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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必进于文化复兴，以此外消狐疑，内和人心。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文化，而其根本是在家庭。家庭永远是中国文化的命脉所在。 过去我们曾经自豪于中国人的家庭亲情优胜于西方，但是现在，随着市场经济对中国婚姻家庭事务的冲击，特别是溶解在其中的西方个人主义观念对中国人的生活理想的冲击，中国人的家庭也出现了太多的问题，致使中国人不再能够自豪于家庭亲情。比如前两年的流行话题“啃老”，又比如这两年的流行话题“扶弟魔”、“毒鸡汤”，等等，这些话题都让人感觉到中国人的家庭不再像以前那样温馨。至于有关高离婚率、低生育率的统计数据，则清楚表明，当今中国人的家庭，较之西方人的家庭，已经不再有优势可言。 这是要给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致命一击吗？ 恰恰相反，这是逼迫着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将自我提升到新的高度，重新适应当今人类生活的需要，从而自成为人类的新文化。 当今人类的关键问题，已经从生存问题转变为快乐幸福问题。现在工业化后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足以保障普通民众的养生所需，在从养生不足转进于养生富足后，人们的问题就变成了在已经具备物质条件的前提下，如何让生活能够真正快乐幸福起来的问题。而人类生活的根基永远在家庭，解决不好婚姻家庭问题，就谈不上生活的快乐幸福。因此，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也就是世界的婚姻家庭问题，中国的新文化，也就是世界的新文化。 如果说个人主义的毒鸡汤毒害了许多现代女性，让她们因为自私自利的愿望而伤害了家庭，最终也伤害了自己，那又可不可能通过颂扬奉献精神的鸡汤文就使大家回心转意，从而让婚姻家庭都因此归于和谐，人人得其幸福呢？显然，反其道而行之的鸡汤文也没有这么大的魔力，它有可能是牺牲了听信奉献精神的人，最后仍然毁了家庭。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出路，唯在于将人们置于能够各得其所各安其情的社会框架中，而这就要求对婚姻家庭模式进行创新，其要点则在于真正理顺婚姻家庭事务中的各种人际关系。不能指望奉献精神解决一切问题，所谓“义者，宜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适宜的模式。 从中国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一面说。当今人类的婚姻家庭事务本身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女性从家庭中的依附地位，提升到了男女平等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形成，适应于农业时代的需要，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不再适应现在的婚姻家庭事务的需要，特别是不适应男女平等的需要。时代已变，问题已变，应对事务的逻辑就不能不变，因此在保持家庭和谐这一内在精神的前提下，中国传统婚姻家庭模式的创新已经势在必行。 而且，变亦变也，不变亦变。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进行观念上的创新，但中国的婚姻家庭已经被动地发生了变化，早就没有了传统家庭的样子。 总之，时代变了，问题变了，中国的婚姻家庭也不能不变。虽然内在的道不能改变，但外显的模式却有改变的必要。也只有改变外显的婚姻家庭模式以适应新的需要，才能保持追求家庭和谐的原有中国之道。没有创新，就无法坚持。 在另一方面，就西方婚姻家庭观念及模式而言，由于摆明了的高离婚率、低生育率等现象，西方婚姻家庭模式绝不是解决中国婚姻家庭问题的出路所在，因此也就不必追求西方的婚姻家庭观念。比如现在说到扶弟魔，许多人的观念都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扶弟魔女子本人端正态度，重视自己的小家庭，而对娘家的无理要求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说白了就是要象西方人一样立足于彼此独立的人生观念，亲人之间也要将经济帐算明白，将权利义务观念弄得清楚，弃道德亲情观念而用个人权利义务观念，这明显是想以西方的观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单就扶弟魔现象而言，西方的方法或许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在其它方面会引起什么联锁反应，则非其所考虑。就整体的婚姻家庭事务而言，西方家庭的现状清楚地向我们昭示，那决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所在。 因此，我们最终只能选择婚姻家庭模式的创新，既要保持追求家庭和谐的中国传统精神，又要根据当今婚姻家庭事务的实际，创造性地设想新的婚姻家庭模式，这才是真正的出路所在。 而这方面的创新努力，将决定中国文化的未来。中国文化就是以家庭为根基的文化，处理不好家庭问题，中国文化就没有复兴的可能。而一旦她解决好了婚姻家庭问题，则其复兴也就不可遏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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