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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晚报》2021年04月19日 B06版   项苏农 吴下好讼之风的由来 “讼”字，最早见于《易传·象传上·讼》“天与水违行，讼”，意思是天体的运行轨迹是从东向西的，江河之水的流向是从西向东的，天与水是逆向而行，象征着人们由于意见不合而打官司。《周礼·秋官·司寇》进而写到“争罪曰狱，争财曰讼。”郑玄在《周礼注》中解释说“讼，谓以财货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争也。”进而又解释为：“以手曰争，以言曰讼。”戴侗在《六书故》中，则解释为：“争曲直于官有司也。” 由此大概可知，在古代人的观念中，讼是一种用言语方式向官府提出请求决断财产归属的行为。又由此可知，这种行为如果一直不停地上演或者重复，成为一种特别的喜爱或者风气，就是古人所说的“好讼”了。 最早将“好讼”这种行为，形诸文字记录的人，是宋朝大名鼎鼎的苏轼。他在《上皇帝书》中是这样写的：“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从中可知，苏轼他老人家是持“厌讼”态度的，对所谓的讼事，是深恶痛绝坚决反对的。在此以后，受主流社会厌讼的流风所及，就有一个明朝人程登吉出来做了普及工作，在他写的儿童读物《幼学琼林》中，用了很通俗的文字，先是说不要和人产生法律纠纷，因为“与人构讼，曰鼠牙雀角之争”，后又解释说“好讼曰健讼”，也就是说“好讼”即是爱打官司，明确表示这是很不好的，所以就开宗明义地说“圣人以无讼为贵”。 《明史·况锺传》曾记载：“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锺乘传至府，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从中可知，至少在明朝宣德年间的时候，苏州已经好讼成风了，以至于刚刚上任的知府况锺，也免不了先吃了一个下马威，面对要请他立即判决的案子，只得“锺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 清代历史学家钱仪吉编辑的《碑传选集》，是一部清代人物传记汇编，其中收有一篇“陈太保大受碑”。文中记叙了乾隆四年，陈大受从安徽巡抚转任江苏巡抚，他看到康乾盛世下的吴中代表地区是这样的：“而江苏赋最天下，地大政殷，俗尚华侈、好斗、喜讼，吏多滋奸，素难整。”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吴地好讼是有原因的，概括地说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赋役繁重社会矛盾增加，二是出于生计被迫自我保护，三是为了私利不惜假手讼师，四是官僚腐败胥吏推波助澜，五是诉讼规则变相鼓励好讼。 常熟老者为求书而好讼 好讼作为一种个体的自主行为，其实开始于唐代而非宋代，作为有案可查的第一人，应该是一个生活在吴地常熟县的老者。 在苏轼写的《题跋176则》中，有一则“书张少公判状”，开始部分是这样写的：“张旭为常熟尉，有父老诉事，为制其状，忻然持去。不数日，复有所诉，亦为制之。他日复来，张甚怒，以为好讼。”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苏州吴县人张旭在常熟县当县尉，也就是负责整个常熟县的社会治安工作。这个张旭可不是一个普通人，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有记载，说他嗜酒如命，常常是大醉以后就一路呼号狂奔；说他行为怪诞，特别喜欢在大醉以后用一头长发蘸墨写字。总之整个人表现得疯疯癫癫，所以在世的时候就被人称作“张颠”，以至于他在常熟的住所，也因此改名为“醉尉街”，成为书法爱好者的朝拜圣地。正因为如此忘我投入，张旭遂以独步一时的狂草而闻名全国，被当时的人们视若珍品，争相收藏。去世后不久，他所写的草书就作为文化遗产，和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一起被唐朝文宗皇帝誉之为国宝“三绝”，下诏书进行特别的保护。 为了收藏张旭的作品，当时有一个住在常熟的老人家脑洞大开，不惜没事找事自我贬低身份，一连数日通过一再地打官司的途径，获得了张旭亲笔为其代写的两份诉状，但是他还不满足，又第三次兴冲冲地去常熟县衙告状。 张旭听说有人告状，急忙放下手中酒碗，传唤衙门胥吏，连忙摆开升堂阵势。当他看见又是这位老人家时，顿时大怒，把手中的惊堂木猛地一拍，大声呵责道：“你这个大胆刁民，打官司倒是打出瘾来了。竟敢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几次三番前来滋事诉讼，骚扰我大唐公堂，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 好在那位老人家急忙做了解释：“非敢讼也。诚见少公笔势殊妙，欲家藏之耳。”说我其实不是来打官司的，实在是因为太喜欢您老人家的书法了，想来想去，觉得只有通过一而再再而三打官司的途径，才能够有机会获得您老人家亲自为我书写的状纸，才能够有机会多多欣赏到您老人家的生花妙笔，不得已才想出了这个下下之策。 吴江南汇嘉兴最好讼 明朝初期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专门颁布了一份《教民榜文》，其中说“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好词讼者多，虽细微事务，不能含忍，径直赴京告状”，意思是说，吴中人民喜好词讼的历史很是悠久。 《万历野获编》是明朝沈德符编写的一本具有史料性质的书，其中有一篇《县令处分人命》，开头就说“吴俗最嚣”。说的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在苏州这个地方，好讼行为已经蔚然成风。