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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老太太嫁给徐家，开始了小心翼翼的小媳妇儿的生活。老太太讲，结婚当天，夫妻俩盖着新被褥独立居住，没过几天，新被褥还给了我父亲的表哥，我奶奶也回到这件十平米以内的小屋。一家三口同居在一个屋檐下，喘口大气，老奶奶都能听到，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很多年。 那时，我父亲21岁，是家里的独子。我奶奶在我父亲14岁时守寡，从北京回到娘家，从此住在于场下坡（天津市河北区），和她的哥哥（我父亲的舅舅）住在一个院子里。我父母的媒人，就是我父亲的舅舅家的表姐，结婚时借的新被褥都是我父亲表哥的。 老太太经常说，那时，表姐在一家麻袋铺工作，经常能从单位带一些缝麻袋的零活，发给各位在家闲在的妇女，挣钱养家，我奶奶就靠着这些零活贴补家用。 那时，我父亲在一家意大利人开办的出版社做活字排版印刷，收入不错。日本投降以后，外国人开始撤离天津，这家印刷公司，也遇到了经营困境，慢慢的就关闭了。我父亲辗转来到北京打工，因为思家心切，这时，恰巧老太太生病，我父亲没在北京几个月，就又回到天津。 老太太病的不轻，看了许多医生，不见起色，很多医生都不看好，不给医治。苍天有眼，终于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从一个老中医那里，讨来了一个偏方，要到北京去买衣服成药，也许有救。多方打听，得知，这个中药，不零卖，需要二十大洋买一料才行。家里没钱，也就作罢。好巧不巧，奶奶在缝麻袋的姐儿们中提起此事，有一个姓何的大姨，也和老太太的病症相似，她从北京买过此药，吃了一半，病就好了，她的家中还有半料成品中药。但是，十个大洋，家里还是拿不出。1946年底，国内战争正酣，各方都需要士兵，国民党在抓壮丁，有一家人，不想自己的孩子去当兵，愿意出十块大洋找一个人代替自己的孩子去当兵。为了给老太太治病，我的父亲就去当兵，换来十块大洋，给老太太买药治病。天道昭彰，老太太吃了药以后，病情好转，把药全部吃完以后，慢慢的就痊愈了。 1948年，我父亲随军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我父亲复员回津。 1952年我姐姐出生。1953年，我大哥出生，1958年，我二哥出生。1962年，我奶奶因病去世，同年，我出生。1968年我大姐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1969年，我妹妹出生，弥补了老太太思念下乡女儿之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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