左手纹浮紫为肝经风热，左手脉亦必浮数，右手纹浮为脾经风热，右手脉亦必浮数”。同时也注意到三关虽然有“风轻、气重、命危”之说，但又必须结合外证脉候，全面分析，强调四诊（望闻问切）合参，才能辨证准确。例如他在《儿科经验述要》中所说：“若起病未久，纹在气关或命关现出，其色淡红带白，看外证脉候，尚非严重，此非不治之症，乃因是儿体质积弱日久之故也。”而对于纹形主病，杨鹤龄认为古来诸说太杂，因此选择较为常见而且主病尚属有准的纹形十二种，制图加以说明。  《儿科经验述要》今版本中的手纹十二图式 杨鹤龄《儿科经验述要》一书继承了程康圃儿科八证说，并且有所补充和发挥，共列证十八，大都先言病因病机、证候特点，后拟治法方药，旁及前人所论，参与自己所见，在辨证方面以精确为要，注重实效。如咳嗽，他指出风热咳嗽与燥火咳嗽最为常见，治则强调理热痰在肺，理寒痰食痰在胃。在儿科证治中专辟小儿湿温一类，既考虑湿温“热与湿邪相结合则缠绵难愈”的病理特点，主张初起以渗湿清热为主，选用土茯苓、土茵陈、冬瓜仁、连翘壳、生薏苡仁、布渣叶、佩兰叶等清热化湿的药品；又顾及小儿肝常有余，热邪容易引动肝风出现危候，而在上述药物中加蝉花、象牙丝等平肝退热的药物，防患于未然。如果湿邪已解，身热未退，杨鹤龄则主张选用银柴胡、金钗斛、蝉花、牡丹皮、白薇草、冬瓜仁、扁豆花、赤小豆、地骨皮，于清营泄热之中寓以养阴之意。 04 左中括号 因地制宜，证治匠心独运 左中括号 杨鹤龄特别注重岭南地理、气候、环境、生活习俗对儿科疾病的影响。他指出“吾粤土卑湿”，故“湿温一症，小儿感染颇多”，认为广东儿科疾病的病种、病因、用药皆与北方不同，就是与产生温病学派的江浙一带，也有所差别，不能“执古代北人治病之法，以疗今时南人之疾”。岭南有些病种如大癍、痧癍、疟癍等，其他医著极少提及，杨鹤龄“由先父传授治法，自己复悉心研究，治验颇多”，因而在书中专列癍症一节详述。据他记录，治疗大癍原用癞哈蟆剖腹外敷，每例病人要用数百只癞哈蟆，后改用在广州随处都有的生蓖麻头外敷，不仅药物材料更容易取得，治疗效果也更好。 杨鹤龄用药也很有岭南特色，《儿科经验述要》中记载：“所用药物其中本草所不载者，乃吾粤草药，治病卓著效能”。他善用花类入药，南豆花、玫瑰花、金银花、木棉花、鸡蛋花、刀豆花等，他都能取其芳香行气、化湿、透邪以治岭南儿科温病。又常用素馨花以疏肝，白莲花清暑，扁豆花健脾祛湿，腊梅花、川红花用于解毒透疹。诸花类有一定的生长季节，故杨鹤龄在运用时，春天加牡丹花、玫瑰花；夏天加白莲花、莲蓬；秋天加白杭菊、素馨花；冬天加腊梅花，也强调因时制宜。此外，他还常在处方中加入土茵陈、生竹笔（即竹卷心）、禾秧芽、苦瓜干、野芋头、蔗鸡、咸竹蜂、象牙丝等地方药材，简便廉验。杨鹤龄从小儿生理病理着手，结合岭南地域、气候特点辨证论治，每选用一两味岭南地方草药， 不但不觉其杂，反而常收倍效。 此外，杨鹤龄重视脏腑经络理论临证，主张分经用药，如心经热则选用清心火一类的药物；肝经热则选用清肝热的药物，常用隔一隔二治法，擅用封脐法、灯火疗法等外治法，如鹅口用青布裹指蘸硼砂水拭洗或竹蜂研冲，脐风用姜灰、枯矾、冰片封脐，慢惊水泻用吴茱萸封脐。其中，外治法因给药途径的特殊，免于口服与胃肠道运转的过程，不良反应少，顺应性好，且价廉效速，对儿童尤为适宜。杨鹤龄在书中所提及的部分疗法仍沿用至今。  《岭南儿科双璧》（1987年版） 《儿科经验述要》成书于1949年春天，同年6月即刊行，由广州旧仓巷杨吉祥堂出版，广州九耀坊文华印务局印刷，这是《儿科经验述要》最早的版本（简称“杨吉祥堂本”）。杨吉祥堂本附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广盐运使司、两广盐运使司经历厅聘任杨鹤龄为广州东山育婴堂内儿科医生谕文两份，均为摄影件，由于是制版文字，虽模糊不清但字体尚可辨认。杨吉祥堂本书中有周绍光序、杨鹤龄自序、邹复初后跋各一篇。至1955年，张公让在香港对该书作评注，著有《杨氏儿科经验述要评注》。张氏原系中山大学医学院西医毕业生，其评注本运用现代西医学知识对该书作了不少客观分析，有一定学术参考价值。 至1987年，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邱仕君等人，以1949年杨吉祥堂本为底本，张氏评注本为校本，点校成书为《岭南儿科双璧》，前半部为程康圃《儿科秘要》，后半部即为杨鹤龄《儿科经验述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于2002、2020年再版。 ■ 【，整理：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邱玉萍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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