沈德符接着又特别指出“吴俗最嚣”的地方所在，在《吴江异人》一篇里，开篇写道：“吴江为吴郡壮县，然俗嚣浮好讼，比于他邑为难治，而异人则间出。”也就是说，早在明朝的时候，苏州府的吴江县，因为好讼风气盛行，就特别的难于治理，在苏州地区已经赫赫有名了。 在《海忠介抚江南》这一篇中，沈德符详细写了好讼的过程：“至民间兴讼，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吴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语。”由此看出在好讼过程中，苏州地区的不良秀才，也就是未入流的读书人，积极地充当讼师，自始至终是参与其中的。 《清史稿》中也多处有“吴俗健讼”的记载，说的就是苏州这个地方的人，最喜欢打官司了。其实这个说法在民间早就有了，清朝的吴县人沈起凤，在《谐铎》一书中直截了当地写道：“江以南多健讼者，而吴下为最。”如果追根溯源来讲，最早说出这个意思的人是明代的常熟人徐复祚，他在《花当阁丛谈》书中，首先说到“吴人之健讼也”。 吴人健讼“为最”，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 清朝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写道：“同治六年，余初任南汇县时，厉精图治，遇民间讼事，一经控诉，立即提讯，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三月之间，除寻常自理之案外，审结历任积案三百八十余起。” 要知道这个南汇县，是从原来的松江府上海县分出一部分地方，在雍正二年新设立的县。根据雍正七年重修、乾隆元年书成的《江南通志》记载，可知“南汇县雍正二年分县，人丁四万五千八十五丁，又审増三百八十九丁，实在人丁四万五千四百七十四丁”。 从乾隆元年到同治六年，中间仅仅相隔三十余年，考虑到因太平天国引起的战乱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南汇县新增加的人口应当有限，估计人丁四万六千丁吧。由于担任南汇县知县的陈其元，没有进一步说他到底处理了多少件“除寻常自理之案外”的诉讼，根据他到任三个月的时间来看，二三十起案件大概有吧。这样算的话，他就经手处理了四百多起案件，再加上前任已经审结过的案件，对四万六千人丁基数来讲，接近百分之一的占比，应当说是很大了。 再看看府一级的健讼又是什么程度。 说起浙江嘉兴这个地方，《清史稿·阎尧熙传》对此记载道：“俗健讼，良懦不得直。讼府，下县，或不理，奸猾益无忌。尧熙始至，日受状三百。”说的是有一个名叫阎尧熙的人，是雍正年间浙江省嘉兴府的知府。在上任后第一次审案这一天，接到的诉状竟然多达三百份。清朝实行的是“逐级复审制”，《大清律例》规定；“军民人等遇有怨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如审断不公，再赴该管上司呈明，若再屈抑，方准来京呈诉。”所以府是诉讼的第二审级，一般不直接受理案件，而是复核州县上报的刑案和一审当事人不服判决的词讼自理案件。嘉兴府尚且如此，下面相关县衙的词讼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吴下谚联》看好讼风气 吴下地区好讼之风，从《吴下谚联》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出一二。这是反映清代嘉庆年间社情民意的一本书，由当时江苏省青浦县人王有光，收集并整理了流传在吴地一带的谚语俗语等民间用语。这本书中共有三百余条吴下谚联，其中有些谚联与好讼有关，而且从中还可以看到这些词讼背后的社会背景。 例如“图准不图审”这条谚语，除了反映当时的青浦县“词讼事件，岁以百计”、嘉定县的词讼事件“岁以千计”的客观事实外，还说出内在原因是两县之间对词讼事件不同的处理方法。对因为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和由此产生的陋规常例，嘉定县不是像青浦县那样由原被告双方平摊，而是规定一律都由被告方承担。因此民间一有纠纷时，双方都怕自己成为被告，就常常是先下手为强，争先恐后地跑到嘉定县衙去起诉，这也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嘉定人要比青浦人更加好讼。 再如谚语“仵作子帮衬活死人”。吴语中的仵作子就是唐朝官话里的仵作，该称呼最早见于唐代李商隐的《杂纂·恶行户》，其原文是“暑月仵作”，指的是以帮助丧家殓葬为业的人。到了宋朝，在郑克撰著的法学著作《折狱龟鉴》中，仵作就开始指为官府检验命案死尸之人了。这条谚语有三个意思，其中有一层意思是“若遇一种健讼之人，装伤抬验，为仵作者，竟喝报致命重伤，俾打架者押医取辜，加等治罪”。说的就是好讼之人和仵作子相互勾结，讹人钱财使人坐牢。当好讼之人提出对受伤者进行验伤时，仵作子故意把受伤者的伤势说得很严重，从而导致打人者，不但要多出冤枉的医药费，还要被关进监牢里吃冤枉官司。从中说明在发生的好讼行为中，其实有许多是被胥吏操控的。 又如在“人命两家穷”这个谚语里，说到了这么一件事情：“吾乡一耆民，生平为人排难解纷，然未免涉及分外，恩怨参半耳。上宪访提到案，诘以私和人命，多至三十六头。乃从容对曰：'是亦不能。某果私和三十六头人命，则已保全七十二家矣。’上台颔而释之。”衙门由于官司太多来不及处理，于是就有好讼之人出面替官府代为处理纠纷，其中有不少还是人命官司。由于难免要得罪另一方，所以这个人就被官府捉住了。但是他一点也不害怕，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虽然私了了三十六件人命案，我却是问心无愧的，我为七十二家人家解决了久拖不决的纠纷。”他最后就这样被官府无罪开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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