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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苗接种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大面积开展，是否应该让孕期女性接种疫苗，成为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决策。以下是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国际疫苗获取中心的公共卫生专家给出的相关意见： 孕妇发生重度新冠肺炎的风险是否更高？ 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与未怀孕的人相比，孕妇发生重症新冠肺炎和死于新冠的风险更高。例如，孕妇需要接受重症监护和有创通气的可能性要高出 3 倍。怀孕人群中的总体死亡风险较低，但与未怀孕的相似人群相比，死亡风险更高。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孕期罹患新冠病毒疾病与早产率升高有关。 对于怀孕期间感染新冠病毒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我们的了解正在逐步加深。这场大流行持续的时间刚刚超过一年，这使我们目前对新冠病毒在孕妇（尤其是他们的后代）中造成的健康风险所知非常有限。 目前尚不确定怀孕期间感染新冠病毒是否会对胎儿的发育造成危害。当前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向胎儿的传播是极为罕见的。但是，母体的重症可能会对胎儿造成严重的影响。例如，一些研究发现，怀孕早期的发热与某些特定的出生缺陷风险增加有关。由于这场大流行仅持续了一年多，尚无相关数据揭示子宫内暴露对宝宝童年时期长期结局所产生的影响。 还有非常多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随着孕期的变化，风险会如何改变？无症状感染有哪些风险？此外，目前有关新冠和怀孕之间联系的信息大部分来自于高收入国家，这限制了这些信息的全球通用性。 孕期接种新冠疫苗是安全的吗？ 现在，全球有成千上万的孕妇（包括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以色列）接种了新冠疫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报告提示存在问题。此外，目前在美国获准使用的疫苗——辉瑞-BioNtech、Moderna 和强生（暂停使用），以及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均不含有病毒的活体或复制成分。因此，病毒复制、穿过胎盘并感染胎儿的情况是极度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更好地表征每种新冠疫苗在孕期的安全性。 尽管从临床试验中尚未获得新冠疫苗的孕期特定数据，但是已在怀孕的实验动物对这些疫苗进行了研究。对妊娠动物的研究被称作发育毒性和生殖毒性（DART）研究，可以为在孕妇中进行疫苗研究提供保证。从辉瑞-BioNtech、Moderna 和强生（暂停使用）的 DART 研究数据，以及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初步 DART 数据中，均未发现问题信号。小部分参与这些疫苗的研究性试验的动物已经怀孕了，研究者也没有发现涉及风险的信号。 各国和全球监管当局对孕妇接种新冠疫苗持什么立场？ 新冠疫苗缺乏怀孕期的数据，这使得监管和公共卫生决策变得十分复杂。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公共卫生机构都迟迟不能对孕期注射新冠疫苗给出明确的建议。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相关公共卫生当局的立场是，应当允许孕妇（通常是有资格接种获批疫苗的人——例如怀孕的医务工作者或其他怀孕的优先重点工作人员）可以基于疫苗所产生的获益是否超过风险的判断，自行决定是否接种疫苗。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对迄今为止评估过的疫苗的立场。 以色列的卫生部和疫苗优先委员会建议孕妇在孕中期或孕晚期进行疫苗接种。美国大多数司法管辖区考虑到孕期具有更高的新冠风险，已经开始向孕妇提供疫苗，这些司法辖区包括哥伦比亚特区、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 产科医生对孕妇接种新冠疫苗有何看法？ 美国美国妇产医师协会、美国母胎医学会和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等专业协会，均支持在获益超过风险的情况下在孕期接种新冠疫苗。 孕妇应当如何对获益和风险进行考虑呢？ 首先，辉瑞-BioNtech、Moderna、强生（暂停使用）和牛津-阿斯利康这四种疫苗都能对重度新冠肺炎提供非常高水平的保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些疫苗在孕妇中的功效比在未怀孕的同龄人中更差。 其次，新冠疫苗接种为每个孕妇所提供的保护效应的重要程度，取决于他们被感染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感染后发生重症的可能性有多高。 孕妇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因人而异，被感染的风险大小至少取决于三个因素：
如果已被感染，孕妇发生新冠重症的可能性也因人而异。虽然怀孕本身就是发生重症的风险因素，像糖尿病、心脏病或过度超重等疾病则是更大的风险因素。怀孕的同时患有高风险疾病的患者在感染病毒后，比没有这些疾病的孕妇更容易转为重症。 孕妇还应当考虑自己是否有替代的感染预防方式。例如：他们可以请假或暂时转岗至低风险的工作吗；他们是否有高质量的个人防护装备；如果家人被感染或发生了病毒暴露，这个人是否能够安全地与其它人隔离？ 什么时候能看到孕期接种疫苗的相关数据？ 一些需要优先接种疫苗的人已在怀孕期间接种了新冠疫苗，公共卫生部门正在收集他们的妊娠相关数据。许多国家都已展开了注册研究，以记录正在接受新冠疫苗接种的孕妇的经历。 此外，目前至少一家疫苗开发商（辉瑞-BioNTech）已开始对其疫苗进行孕期专项试验，该试验将在 9 个国家入组 4000 名孕妇。 相关数据的缺乏会给孕妇群体造成哪些困境？ 由于缺乏妊娠期使用新冠疫苗的相关数据，使得有关孕妇使用新疫苗的安全性的证据是滞后的，并且这一不公平的模式还在继续 。这种不公平至少在两个重要方面上是存在伦理问题的。 首先，人们可能因为怀孕而被拒绝予以疫苗接种，或是在获得疫苗时遇到障碍。目前，大多数卫生当局所采取的姑息措施使个人可以为自己做出决定，这在伦理上是适当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缺乏政策指导、本地指南，或是医务人员的建议等等），证据的缺乏都意味着孕妇将面对无法使用高效疫苗的不公平境地，而他们本可以从中受益。 其次，即使孕妇有资格进行疫苗接种，由于公共卫生当局没有明确地推荐在孕期使用新冠疫苗，决定是否接种疫苗的重担、以及承担相关风险的责任就被转移到了孕妇的身上，而他们没有怀孕的同伴们则拥有循证基础和公共卫生部门的推荐来为自己的疫苗接种决策做背书。虽然来自医学专业协会的赞成意见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但没有孕期特定的证据或明确的孕期推荐，孕妇的决策就仍然存在因强烈的风险厌恶造成偏差的风险。 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能够出现一些证据，足以让公共卫生机构至少就某些新冠疫苗在孕期的使用给出清晰而明确的建议。与此同时，产品尚未获批的疫苗开发者们也被鼓励更快地进行孕妇群体的研究，或者采取措施来系统地收集其产品在妊娠期的安全性证据。 随着新数据的出现和新政策的出台，我们将继续更新相关信息，介绍相关疫苗对孕妇群体的适用性。 作者： Ruth Faden，卫生政策与管理教授，约翰·霍普金斯伯曼生物伦理研究所创始人， 1995 年-2016 年担任该研究所所长； Carleigh Krubiner，约翰·霍普金斯伯曼生物伦理研究所副教授； Chizoba Wonodi，国际卫生部副科学家，国际疫苗获取中心尼日利亚国家主任。 免责申明： 此信息仅用于科普目的，不能代替医疗意见。 编辑：Joan Liu 资料来源： https://www./covid-19/articles/covid-19-vaccines-and-pregnancy.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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