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应用案例故事——明英宗妄动开战端    土木堡之变做俘虏

       明英宗妄动开战端  土木堡之变做俘虏 

       孙子兵法在谋攻篇中强调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敌人，也要了解自己。这是孙子兵法的精髓之一。今天咱们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典型的不知己，不知彼，狂妄开启战端，导致一场大败，整个王朝由盛转衰。这就是发生在明朝中期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有明一朝，明太祖朱元璋以布衣百姓起家，在元朝末年的血雨腥风中逐渐成为一方豪杰，最后打败各路豪杰，把占领中原近百年的蒙元驱逐，恢复华夏，建立大明王朝。明初的几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自然是一代雄主，成祖 朱棣从他开始，天子守国门，迁都在北京，他与北方草原民族数次大战，导致蒙元势力衰减，内部不断分裂，对大明的威胁减弱。第五代皇帝宣宗朱瞻基，年少时就被祖父成祖朱棣带的身边，甚至朱棣远征漠北的时候也带着这位圣孙，教导如何领兵打仗，所以，这位守成君王，开创了仁宣之治。明朝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万国来朝。可惜，这位太平天子仅仅在位10年，在38岁时英年早逝。更可惜的是他的儿子，英宗朱祁镇长在深宫，不知民间疾苦，9岁登基当了皇帝，朝政有祖母张氏主持，有贤臣辅佐，继续执行宣宗时期的各项政策，社会民生都也在发展。可是，生在帝王家，长在深宫里的小皇帝，只有太监是他的玩伴，他信任太监王振，依赖王振。到20岁亲政时，仍然事事都依靠王振。太皇太后张氏在的时候，王振不敢擅权弄事，张氏故去，辅政的三位老臣先后退休，这王振利用皇帝的信任，开始在朝廷内遍植党羽，明朝太监专权从这时开始。

       当时大明朝廷宦官专权，胆大妄为到什么程度呢？咱们先说一个后来也要出场的人物，一个是太监喜宁 ，一位是英国公张辅 ，事情发生在土木堡之变的前两年。太监喜宁也深受明英宗的信任，喜宁看中了辅国公张辅家的一处田宅院子，就想抢占去，他的弟弟喜胜带着自净奴就去拆这处院子，自净奴就是净身了，但没法进入宫廷服务，就在权贵家当奴仆的人，喜胜强拆，自然和佃户发生殴斗，打死孕妇，一尸两命。张辅到司法部门提告，喜宁反咬张辅也蓄养自净奴。

      司法部门谁也不敢得罪， 问题上交到皇帝圣裁。英宗竟然拉偏架，他赦免喜宁，让喜胜花钱赎罪，直接行凶的家奴边地充军；张辅家的自净奴也被充军。位极人臣，四朝勋贵，托孤大臣，曾是成祖朱棣手下战力第一的大将，远征安南，让安南人臣服的军神啊，从此只能多次任奴欺凌，忍气吞声的避祸。大明朝廷，太监专权，在事变之前已经是这般地步了。英宗称呼太监王振，叫王先生，喜宁只是巴结王振的奴才，张辅已经连奴才的奴才都惹不起了，谁还能去制止王振的胡作非为呢？这是明朝当时朝堂的境况，已经不是雄主朱棣时的样子了，甚至不是太平天子宣德皇帝朱瞻基时的样子了。

      明朝的军队怎么样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先后建了三大营，皇帝直接节制，对外可以守国门，对内可以震慑藩王，明朝初期几十年一直是最强战力的军队。前面提到的张辅在征讨安南时，发现安南火器使用的优点，用降将在工部任职，建成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加上五军营的重装步兵，三千营的机动骑兵部队，明朝初年就是靠三大营把蒙元势力逐出漠北，直接导致他们分裂成了几个部落，势力衰弱。可是，有史料表明，就是这么一只战斗力强悍的部队，在英宗时期开始变得涣散。首先，三大营的指挥权被宦官集团把持，镇守内臣，也就是太监做监军，掌管三大营各部的日常事务。这些人不懂军事，不会练兵，但是他们擅长把营中精壮兵士派去垦荒，或者去自己田地去劳作，给自己干活、种田赚银子，名曰太祖旧制屯田。钱，按照亲疏远近私分。大营里留的是老弱充样子。你想，军队战时能战，靠的是平时训练，技能阵法，都是要反复练习，才能在战时发挥作用啊。这些太监监军们掌握基层军官的晋升大权，往往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入军队镀金，升迁还很快，而真正能打仗会练兵的既没有指挥权，也没有升迁的机会。三大营的基层军官管制体系已经在崩溃边缘。

       塞外的蒙元势力在被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前后几十年的打击下，蒙元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 。成祖朱棣用了14年，先后五次征讨塞北，重创鞑靼和瓦剌。鞑靼和瓦剌也都表面上臣服明朝。后来，瓦剌打败鞑靼，并吞其各部落的人马，瓦剌太师也先在英宗时期统一各部，逐渐强大起来。英宗正统十四年，瓦剌太师也先派遣使臣2000多人到明朝朝贡，要求赏赐。那时候，明朝的朝贡体系就是一种贸易方式，边陲少数民族来中原王朝朝贡，带着各种产品，名义是给皇帝进贡，实际上是等着皇帝的赏赐，而一般来说皇帝的赏赐会远远大于朝贡的价值，这样朝贡者得到实惠，赏赐者得到万国来朝的面子，皆大欢喜。

