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兮？祸兮？疾控中心重启对外技术服务

随着上周山东疾控中心和安徽疾控中心两家省级疾控机构高调官宣，重启面向社会的收费性技术服务，疾控系统一类保障、二类管理的终于不再是纸面的呼吁，开始了首轮落地实施。

私下跟其他省份同行探讨了一下，听说不少地方疾控也在磨穿擦掌，跃跃越试，计划也开展对外技术服务，正所谓别人家的疾控中心都别人家已经“对外开放”了，你们家还在“闭关锁国”吗？

那么对我们普通疾控人来说，疾控中心重启对外技术服务利弊如何？是福是祸？

下面小编为你一一道来。

前情提要

《三国演义》第一回开宗明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疾控系统的对外技术服务的经历恰是如此：

自疾控体系成立之初，就存在着对外技术服务，并延续十年。

后来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疾控中心被划归为一类公益单位，所有的收费项目在数月之内戛然而止，迎来了数年的空窗期，在此期间从事相关业务的人员，调岗的调岗、离职的离职，行业经历了大调整，一片哀鸿遍野之声。

自那时起就一直存在要求疾控系统一类保障、二类管理的呼声，特别是去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相关的呼声日益强烈，各种小道消息也是满天飞。

近日山东疾控中心和安徽疾控中心两家省级疾控机构高调官宣，使得疾控系统一类保障、二类管理的呼声终于有了落地结果。

福兮？祸兮？

对于这样的改革结果，疾控人都举双手赞成吗？

不是的，疾控人的态度基本分为两派：

一派人认为此次改革是福，另一派认为此次改革是祸。

改革是福？

认为此次改革是福的疾控人主要秉持的观点是：

①能够增加疾控效益，可以发更多的奖金，增加疾控的收入；

②一定程度上锻炼了疾控人员的技术能力；

③充分利用疾控的硬件设施，有效盘活了疾控资产。

改革是祸？

认为此次改革是祸的疾控人主要秉持的观点是：

①疾控对外收费后会丧失公益性，这是在走回头路，与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精神相违背；

②疾控内部存在分配不均，导致不赚钱的传染病、慢性病等业务没人干，弱化疾控的传染病、慢病本等技术能力弱化；

③疾控赚钱后政府投入减少，疾控陷入“自己当人民健康的看门狗，还得自己买狗粮”的窘境。

福大于祸

改革是福派和改革是祸派说法都有道理，但是总的来说，小编认为此次改革利大于弊，应该是福大于祸！

为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疾控的本质是什么？

官方将疾控中心定义为“实施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我们在此大胆地提出一个与官方不同的定义：疾控就是防疫领域的国防军！

对于国防军来说，众所周知

“国不可一日无防，军不可一日无备。”战争是有规律可循的，但在什么时候打响、以什么方式进行是不确定的。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到纳粹德国闪击苏联，无不说明了这一点。正是有了万千官兵坚守岗位、常备不懈，才有了国家的和平安宁、人民的幸福安康。

对于疾控来说，也是如此。

“国不可一日无防疫，疾控不可一日无准备。”疫情是有规律可循的，但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方式发生是不确定的。从非典，到新冠，无不说明了这一点。正是有了万千疾控人坚守岗位、常备不懈，才有了国家的和平安宁、人民的幸福安康。

因此，疾控和国防军相似之处在于，身系国家安全，需要长期地保持备战状态、需要不断地演习来保持战斗力。故两者都是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职能的一部分予以保障的。

其次、要回答的是改革的本质是什么？

改革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既然是调整既有利益格局，那么肯定地说，就可能存在照顾到一些人的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损害到另一些人的利益。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改革就是冬天晚上盖着一床短小的被子，无法同时盖住头和脚，盖头就脚冷，盖脚就头冷。

自古改革都绝不可能在一片赞扬和掌声中进行。《中国改革史》的序言中曾经提到：指责别人保守落后于事无补，关键在于改革者是否能真正地实事求是，能否制定出符合社会实际的改革方案。古今中外改革很多，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原因就在这里。

 

改革原动力

那么推动今天疾控一类公益、二类管理的原动力是什么？

来源于国家对疾控技术能力下滑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盖过了对疾控开展对外技术服务后机构公益性降低的担心。原因有三：

其一、公共卫生是一门实践科学，行业专业都是干出来。大家知道的公共卫生专家没有一个人是在学校培养考试、毕业后就成了专家的。行业人才的成长需要大量的实践练习的机会。而前期疾控取消收费之后，相关的实践机会骤然减少，新人在一定时间内因得不到锻炼而无法成长起来，人才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小编曾经遇到过某省疾控中心毒理方面专家，他忧心忡忡地说，自从没了对外收费项目，毒理试验数量骤减，科室里面的年轻人一年做实验、看片子的量，还赶不上过去一个月的量，这样下去年轻人可怎么成长。所以取消收费导致实践机会骤然减少，从知识上看导致了疾控人员知识跟不上行业发展，出现知识断档；年轻人无法快速成长，出现人才断档。

