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六名中国幸存者遭遇了美加排华法案、美国囚禁华人移民的天使岛、英国秘密遣返中国船工等种种惨烈的历史事件。 |作者：冯璐 |编辑：杨雨 |编审：劳灵格 方荣山掉进冰海里，冷到发抖，四周漆黑一片，哭喊呼救的声音不绝于耳。他抓住一块漂浮的门板，奋力爬了上去。他从不认命，也不认怂，就是凭着这股求生的蛮劲，命悬一线的他硬撑到救生艇的到来，成为“泰坦尼克号”上最后一个获救的人。而救起他的，是英国指挥官哈罗德·罗威。 这是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船难，1517人为它陪葬。1997年，英国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以此为蓝本，拍出著名影片《泰坦尼克号》。所有人都羡慕影片中Rose和Jack的世纪爱情。但几乎无人知道，导演卡梅隆的灵感其实来自于船上这名幸存的中国人方荣山。  · 《泰坦尼克号》剧照。 和方荣山一起幸存下来的中国同伴还有5人。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上所有乘客中最为特殊的——最不受欢迎，并且被美国驱逐出境。即便遭遇如此重大的灾难，死亡近在咫尺，但他们还被当时的西方媒体污蔑为：因贪生怕死挤上妇女儿童的救生艇的中国人。而英美男子让妇孺优先入艇，尽显高贵刚毅之气。 对此，这六名幸存下来的中国人一直未有机会辩驳——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缺乏自信，处于某种“种族主义自虐”的状态，海外移民总被排斥和污名化，却无法为自己争取话语权。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海报。 多年以后，方荣山和罗威都已不在人世，彼此的后代却因为一部纪录片的拍摄见了面，如同一场海上的世纪重逢：“我们很荣幸找到了彼此。” 4月16日，这部由卡梅隆监制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在中国大陆上映。电影揭示了100多年前泰坦尼克号上六名中国幸存者的真实遭遇，以及此后他们在历史洪流中如同云朵般变换的命运。 纪录片的调查和拍摄人员发现了方荣山写的诗歌：“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Rose 的自救方式来自一个中国人 1912年4月10日上午，英国南安普顿港人群攒动。方荣山手握编号1601、价值56英镑9先令11便士的三等舱船票，与另外7名同伴一起走上舷梯。他穿黑色中式长衫，戴一顶圆帽，还蓄着长辫，行李箱里却装着正式的西装和领带，因为他下一步的人生计划，是去美国俄亥俄州做生意，以便尽快摆脱自己的劳工身份——当时的美国排华法案，只针对劳工，不包含学者和商人。 十几岁时，方荣山就逃离当时“土客械斗”泛滥的故乡——广东台山，远渡重洋去了海外。方荣山只是一名水手，在没有身份的地方辗转、拼搏，遭遇冷眼、嘲笑与误解，连登上泰坦尼克号也得使用化名“Fang Lang”并挤在下层甲板三等舱里。但那种闯荡新世界的激情和光环，还是吸引着南中国一名妙龄女子漂洋过海嫁给他。 泰坦尼克号向北大西洋驶去。在1997年经典电影《泰坦尼克号》的虚构情节中，晚风吹拂下，穷小子Jack拥着展开双臂的富家女Rose，眺望大海尽头，还带Rose去三等舱跳舞，一切都太过美好。而对于这8名中国人来说，他们并未见过来自头等舱的美丽少女，只是兢兢业业承担着最苦最累的烧锅炉工作。或许在某个完工的时刻，他们也曾和Jack一样意气风发，在甲板上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King of the world”。  · 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三等舱舞会。 到了第四天深夜，方荣山和同伴们突然感到船的颤动——巨轮撞上冰川。就在这个深夜，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埋葬了Jack和Rose的爱情，连同整个“泰坦尼克号”一起。 不过，包括方荣山在内的6名中国人都活了下来。其中，方荣山没能登上救生艇，而是在大船沉没过程中掉进海里。他用一具浮尸的皮带，将自己绑在一块门板上，就这样凭着顽强意志力，挺到折返的救生艇赶到，成为最后一个被救起的人。而这个情节，正是《泰坦尼克号》剧本创作中，Jack把Rose托上门板使其获救的重要灵感。 当时救援方荣山的指挥官哈罗德·罗威回忆，当方荣山发现身边一位船员因劳累过度快要晕倒时，仍旧坚持着接过船桨用力划起船来，“像英雄一般”。 另两名和方荣山一起掉进大海的中国人不幸遇难，其他5人则凭借自己的航海经验，“反其道而行”，在震耳欲聋的哭喊呼救声中，沿船右弦往船头方向跑。中国乘客Choong Foo率先逃离到13号救生艇。其他4名中国人赶到右舷，在妇女儿童未坐满的情况下，搭上倡导“妇女儿童优先”的头等舱专属救生艇。 值得一提的是，泰坦尼克号一共准备了20艘救生艇，可以容纳1000多人，但最后活下来的只有700多人。几乎所有幸存者被送至纽约港口，接受医院治疗。唯独六名中国幸存者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只能滞留港口，如同被世界遗弃的孤儿。他们连岸都没上，就被驱逐到另一艘驶往古巴的船上接着从事苦力。 尽管大难不死，他们的逃生经历却被《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刻意污名化：这几名中国人装扮成女人偷摸混进救生艇，窃取妇女儿童的生还机会。