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彬，德国最著名汉学家之一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 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系主任。 顾彬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 上世纪80年代末，顾彬开始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向》及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获得了2007年中国奖金最髙的诗歌奖。  莫言在一个研讨会上  《莫言文集》，作家出版社出版 顾彬谈莫言 莫言的问题正是长篇小说的问题，也是长篇小说的现状，它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危机。如果我们不考虑《红楼梦》之类完全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古典小说，那么长篇小说其实是现代性的产物。它是由诸如马塞尔·普鲁斯特( MarcelProust，1871-1922)、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vce，1882 -1941）、罗伯特·穆齐尔（R0hert Musil，1880-1942）和海米托·冯·多德勒尔(Heimitovon Doderer，1896-1966)——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包括钱锺书（1910-1998）之类的小说家创造出来的。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拥有一流的、创新的语言以及深刻的思想和寻找独特形式的能力，所以很难跟他们竞争。 但不管是谁，只要能写出500到1000页左右的小说来，总得接受别人拿他跟这些人中的一个作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公平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熟悉现代文学大师的渎者会对当代小说报以极高的期待。 我认为，创作于1945年后的小说没有一部能真正满足我的期待——恰恰相反，我觉得都很无聊，即使是在读君特·格拉斯( Gunter Grass)的《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时也一样。虽然这是一部德文名著，但无法让我心悦诚服，因为它似乎并没有解释清楚1933年至1945年间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莫言的情况也一样。撇开他的啰嗦和其他小毛病不说，他对语言的运用还是相当老练和奏效的。但我发现，比起翻阅我喜爱的那些史学家的著作，他没能让我更充分或更深刻地理解1900年之后、1911年之后或1949年之后的中国。是否真的要让莫言（或余华）这样的小说家来解渎历史，这当然见仁见智。他的工作可能只是重现自己那个时代或之前那个时代的画面。但即便只是描绘画面，很多中国当代小说家笔下的画面也是千篇一律，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根本无关紧要。他们毫无节制。 这就是莫言作品的问题。他跟王安忆一样，一刻不停地写。他俩都是写作成瘾的人，原因很简单——他们都受到过创伤。 作家当然可以通过写作来疗伤，但还应该有些别的东西，应该对他自己经历过的所有危机、凶险和暴力加以提炼，让叙述者或隐含的叙述者超越作者在现实中的角色以及他的生活经历。同时，还要把个人的观察转换成普世的真理，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就是这么做的，他为自己的皇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1913-1927）安排的基本主题就是关于时间和记忆的问题。再比如钱锺书，他把现代婚姻设定为《围城》(1947)的潜在议题。 跟钱锤书作一下对比，我们会注意到莫言小说里的另一个深层缺陷。幽默几乎在中国当代文学里彻底绝迹。原因是作家们顺理成章地开始思考关于人类的大问题了。诸如祖国、民族、国家或人类等议题贯穿所有作品，好像连诗人都应该知道其中的道理。而欧洲的严肃作家会避开这些议题，因为它们实在太宏大了，只能用很粗暴的方式去驾驭。我发现，1945年后的作家但凡试图把握此类宏大议题的细微之处，无不以媚俗和琐碎收场。 莫言的作品里几乎找不到幽默，大概就是因为存在着令人窒息的创伤。这种创伤给人留下无法愈合的印象，所以它似乎只允许叙述者和主人公表现仇恨。无论是神对世人的爱、基督教的爱还是儒家的爱都不见踪影。人们互相残杀，而且叙述者往往只用贬义词来描写人物。德国的文学批评家把这类作品称为“酸型媚俗文学”( sour kitsrh) 。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再次拿莫言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作比较了。以林语堂( 1895-1976)为例，他的作品不但有很强的幽默感，而且充满了对中国的爱、对中国人的爱、对在祖国寻找到的所有缺点的爱。他并非没有看到1949年之前和之后那些年中国大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作为一名曾经的激进分子，林语堂却能克服痛苦，冷静下来做一个宽容的人。对他而言，报复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至今仍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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