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过于信赖自己的眼睛，以为只要是亲眼看到的就一定是真实可靠的，可事实上并不是，有时候你的眼睛和大脑也会欺骗你。摄影师阿德里斯·拉提夫曾拍摄过一幅极其能佐证这一观点的照片，照片里一位身穿军装的男子，向一对躲在灌木丛中的母子弯腰伸出了手，邀请他们出来。画面宁静祥和，传递出一幅友爱和平的气息。画面中人物的姿势很容易让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军人，即将要帮助这对受困于某种灾难的母子，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画面中这位军人的另一只手上紧握着一只手铐，而这对母子是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他们将被送往大约3公里以外的边界墙。宁静安详的背后，是两个国家动荡的时局，普通民众颠沛流离的命运。因此眼见不一定为实，要时刻警惕我们感知的方式和大脑对我们的欺骗。所有物种的感知模式都由基因决定，通常恒定而久远，不会轻易发生变化，除非发生基因突变或者基因构型改变转化为新生物。但通过对感知模式的解析，我们人类可以一定程度上改造思维方式。因为人类虽然具有动物的原始基因，但站在食物链顶端的我们大脑有很强的可塑性。人类的感知模式通常是，把自己的感知能力直接覆盖在需要被感知的对象上，而很少去思考对象的本质意义。普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信奉看见之所见，例如我们在看到一只羊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它是一只羊，而不会追问它是观念还是物质。因为大脑在做出反应判断的时候，受制于理性大脑和感性大脑的影响，而对于大部分没有刻意训练过的人来说，感性大脑要更加的强大对自主判断的影响更深，感性大脑的运作过程和方式皆比较简单，往往靠第一反应判断事情。而理性大脑会主动调动记忆的功能、复杂的计算方式、比较规划决策等功能。
大脑在展开运作的过程中需要在消耗和功率之间做出取舍，而人类的最根本基因就是趋利避害。理性地思考需要更高的功率，占用大量的注意力资源，且展开的过程相对缓慢，会影响到大脑同时处理其他讯息。所以自然而然大部分人的感知思考模式，倾向于信息处理加工机制较低的非理性思考。非理性思考机制产生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人类对自己已知的信息储备量过于自信，一部分是因为天生的惰性基因，倾向于能够轻而易举就得到的结论，正如德摩斯梯尼所说：“一个人想要什么，就会相信什么。”关于非理性思考导致大脑对自我的欺骗，锚定效应亦非常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论点。基因本身感知的思维方式受制于低等物种，例如我们在生活中第一次见到某一个东西时，第一印象是最深的。此后即便有证据证明我们的第一印象是错的，个人也很难去纠正自己的既有印象，这本质上就是大脑和眼睛对自我的欺骗。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先问参加实验的其中一半人：“他是在9岁之后还是之前过世的？”对另一半人会问：“他是在140之前还是之后过世的？”这些问题看起来既愚蠢又似乎没有意义，因为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甘地绝对超过9岁，但不可能活到140岁。且看上述实验的结果：第一组猜测甘地去世的平均年龄是50岁，第二组是67岁。两组数据都和正确数据相去甚远，但显然两组数据都受到了初始数字的影响，也就是对一个问题的第一印象。所以，若一个人想要更加透彻地了解所见所闻，不轻易被大脑和眼睛所欺骗，就要懂得警惕分辨第一印象的惰性和过度自信的繆判，诚如孔子说所言：“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警惕大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既能够让我们看见更大的世界，也可以辅助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更正确客观，从而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当然一个成年人要改变已经形成的固有思维模式，会是一个非常艰难且漫长的过程，但只要坚持修炼我们总能习得更优越的视角。当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不要立刻给出结论，觉察自己内心的偏见倾向，注重细节，尽可能地客观、多面地寻找细节，探索问题的真相。卡尔·波普尔写道：“科学思维的本质是我们从不确信任何事。”检验一个观点是否正确的唯一方式就是证明它是错的，卡尔将这一过程称为证伪。因此当确定一个观点之后，试着从反面的观点思考推论该观点是否成立，不断质疑挑战自己的思维模式，多角度看待问题。在证伪的过程中不断地接近最真实的逻辑。比如你买股票，在参考了大量的数据以后，你选择了其中的一支或几支，但对于那些放弃的股票不要全然不顾，而是继续追踪，以此来判断自己的决策是对的还是错的，弄清楚你当初不买这些股票的原因是什么，那些让你顾虑的原因是否是正确的？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多问自己当前的不利因素，以防止自己过分盲目乐观忽视负面影响，也有利于改掉自信过度的毛病。人类始终更乐于追求全面客观的真理，而不是困在已知的陈规旧俗里；但人类同时又经常会骄傲自大且懒惰，每个人潜意识里都有一座天平，应该往哪边倾斜自行决断。参考资料：Satterthwaite TD, et al. (2014) Impact of puberty on the evolution of cerebral per- fusion during adolescenc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1:8643–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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