这些诋毁甚至延伸到“中国人有贪生怕死、不守秩序的种族劣根性”的层面。一时间，这几个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黄面孔”被口水淹没。不懂英文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谣言，更无从辩解，只是像往常一样继续在异国挥汗如雨。  · 当时西方媒体的污名化报道。  拍片如同侦探破案 这部纪录片最初始于美国海事历史学家史蒂文·施万克的研究。施万克召集来自中、美、英等国的十几人组成调查小组，花费1000多天进行考查取证，努力还原与当年船难现场中国乘客相关的点滴往事。 2015年调查刚启动时，施万克和英国纪录片导演罗飞闲聊，将自己手头的课题告知了多年的老朋友。当时，幸存者名单上用英文字母拼写的汉语名字（Ah Lam,Lee Bing，Fang Lang，Ling Hee,Chang Chip，Cheong Foo)，就是施万克最初掌握的全部信息。  · 泰坦尼克号上的6位中国幸存者。 “拍'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的故事如何？” “船上有中国人？”罗飞很惊讶。后来罗飞和中国朋友聊天时发现，他们也都不知道这事儿。这反而增加了他拍摄的兴趣，最终决定启动这个项目。 “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在如此有名的沉船故事里发现了一段未明的历史，有责任把它拍摄出来。”罗飞说。 就这样，罗飞跟随施万克的调查视角进行跟拍。他们辗转多国，阅读历史文献、求助相关专家，甚至通过模拟实验来还原六人的求生方式，力求整个调查客观克制。 其间，罗飞辗转联系上《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梅隆，希望他能给到一些建议。在卡梅隆的电影中，其实有拍摄方荣山获救时的画面。可惜的是，这段画面最终并没有剪辑到电影里。 卡梅隆很快回复：“我知道你们这个项目已经好久了，希望能碰个头，我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们。”他对泰坦尼克上中国幸存者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不断问调查团队“你们挖出来什么新东西”。在片中出镜接受采访的同时，卡梅隆还主动提出要给影片做监制。  就这样，从最开始的六个英文名，到了解他们的汉字名、出身以及去向，调查和拍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一点点揭开这场20世纪最严重海难里中国人的人生际遇。  来路和前路更加崎岖 船难发生时，这些中国幸存者最小的24岁，最大的37岁。他们在劫后余生的退让和谦恭中无声息地流落到世界各地。 这六名中国幸存者遭遇了美加排华法案、美国囚禁华人移民的天使岛、英国秘密遣返中国船工等种种惨烈的历史事件。一战后，很多英国商船上缺水手，很多中国水手便应征上船，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付出青春和汗水，拿的薪水却只有白人船员的五分之一。一战结束后，英国把他们视为不安定因素，拒绝这些人入境。 和当年为美国修建大铁路的遭遇一样，被长期利用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在失去利用价值后被迅速抹去，再次被秘密强行遣返，与留在英国的家人天各一方。阔别家庭已久的他们，显然已无法再安然归乡，只能继续在异国隐姓漂泊。 施万克站在清冷的墓场里、看着眼前的伦敦华工纪念碑。在华人的持续抗争下，英国直到2017年才逐渐开始承认华工的事迹，并公开纪念在英劳工。 然而，他们依然在历史洪流中勤劳、隐忍、顽强地过完了自己一生，如同夹缝中奋力生长的种子。方荣山在1912年4月被迫成为船员后，隐姓漂泊了8年，直到1920年终于进入美国。但他直到1955年才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整整35年间，他一直以非法移民的身份在芝加哥艰难生存，尝试过经营一些生意，比如开洗衣店、餐厅，但都失败了。每一次生意失败后，他就回去继续做餐厅服务员。 晚年的方荣山是一个笑容可掬的矍铄老人，经常从美国给远在大洋彼岸的亲朋家人寄钱接济。即使是在餐馆做服务生，也每天都穿笔挺的西装。70岁那年，他去租房，被对方羞辱：“我怎么可能租房给你们'黄种狗’？”方荣山一拳把这名白人揍趴跪倒在地。可以想象，这一拳背后是多少伤痛与委屈。 和一代华人移民一样，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华人度过了颠沛流离的一生，有的在印度失联，有的死于肺炎，有的被遣返回香港后消失，有的去加拿大开咖啡馆，沉默寡言，但经常免费送牛奶给路过的孩子喝，有的则因重名太多查无此人。而他们所有人都像有一种共同的默契：对至亲绝口不提“泰坦尼克号”。 100多年后，因参与拍摄《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的缘故，这些幸存者的亲人聚在一起，在台山的港口点起6盏在海浪间漂浮起伏的灯——在长辈当年出发的地方，纪念他们漂泊而又坚韧的一生。 而在这六个人的生活中，泰坦尼克号其实就是一件小事，因为来路和前路更加崎岖。人类史上最大的海难，也不过是他们生命里无需赘述的一道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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