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初数十年间，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达到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之目的，为汉武帝开疆拓土、打败匈奴，把汉帝国推向鼎盛，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汉初的安定社会，被称为“文景之治”。 刘邦本人并无安邦治国的大才，但他能听从张良、萧何等谋士的劝谏，这本身就是执政者的好作风。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统治者，如唐太宗等，都具备“从谏如流”的好作风，从而也能治好国，出现所谓的“治世”“盛世”。 自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起义到汉高祖五年（前202年）项羽失败、刘邦建起统一的封建帝国为止，斯间凡八年，皆无休止的战乱，《汉书》记述：“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半乘牛车。”（《汉书·食货志》） 面对这天下破败，社会凋敝局面，刘邦君臣议定了“与民休息”政策，其祖孙几代也确实推行了这项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 战争结束后，国家下达土地和农耕政策：让逃亡的有产者回乡附籍“恢复故爵田宅”，让他们抓紧恢复生产；令将士解甲归田，士兵还乡生产者“免除六年或十二年的租税”；因饥馑沦为奴婢者，恢复自由身份，令其投入田间劳动；赦天下死罪以下的犯人，回归田里；减轻田租，实行十五税一；抑制商人，不许他们衣丝绸、乘车马，不许做官，加倍征收其税，限制经商伤农。尽量不兴土木，减轻农民的徭役，使“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汉书·高帝纪》）。 上述政策是萧何做丞相时实行的，汉初的《九章律》也是萧何制定的，用这个法律取代以前临时颁布的“约法三章”。萧何所定《九章律》，较秦律缓和，尤其是用法律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施，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代王朝中，是比较少见的。有人评论说，刘邦所以能实行“与民休息”政策，源自他本身是农民出身，是个“布衣皇帝”，了解农民的疾苦，知道农民需要什么。此说自然有道理，但有的皇帝也出身贫苦，也同样是“布衣皇帝”，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的出身比刘邦要苦得多，可他做了皇帝后给百姓留下的故事是如何“忘本”。历史事实是他制定了十分严酷的法律对待农民，利用特务残害反对者，两次大杀功臣近五万人，一次抄杀富户170余家。此是后话。 相比之下，刘邦虽是流氓无赖出身，做皇帝后却能听取好的意见，执行好的政策，理应受到赞扬。 刘邦在位12年便死去，继位者是儿子刘盈，即汉惠帝。惠帝性格懦弱，大权落在母后吕雉手里。吕后是个极为残忍的野心家，曾想大杀功臣，因形势不允许而未敢妄动。她独揽大权先后15年，仍然任用萧何、曹参、陈平、王陵等人，不改“与民休息”政策。惠帝二年，丞相萧何死去，继任丞相的是曹参。曹参不改萧何的政策，而且为“与民休息”找到思想根源，这便是“黄老思想”。 曹参曾是齐国的丞相，很能听取地方长老的意见，他曾召集齐国绅士学者数百人，让大家发表如何安集百姓的意见，其中有人向他推荐，胶西有个盖公，是个奇人，或许他有好办法。于是曹参把盖公迎入齐都。盖公说，为政道理在于清静，国家不兴扰民之事，让百姓安心种田，社会便安宁了。盖公向他介绍了上古黄帝治国办法，又介绍了庄子、老子的治国学说。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原来社会不安静，都是官府搞的，国家采取清静无为的政策，便可拱手而得安宁的天下了。曹参用了盖公的办法，在齐国做了九年丞相，使齐国大治。萧何死后曹参为汉朝丞相，一切遵循萧何的规矩，这正好也与自己为齐相时所做的一致。萧何、曹参做丞相，受到社会的欢迎，当时人们歌颂他们说：“萧何为相，觏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历史称之为“萧规曹随”。有了此二位好相，是汉朝的大幸，也是人民的大幸。甚至懦弱无能的汉惠帝和残暴凶狠的吕雉也都随着受到歌颂：“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乱之苦，君臣具欲无为，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高后纪》） 惠帝和吕雉之后的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都继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使社会经济发展，财富增多，社会安定，历史上称之为“文景之治（文景时期从公元前179年—前141年）。”文帝和景帝时一些有利民生的做法继续扩展，例如：古田赋一般为十税一，刘邦实行十五税一，文景二帝为三十税一。丰收年景时，国库充盈，还实行租税全免。文景二帝带头节俭，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文帝时有人看着宫室简陋，提出修一座露台，工匠计价要花百金，汉文帝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乃令停止修建（《汉书·文帝纪赞》）。帝与后们穿戴十分俭朴，衣黑帛，无纹绣，皇后的裙子也不拽地，为天下做榜样。文景时国家的力役大大减少，鼓励官民兴修水利，鼓励出生人口，凡民产子，免除两年的人头税和应交的赋役。 汉初几代皇帝不间断实行“与民休息”政策，七十多年后国家经济富庶，社会安定而繁荣，以后的史书不断颂扬“文景之治”。司马迁写史严谨，不大轻易颂扬，但对“文景之治”也不惜笔墨，予以称颂。《史记》记述，当时国库里的钱多得堆积如山，数不尽，用不完；太仓里的粮食每年都进得多、出得少，粱谷吃用不完而腐烂掉。天下殷富，粮食每石只能卖十余钱。人民安居乐业，“鸡鸣狗吠，烟火万里”，就连六七十岁的老翁，犹如孩童般游乐嬉戏。社会能出现《史记》这般记载，在中国古代封建历史上，实是极为少见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