       可是，这次来的人多了，据说还谎报多出一千人，掌权的王振又很吝啬，他不准瓦剌提出赏赐要求，还价直接砍掉五分之四，这次朝贡让没有占到便宜的瓦剌太师也先极为恼怒。开始调集人马，兵分四路攻掠明朝的边境城市。也先亲自带兵攻击大同，大同守将吴浩战死，大同丢失的战报就传到北京城。

       明英宗此时已经23岁，面对战报一筹莫展，问王振该怎么办。王振说，不就是几个瓦剌骑兵么，何足挂齿，皇帝御驾亲征，瓦剌兵一听说不就望风而逃了么。英宗看王振说的如此轻松，竟然就觉得这事应该是很轻松就搞定了，想象一下父祖都曾御驾亲征塞外，认为自己亲征也一定是出师必捷。皇帝决定御驾亲征，三天后出发。可是明朝的大臣们可不这么想，兵部和吏部的主官都纷纷劝谏，三天？三个月准备也不一定可以啊。结果英宗不听，一意孤行，劝谏者治罪，结果朝堂再无反对声音。

        这年七月，英宗和王振带着调集的大军出发，出居庸关往西开拔，号称五十万，实际估计有30到35万人。王振对待军国大事极为儿戏，出征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本就没有细致周密的筹划，就仓促出发。进入山区后士兵又冷又饿，物资和粮食的保障根本没有提前进行，兵士没有准备秋衣，苦不堪言。而瓦剌听说明朝皇帝亲征，他们就先撤退，观察明军的态势，准备诱敌深入。而王振听说瓦剌有撤军退却的迹象，就跟皇帝说是天威所致，瓦剌已经害怕的撤军了。王振以为瓦剌军撤退，也就就坡下驴，宣称获胜，班师回朝。

       可是，这问题就出在回去的线路上了。明军应该按计划原路返回，从大同经宣化，过土木堡，经怀来城，入长城的居庸关，这就回到北京，当年成祖朱棣出征塞外就是这个线路。不知怎么搞的，从大同出来，传令皇帝要途经蔚州，军队就来了一个右转弯，往南奔蔚县去了。可是刚走了40多里，军令又变了，要军队改向东行，往宣府方向走。原来，问题出在王振身上，他想让皇帝路过他的家乡，也让家乡人看到他的地位和权势。可是走了一段路，他想到这几十万大军，去他家乡，他在老家田地众多，万一人马踩踏他的田宅，那可就不好了。他就又去改变皇帝的心意，皇帝对王振言听计从，就发生了这样的一日之内军令多变的事情。其实有人建议皇帝，此时明军就奔蔚县走，然后入长城紫荆关，就安全了。而且也不绕路。可是，年轻的皇帝可能觉得不按照成祖的胜利路线回京，那多没面子啊。还是命令明军绕路回宣府，按原路回京。军国大事，就这么折腾了几天时间，前进速度缓慢，粮草也跟不上，士兵饥寒交迫，怨声载道。可是，瓦剌大汗也先可没闲着，当他发现明军兜了个大圈子，他可就有时间直接追击到明军了。他带着兵马，马不停蹄地去追杀过去。

       明军经过宣府，在土木堡，可是瓦剌也先的骑兵先头部队也追上了，明军拼死抵抗，算是稳定了战线。这时有大臣趁天色上没有黑，建议皇帝立即再走二十多里就可以入怀来城，王振不准，因为他有一千多车的财物没到，没经过勘查就决定土木堡的高地扎营等候。还有大臣苦劝皇帝，敌酋大部队还没到达，皇帝立即轻车简从，快速前往居庸关，以保万全，王振还是不准。在土木堡耗掉2天，也先大军到达，而土木堡扎营的地点，没有水源。挖地数丈不得水，全军人马饥渴了2天，战斗力几乎丧失。也先大军看到明军人数上占优势，假意派使者谈判讲和，皇帝和王振竟然信以为真，命令移营取水。结果全军松懈，争相去附近小河取水，也先一看明军营寨混乱，发动攻击，可怜明军几十万人被分割数段，失去有效的指挥，一些将领和士兵逃散，部分将领只能各自为战。护卫将军樊忠眼看明军全军覆没，怒发冲冠，大呼我为天下诛此贼，以锤击杀王振，而皇帝只是瑟瑟发抖的坐在地上，束手待擒。

       土木堡一战，大明开国积攒了近百年的军事家底打光了。三大营全军覆灭，随皇帝出行的文武官员，勋贵武将大部分殉国，前文提到的张辅已经七十多岁了，护卫将军樊忠都战死疆场。而且皇帝被敌国俘虏，造成一些系列的内部政治问题，勋贵武将阶层从此几乎再无实力可以影响朝局，无法平衡文官阶层和宦官，皇帝只能更加依靠宦官奴才去平衡文官集团，这为后来的变乱埋下祸根。

      这场惨败的因素很多，主要原因就在于皇帝年少毫无治国经验，加上宦官王振也是宵小之徒，善于专权敛财。明朝前几代皇帝文治武功，国家实力完全在瓦剌之上。即使明朝实力强大，敌人也不一定望风而逃。他们对自己的实力盲目乐观，战争准备仓促，后勤补给根本没有周密布置，行军时军令朝令夕改如同儿戏，而对敌人的变化根本没有详尽的了解，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明朝君臣对自己的优势过分自信，对自己的劣势根本就不了解，对敌人的变化也根本不了解，这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知己知彼，是孙子兵法中贯穿始终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孙子兵法的精华内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通过这个故事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学习前人智慧，精彩自己人生，咱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