其二、实践不足导致了疾控中心无法履行社会职能。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进步，越来愈多的卫生管理职能由疾控中心承担，比如成立了各种技术质控中心。然后在上述实践机会减少导致的知识断档和人才断档的情况下，疾控中心对其他人进行质控，那不是以及昏昏使人昭昭吗？

其三、实践不足加剧了疾控中心“体制内养老院”化的趋势，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极度浪费。长期的实践不足，会潜移默化的改变疾控人的心态。既然干多干少都一个样，那么何必苦兮兮地追求自我技术的进步，上班摸鱼不也是过一天吗？在这种工作氛围里面，就会形成能者多劳不多得的不良组织文化，然后大家都不愿出头干活，整个疾控体系逐步加速养老院化。既然人都不干活了，那么前期政府加大投入购买的哪些设备就只能闲置吃灰了。如此以往，是对疾控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等物力的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极大地消解了前期政府加大疾控投入的政策效果。

综上，推动此次改革的原动力，就是国家对疾控人技术能力下滑的担心，外加对疾控系统人力、物力浪费的厌恶。

有人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家不加大投入，增加疾控人的实践机会呢？

问着问题的人，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如果要增加投入，增加多少投入呢？一亿，还是十亿元，这笔钱给谁？怎么给？钱用来做什么？如何才能保证有效果？

如果补贴技术服务的供方，比如疾控，让他们免费去给别人做技术服务，相当于破坏了现有的第三方技术服务市场，必然印发就业等一系列矛盾，得不偿失。

如果补贴技术服务的需方，那他们拿着这笔钱为什么要求找疾控做，而不是相对价格便宜的部分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呢？那这样疾控依然得不到锻炼，得不偿失。

如果补贴疾控培训费用，那么很可能搞成上课模型，一个专家讲课，大多数人听，似乎是听明白了，但是没有上手的机会，学的东西很快就忘记了。

综上，即便在不考虑钱从哪里来的情况下，仅仅怎么花钱这个问题就是个无解的死结。

 

自我定位

疾控一类保障、二类管理的政策下，疾控的自我定位是什么？

疾控自我定位有三：练兵、标尺、杠杆

发挥练兵作用，前述已及，主要是锻炼技术能力，避免人员断层、设备荒废、技术浪费。

发挥标尺作用，作为第三方服务市场的一个准直标尺，发挥技术质控中心的作用。

发挥杠杆作用，作为政府用来控制第三方市场的隐形杠杆，疾控定价100元，第三方机构很难超过100元，因为疾控的实力和信誉（后者更重要）在哪里摆着呢。

 

那么疾控一类保障、二类管理的政策会一帆风顺吗？

当然不会。政策执行的阻力来自于外部的反对和内部的掣肘。

外部反对主要来源两体制内外两方面：

体制外，主要是第三方机构反对。本来技术服务市场竞争就很激烈了，这个时候疾控下场参赛，会让竞争更加激烈。譬如在一个很挤的公交车上，每个在车上的人都不希望再有一个人上车。第三发技术服务机构反对的主要理由就是疾控下场属于“红顶商人”参赛，破坏市场公平竞争。

体制内，主要是教师等事业单位群体反对。不患寡而患不均，凭什么疾控能一类保障、二类管理，我们不能。不行，这不公平。

内部掣肘主要来源于疾控内部：

主要问题是对外技术服务的收益如何分配。如果都给参与对外技术服务的部门，那么他们肯定有工作积极性，但是哪些无法参与对外技术服务的人就不干了。如果平均分配，那么参与对外技术服务的人会觉得不公平，凭啥我们干活，大家一起分钱，导致工作没有积极性。

综上，疾控一类保障、二类管理的政策落地不会一帆风顺，阻力来自于外部的反对和内部的掣肘，怎么搞好内外的平衡是关键。

 

在此大形势下，作为普通疾控人我们该怎么办？

政策改革我们左右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练好自己的本领。如果有机会参与对外技术服务的话，尽可能参与，能多赚一点是一点。最关键是保持自己的技术能力不下降，避免温水煮青蛙的结局，即便以后不干疾控工作了，也可以去第三方。

 

结语

甘蔗没有两头甜，任何一个政策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改革和政策的洪流中认清方向，顺时而动，事半功倍，而不要逆势而为，事倍功半。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