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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酒醉墨说铁崖，歌彻阳春酒半醺，玉尖搦筦蘸香云。新词未上鸳鸯扇，醉墨先污蛱蝶裙。 这首诗是元代书法家杨维桢自作的《学书》。看吧，即使学习书法，也是一样的香风薰薰，醉态毕露，典型的狂狷傲世、醉生梦死。这就是一代狂士杨维桢（1296—1370）真实生活的写照。  杨维桢 目前对杨维桢的评价几乎清一色的如同下面这样正面褒扬：杨维桢是位通才、奇才、怪才。倘若说诗文书画是杨维桢贯穿一生的创作活动，那么，酒、声、色便可视为他创作欲望、创作灵感得以激发的最佳“触点”。  杨维桢书法 生于乱世的杨维桢，以诗、文、书、画、酒、声、色自慰自娱，他的作品深深烙上高逸文人的典型印记，以自由率意的真性情追求人生真谛，他把中国封建文人的人格品行、风范气度发挥到了极致。历来对他的评价大都如此，鲜有他论微词。 看来，杨维桢这位极会自我包装、自我宣传并及时取得极大收益的元末文人，真的没有辜负自己的良苦用心。仅就书法而言，原本“不以书名”的他，竟然在数百年后的当今，获得超乎寻常的声名。  由于元代久不开科举且用人方面本身也存在着不利于汉族士人的规定，不少儒士试图越过科举直接进入仕途，导致元代出现了大量结交权贵以谋官职的“游士”。尽管杨维桢32岁中进士，但仕途踬踣，故在47岁丁忧后补官未果至55岁补杭州四务提举之间的近十年时间，不断上书求仕，托人求荐。 但不知为何几乎所有论者均将这段坎坷挫折说成是杨维桢得以成为“文章巨公”的激励因素，如有人说五十岁以后，他虽刻刻不忘忠君爱民之大业，但世事乱极，他无力回天，只得寄情于诗酒声色，最终成就了一代文豪的地位。  他出行必带歌妓，优游必置酒畅饮，作诗必有侍妾端砚。他以酒助兴，以声衬情，以色张意，借以填补他胸中的不平之气，这一切注定了他的创作不可能不奇谲，不可能不狂怪。纵情声色、生活糜烂，显然是乱世文人逃避现实、麻醉自己的自我堕落行为，怎么到了杨维桢这儿就成了令人艳羡的举动了呢？ 事实上，杨维桢并非什么填补不平之气，而是一种无奈之举，是为了摆脱不官之时依靠“教授市中儿”为生的窘境，更是为了结交权贵、名人与商人的途径，同时又宣传了自己，可谓一举多得。  求仕不得便纵情声色，而且还是一边求仕一边放浪，比如杨维桢跟妓女在一起的生活约是避居江南的50岁前后最为频繁，而此时的他还不断上书企图仕进，杨维桢给我们演绎了一个非常矛盾乃至人格分裂的人生。 以致其诗文创作也能体现这样的一种分裂，一边能够创作奇诡晦涩的古乐府，一边又创作浅俗易懂的竹枝词。  虽然大学士徐有贞认为有“步履自高”的评价，但批评说“铁崖狂怪不经”，与李东阳一样，可谓一语中的。而这也给当代很多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想象，认为个性鲜明的杨维桢书法之作，的确可算是悖离传统、自立门派的突出一例。 尤其是这一现象发生在讲究书法创作法度的元代书坛，其意义便不同寻常。实在想不明白，“不以书名”的杨维桢，其意义怎么就不同寻常了？  倪瓒与张雨杨维桢皆交善，但倪瓒盛赞张雨书法，却对杨维桢书法只字不提。还有更蹊跷的是，如果杨维桢书法真的那么高妙的话，为什么那么多与他相交的文人雅士，都默默无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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