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载入史册的是其与军队同履战场的惊险经历和被人们认同的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相比之下，救护总队的军医教育系统似乎是副产品，然而它却有着特殊的影响力。 近代中国军医制度素不健全，军医缺乏，无法适应大规模军事冲突对军医的渴求。由于有在国外及协和医院多年的学者经历，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在筹组救护总队时很快注意到这个问题，设想在中国发展军医教育。1938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卫生暑在长沙合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对军医官兵进行分期分批的培训。不久，更名为军政部内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卫训所”培养了很多军队医护人员。 1939年春，“卫训所”随总队部迁图云关，定名为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主任林可胜。“卫训所”培训计划和管理等方面由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和贵阳陆军总医院负责。经林可胜励精图治后，形成了以卫训所为中心的军医训练体系。  贵阳图云关（1939） 图云关卫训总所中专科专设，门类分明，体现出一个庞大的医疗技术组合。总所下设若干学组：组织学组（主任汪凯熙医师）、内科学组（主任周寿恺医师）、外科学组（主任张先林医师）、防疫学组（主任先后：启荣、施正信、薛荫）、X线物理学组（主任荣独山）、微生物学组、生物学组、生化学组、环境卫生工程学组、护理学组、理疗科、复健学组等。门类齐全，技术力量比较雄厚。担任各学组、科主任、教官的都是国内外知名的医界人士。除以上所提医师外，还有如陈文贵、柳安昌、周美玉等医界名流。各科都由该科专家或医师对口指导。  冯玉祥（中）视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 卫训所内分学员大队和学生大队。前者来自战区兵站或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般培训1至3个月，再回原单位。后者属养成教育，分军医、军护、检验等班，受教育时间也较长。  救护总队编写的教材（1940） 最初，可用作课本的中文教材很少，卫训所专家们便自己编写或翻译，为统一教学和作业，林可胜制定了各科作业规程，各科专家据此撰写教材，最后由林可胜审定并转香港付印，出版后运回，分发给总所、分所的各学组和科室以及有关军医机构、救护队。各规程列举必要的诊视规定及处理程序与方法，其中内容都与战地实际对照后几经修改，实用性强，对战地救护具有指导性作用。卫训所先后“为部队培训各级医护人员数万人”，是战时全国最大的救护人员培训基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卫训总所将军医教育向更大范围拓展，以培养军队急需的医护人才。1941年，在林可胜主持下，在陕西、江西、湖北、四川、湖南建立了5个卫生训练分所。第一分所在陕西褒城，陈韬医师为主任；第二、三、四、五分所分别在江西上饶、湖北老河口、四川黔江、湖南东安，负责人分别为刘经邦、马家骥、彭达谋、林竟成医师。每个分所驻地同时驻有红十字医疗大队，大队长即为分所主任。各分所利用健全完善的设备和教育系统为所在战区不断培训医护人才，并对各战区医护工作给以就近指导。卫训总所与分所，构成了一个网络式的教育体系，成为抗战时期军医的摇篮。 图云关军医教育系统中，另一个有机部分便是成立于1943年6月的卫训所实习医院。这是林可胜亲手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教学医院。主要是配合卫训所教学、供受训军医护人员临床实习。在林可胜经营下，该院形成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专家们时常组织学生进行病案研讨会、读书报告会。学员们通过这些途径逐步加深医学理论修养并积累了诊断经验。由于实习医院负责解决战时后方医院无法诊疗的疑难病症以及开设一般门诊服务，所以院中也有病房等设施。贯穿于教学中的“查房”培养学生们尽职敬业、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在这里接受培训的年轻人在优良教育思想的影响下，积极进取，业务上精益求精。据记载，从这一“摇篮”中走出的人才中，结业的军医、军护人员四五千人，各种技术人员如检验员、X射线技术员、环境卫生工程技术员、卫生员等四五百人。他们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积累了有生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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