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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13日，叶挺应安徽省政府之约，去立煌县拜见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开展新四军和五战区的统战工作。会谈时，廖磊首先对叶挺到来表示欢迎，感谢新四军对安徽省政府工作的支持。省财政厅在武汉订印的公账和地方银行小额钞各二百万元，还有国民政府协款八百万元，安徽地方银行新印辅币五十万元，运到皖南后，是由新四军派人掩护送过长江的。 叶挺说，这是国共合作应有之义，也是部下应该做的事。 双方从家务事说起。叶挺先发言：“钧座，听说嫂夫人千里寻夫，从柳州来到安徽立煌？”  “抗战，把我们也弄得妻离子散。吾妻胡慧，和徐参谋长、张义纯副司令夫人结伴，离开柳州柳江边的故宅，从广西大后方，辗转半个中国，于5月8日来到抗战前线。现在正忙着成立立煌县妇女抗日后援会，她们现正忙着抗日宣传。抗战打鬼子啊，我们这些军人打仗的生活是过惯了！听说你的夫人也不在身边？” 一段家常话，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中国为救亡与求三民主义之实施，故以革命精神对日作战。我们本国共合作之意旨，精诚团结，不怕艰苦与牺牲，抗战到底，必得最后之胜利。”这是叶挺的话语。 “抗战开始，1937年9月1日，桂七军在《南宁民国日报》发表'第七军奉命出发抗日救国告别柳州各界书’后，便北上奔赴抗日战场，光我们桂系，就有上海会战、台儿庄会战、徐州大会战、武汉大会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然，也消灭了数万日军。特别是上海一战，我们桂七军损失不少。我撤了两个师长，枪毙了一个副师长。”  “是啊，抗战之初，军民共振。中日双方军队都具备大规模交战能力，为了迅速决出战争的胜负，双方进行了太原、淞沪、南京、徐州、武汉大会战，我方以巨大伤亡消灭日军达十五万人。现在终于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实现了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将来，我们还要转入大反攻，收复沦陷的国土！” “民间有谚，两广不动，抗战无用。王师北定中原日，青春结伴好还乡啊。到时我们再回两广，优游于邕江和珠江大地之间，岂不快哉！”说罢，两人欢快地笑了起来。 “钧座，职军之四支队，抗战以来，莫不以遵循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之任务。一年以来，四支队抗御众多之敌军，收复广大之失地，所有战绩，为国人所共见，亦为委座历次命令所嘉奖。希夷前来，一是看望廖长官，谢谢廖长官对我江北新四军四支队的重视支持。二是上次云逸参谋长来说过，四支队粮饷不齐，给我们的经费时断时续，以万人之众，领三千人之饷，而且还拖欠不付。四支队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分，但却未受到国民革命军之一般待遇，希望长官能一如既往，视为自己部下。”  廖磊看了看叶挺，笑了笑说：“希夷，关于军饷，省政府向中央要钱，答复是平衡预算，暂时没有，说目前军饷增补困难的问题，要求各军自行就地解决，解决不了的，报请长官部另想办法。财政厅也在想办法增收节支。李长官要我们撑这条破船，我们是不能推卸的。困难很多，你们来面谈是对的。上次说过月支三万，应该兑现。关于作战指挥，四支队游击战士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也都是抵抗日本的同胞兄弟，我一直把江北四支队视为自己的部下。可是有人说你们的抗战是独自标新立异，不肯听从命令。想想也是，我四支队让开往皖东津浦路一带，你们听话吗？上次张参谋长来就议过这个话题！还开了大会进行宣布的！到现在也未完全兑现。你们的皖中防地也未与我一七六师做好交接。” 叶挺脸涨得血红：“我党中央、军部也指示四支队前往皖东，我四支队已有相当部队前往皖东。希夷此次前来，一是整理江北部队，二是督促部队东进。四支队将全部开赴皖东，在淮南铁路、津浦铁路和浦信公路之间广大地区作战。不过，四支队奉命到淮南铁路东、津浦铁路南段，要完成这一巨大严重之责任，四支队的扩充与充实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部队要扩充。我们已把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降到最低程度，但如无最低限度的必要的物质经济的供给保障，就难以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  “希夷，请你理解我吧，军饷的拖欠，是普遍的现象，国难当头啊！但我一定要兑现上次张参谋长来时我的诺言，实付省政府每月拨给四支队经费三万元。” 廖磊不敢公开破坏统一战线，但心里楚河汉界是很分明的。1938年4月，他接到命令四支队由二十一集团节制，他在合肥就打电话给舒城县长，告诫舒城县长防止四支队“游而不击，不听指挥”。在这次会见期间，廖磊也向叶挺告了高敬亭“在皖省横行骚扰”七条罪状。他把国民党有的县政府告四支队的报告拿给叶挺看，说四支队破坏统一战线。在旧社会有这样的说法：“牛吃房上草，风吹千斤石；一旦入公门，无赖不成词。”意思是写状纸一定要扩大事实，很多都是国民党方面编造的莫须有的罪名。廖磊显然懂得诉讼的奥秘，所以，他在叶挺面前重重地告了高敬亭一状。 国共合作，两个敌对集团为了民族利益联合在一起，共产党只要坚持独立自主，国民党说共产党的坏话是正常的，如果国民党不说共产党的坏话倒是反常了，也不能怕国民党批评。关键是共产党人如何看待，如何分析。1938年上半年皖中、皖东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已撤走，大部分县城和大的集镇被日本鬼子占领，地方就成了无政府状态。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借抗日之名扩大自己的势力，实行封建割据。如设卡收税，甚至于十里八里就有一个收税的卡子。什么东西从这里经过都要收税，搞得民不聊生。特别是没有盐吃，老百姓痛苦极了。高敬亭对这些武装，采取两面政策，能做统一战线的就同他讲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抗日。太坏的，群众最痛恨的，争取不过来的，就采取消灭政策。