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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在军长聂凤智的率领下，奉命开赴安徽省无为，开始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做准备。 1949年 5月，身兼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北兵团司令、五十一军军长的刘昌义率部起义，为解放上海创造了有利条件。  鲜为人知的是，刘昌义率部起义前，便已参加了上海地下民革组织，有了“待机起义，迎接解放”的想法。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起义的，是聂凤智将军。准确的说，是聂将军用一棵萝卜刻了陈老总的大印，命令五十一军放下武器，这才有了刘昌义的起义，为解放上海铺平了道路。 聂凤智是在红四方面军中，由士兵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著名战将。解放战争时期，聂凤智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25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27军军长等职，参与了莱芜、孟良崮、胶河、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成长为一代名将。  1949年2至3月，中央军委命令渡江战役总前委，将百万大军分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准备在汛期到来之前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解放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时任27军军长的聂凤智按照命令，立展开渡江准备工作。在此期间，他指派“先遗渡江大队”深人敌后，“导演”了一出动人心魄的“渡江侦察记”。 侦察兵历来是部队的眼睛。“兵马未动，侦察先行”，一直是聂将军的打法。但是现在被宽阔的长江所阻，怎么才能搞清楚敌人的布防情况呢？  在多次带着军、师、团领导到江边了解敌情、地形、水情，选择登陆地点时，聂凤智便对部下说：“国民党在长江南岸部署了115个师，形成了所谓水陆空立体防线，如果我军登陆地点选择不当，部队将暴露于宽阔的江面上，遭到敌人的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 为了选择一个好的登陆地点，聂凤智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反复观察、研究。一天，他在江边检查渡江准备工作时，看到几位正在吃午饭的战士碗里有韭菜和青菜，而其他战士的碗里则没有。聂凤智一问才知道，原来这几位战士是水性极好的侦察兵，他们昨天奉侦察科之命试着过游过江侦察敌情，但并没有碰上敌人，于是顺手在对岸拔了一把韭菜和青菜，回来打打牙祭。  聂凤智一拍大腿：如果派遣一支侦察分队过江，与对岸的地下党取得联系，不就能掌握敌人的情况了吗？只是要想派支武装侦察分队潜入江南，决非易事，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因为当时国共双方正在北平谈判，武装侦察行动一旦失利，会被国 民党拿来作为破坏和谈的口 实，也会给后续渡江作战行动蒙上阴影。 聂凤智将这个想法上报兵团后，兵团为慎重起见，又向三野和渡江总前委进行了汇报。最后，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批准了这个方案。  4 月6 日，二十七军由侦察科长慕思荣带着 '先遣渡江大队' 偷渡到了对岸。为行动方便，大家都换上了国民党的军服。上岸后，他们在当地游击队的帮助下，基本摸清了第二十七军当面之敌的兵力部署 、江防敌军番号 、敌军调防、地形、炮火位置以及沿江河流、水文等重要情报。 大军渡江前夕， '先遣渡江大队'一部分侦察员，乘着一只采菱木盆返回北岸（木盆现保存在北京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在这次渡江侦察中，有几名侦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为我军提供了重要情报。  4月20日晚上，我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先遣渡江大队留在对岸的几位侦察员，在敌后山头燃起一堆堆篝火，给我军炮兵指示射击的目标，出色的策应了大军胜利过江 的艰巨任务。 聂凤智对 '先遣渡江大队'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你们像一把插入敌人软腹部的尖刀，搅得镇守江南的敌人寝食不安，草木皆兵。 对敌人在政治上、心理上所起到的震慑作用，甚至超过了这一行动直接的军事意义。 先遣渡江大队为'百万雄师过大江’立了头功。 ”  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军区文化创作员沈默君，根据先遣渡江大队的战斗经历，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拍摄之后迅速风靡全国，深受全国人民喜爱。聂凤智将军本人，也是这部电影的'忠实粉丝'。 我军过江后， 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在苏州河北岸率 43000 余人举行起义，投向了人民的怀抱。刘昌义起义是上海战役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对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苏州河迅速解放全上海，对全歼国民党顽抗的残敌，保全上海这座大都市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对减少我军在解放上海中的伤亡，做有着重要意义。  刘昌义在起义前，也是很犹豫的。这位出身西北军冯玉祥部的国军将领，早在抗战初期便在张家口组织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在此期间，他便同八路军取得了联系，配合八路军打鬼子。 1949年5月25日上午，我军占领了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一鼓作气打到了苏州河边。敌人凭借北岸的火力网，负隅顽抗。 为了保全上海这座城市，中央要求解放军“既要打军事仗，也要打政治仗，尽量做到完整地解放上海”。 当时防守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正是由刘昌义率领的51军。27军几次冲锋，都被51军压了回来。为了完整地解放上海，聂凤智决心做刘昌义的工作，减少伤亡、突破敌人的苏州河北岸防线。  我军谈判代表王仲民举着写有“和平使者”四个大字的白纸，嘴里喊着“我有要事要见你们的军长，马上送我去军部!”，慢慢的向敌人的阵地走去。刚刚走到苏州河桥头，就被几个国民党士兵扭住，将他送到了军部。 王仲民与刘昌义在西北军共过事，见到刘昌义后，王仲民便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指出国民党的失败已不可避免，刘昌义如果继续顽抗，必然没有好结果。刘昌义提出要跟解放军的高级官谈判，王仲民便邀请刘昌义“过来”谈。  下午4时，刘昌义见到了27军81师政委罗维道。刘昌义提出保留部队的建制和番号，同意放下武器。罗维道便陪着刘昌义来到位于虹桥路的解放军27军军部，受到了聂凤智的热情接待。 聂凤智当着刘昌义的面，要求刘昌义的部队必须于集结到江湾地区，其防区由解放军接防；如果不执行这个命令，27军将会马上解决掉刘昌义的部队。聂凤智还答应刘昌义，会尽快将他起义的事报告给陈毅司令员，保证51军上下的安全。  刘昌义虽然当场表示接受我军的条件，但在返回后又有些忐忑。因为他认为聂凤智并不是战役的最高指挥员，陈毅才是。自己没有得到陈毅的当面保证，不知道放下武器后，安全能否得到保证。于是在返回自己的指挥所后，又给聂凤智打来电话试探。 当时的陈老总正在渡江总前委，一时之间根本不可能来给刘昌义保证什么。但是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晚一分钟夺回上海，就多一分钟危险。为了保证不出意外，聂凤智决定略施小计，促使刘昌义早点放下武器。 在电话中，聂凤智对刘昌义说：“刘军长，你要搞清楚，现在摆在你面前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光明大道，你要是走这条路，你部全体官兵和包括你太太、子女的安全我们都可以保证；如果你要走另一条道，那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刘昌义还不死心，问道：“保证我部官兵生命安全的命令，是陈毅将军的意见吗？陈毅将军现在什么地方？” 聂凤智斩钉截铁的说：“陈老总就在我们后面，他已经下令接受你们的起义，命令已经送到我这里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刘昌义这才放下了心头的石头，但还是说：“我们能再面谈一下吗？” 聂凤智知道刘昌义的顾虑，爽快的答应了。蒙在鼓里的参谋长还在问“陈老总的命令在哪儿？我怎么没看到？”聂凤智大笑起来，说：“你不会写一个啊！去找人用萝卜刻个陈毅的章，不就有了？” 当刘昌义看到那份盖着陈毅大印的“命令”后，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马上以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的名义，对上海的国民党部队和交通警察总队广播，要他们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5月26日上午8时，解放军接管了刘昌义部的阵地，解放军从造币厂桥和永安桥等处浩浩荡荡开过了苏州河，苏州河北岸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聂凤智没有食言，刘昌义起义后，其部队大多被编入解放军。1950年，刘昌义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担任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顾问一职，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上海市常委，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事后，陈老总听说聂凤智用萝卜私刻了自己的印章，哈哈大笑：“好你个聂凤智，你也是胆大包天啊！” 不过对于自己的这位老部下，陈老总并没有怪罪。陈老总本人的风格便是不拘小节，只要是对革命有益的事，他是绝对不会计较的。何况聂凤智还是老总的爱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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