这样做当然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地方秩序也开始好转。庐江县盛家桥国民党的乡公所甚至要留下来，跟着四支队干。当然，高敬亭也没有意识到只有建立武装、建立政权和根据地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是国民党政府对此却不满意。国民党的抗日本来就是被动的、动摇的、靠不住的，他们想用统一战线来压制、限制共产党，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他们自己不作为，却又怕别人有作为。国民党安徽省当局一方面在两党中央诽谤高敬亭“无视统一战线”“擅自行动”，一方面下令新四军四支队全部向淮南铁路以东和津浦铁路南段转移，将淮南铁路以西和以舒城为中心的皖中抗日根据地让给国民党军区寿年第一七六师，想把整个大别山据为桂系所有，同时限制四支队的发展。但这时双方的矛盾还没有激化。  当时是国共合作初期，叶挺虽然领导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两大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和总指挥，但叶挺毕竟没有红军土地革命战争的经历，他对廖磊的话不会全信，可是心中对高敬亭也不免心生芥蒂。共产党内部，也有人认为高敬亭在皖中、皖东敌后行动过火，消灭土匪，发展了武装，刺激了友军、友党，是什么不讲统一战线的“人、枪、款主义”。 国共合作期间，可谓崇高与卑下同在，天堂与地狱共存，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表面上，蒋介石、白崇禧对叶挺所作所为一切照准，可是在暗地里又使绊子，1939年5月28日，白崇禧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告了叶挺、高敬亭一状： “白崇禧电蒋中正，据廖磊称高敬亭部欺骗税收购买枪支，破坏基层组织，摧残保甲人员，派粮派款。又叶挺近渡江煽惑民众扩大实力，应速饬防范。” 这就是廖磊对叶挺前来立煌县的回答。 叶挺关心四支队的东进，急匆匆离开金家寨，前往青龙厂。  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四支队只有东进才有发展、才有前途。大别山处于蒋介石和廖磊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按国民党方面的要求，高敬亭可谓动辄得咎。 3月，林维先带领支队司令部和李士怀、李世炎的特务营，东越淮南铁路，到达合肥青龙厂附近。此时，七团一部已开至定远一带。九团人数最多，仍在舒城、桐城、庐江一带。 四支队团以下干部战士，并不知道此次东进的背后有这么复杂的政治背景。 东进了，高敬亭是举过手的。此时，四支队主力八团、东北挺进纵队、江北游击纵队已东进敌后；七、九团继续东进。1939年5月，方毅同志率领八团朱绍清为营长的第二营四个连，越过津浦路东，到达来安、天长、六合、盱眙一带活动侦察，为支队主力东进津浦铁路开辟道路。 高敬亭东进迟缓的作为让所有的上级机关都大为着急，他手下各部队主要负责人，对东进的意义早已心知肚明，尽自己的努力在推动着四支队东进，用自己的努力，改变这支英雄部队的命运，用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心目中那尊战神的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英雄不是神仙。革命使高敬亭从一个农村青年，种田、杀猪、卖豆腐的能手，变成一个使敌人望而生畏的、英雄部队的领袖。他权高位重、责任重大，但由于和上级及身边人缺少沟通，再加上个性和种种误解，有时使高敬亭变了形。 笼罩在高敬亭心头的，仍然是孤独、沉闷、悲苦的浓云，非常的情绪之下，难免产生非常的举动。此时高敬亭那不满的情绪被点燃，使他无暇站在更高的瞩望点上，用更深远的目光，来看待这支队伍和自己的前程。他感觉到他本人和所献身的事业，正受到极大的威胁。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高敬亭背着叶挺、张云逸等，擅自写信令第七团、九团停止东进，公然抗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高敬亭居然和必须绝对服从的军长、军部及江北指挥部叫起板来，倘若军部向蒋介石告一状，会有什么结果呢？ 高敬亭的突然改变主意，让叶挺极为失望和恼火。在此情况下，叶挺与张云逸于5月18日直接下令，限第七团、第九团接到命令后，于20日开始陆续东进；限九团于月底到达合肥东部地区的草庙集、梁园集中，担任向淮南、凤阳地区游击之任务。同日，戴季英来电给在青龙厂的赖传珠，说七团一、三连长对杨、曹不满，要求回家不干了。郑位三到九团找胡继亭谈话。郭述申也和胡继亭——当年他任皖西北道委书记时的秘书，进行了谈话。  此时的高敬亭，身边无人协商，他也不愿和人协商，深感没有可以委任的大将、托以心腹的军师。此时，他内心有着一种突发的冲动。当权者的一意孤行，往往是在反对者的刺激中形成的。三年游击战争以来，高敬亭习惯于周围的人不加争辩地赞同他的意见，这已经成了常规。他忘了自己现在已不是一个战略区的负责人，而是有着很多上级的部下。有那么多的不同意见，来自中共中央、来自中原局、来自五战区、来自军部，还来自一些下级，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在红军时期，他就是二十八军，二十八军就是他。高敬亭积极参加大别山红军革命，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和国共和谈，他推动了历史，现在却被历史所推动，他感到再次受到命运的拨弄与损害，倨傲的心自然产生出抗拒的情绪。 他不愿看到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国民党要我们退出皖中，东进皖东淮南和津浦铁路，他们是对我们在皖中的战绩和发展害怕了；中共中央和军部也指示我们到皖东敌后去抗日，我们可以走，但是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五战区和廖磊必须先发给我们军饷、服装、弹药，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四支队不是软柿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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