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博：由篇及卷：区位关系、简册形制与出土简帛的史料认知

由篇及卷：区位关系、简册形制

与出土简帛的史料认知

杨博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摘  要：器物在特定情境下具有特殊意义。出土简帛的史料意义与学术价值，需要首先从文献分篇、分卷及分类等层面来综合考虑。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分卷叠压关系，提示出土简帛的区位关系应可作为考虑出土战国秦汉简帛各篇、诸分卷关系与文献性质、类别判定的重要准绳。出土简册形制的相似，提供了战国竹书文献分类、聚合的实例。出土战国秦汉简帛的研究，应对通过区位关系、简册形制判定文献性质、史料分类提起重视并抱有“同情之理解”。

关键词：区位关系；文献性质；简册形制；分卷；出土简帛

1.

问题缘起

长期以来，出土文献被看作是完全可以征信的材料。近年来随着简帛文献的大发现以及学界研究的深入，学者开始意识到，简牍文献存在文献性质的差异，对其中蕴含的史料价值不可一概而论。如清华简《保训》中的“惟王五十年”，该篇称武王“发”，据文意可知此处的王是指文王。或以为此即是文王称王的坚实依据，印证了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就已经称王；[1]或认为文王受命是文王接受商王室的册命，“册周方伯”“惟王五十年”是后人的追记。[2]双方争讼的焦点，其实正是目前学界需要厘清的问题。清华简《保训》的抄写时代约在公元前305±30年，[3]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其时上距殷周之际已逾六七百年，其所记为实录或后人追记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在研究过程中确实存在主观倾向取舍的可能。

从古史史料学的眼光看，简帛文献作为历史记载的一部分，属于文献史料的范畴。[4]出土资料也好，传世文献也罢，都需要进行史料批判。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一样，也需要接受严格的审查，它并不具有无需证明的可信性。这种认识也就为古史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按照现行的简帛分类方法，对于文字校勘、文本流传等基础性研究尚无大碍，但是在运用简帛文献资料进行古史考证上面，就不得不面对这一大批史料的鉴别、辨析、分类、考证等属于史料学范畴的基本问题。笔者曾从史学角度将楚竹书文献主要分类为“世”“书”“史”“语”“子”等五种，继而考察诸类文献的史学价值，[5]而简牍帛书的出土信息及书写载体的形制特征，或亦可成为解决此问题的有益途径。

随着简牍材料的积累，简文内容之外，简册制度亦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上世纪之初，沙畹《纸发明前之中国书》、[6]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发其端，[7]余嘉锡、[8]黄盛璋等踵其后，[9]钱存训《书于竹帛》、[10]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继为简牍制度研究树立典范。[11]李均明先生等《简牍文书学》、[12]李零先生《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13]胡平生先生《简牍制度新探》等使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步深入。[14]应当说，对简册制度研究的重视，对于更好的整理与复原出土竹书，不仅是对缺失明确考古信息的入藏竹书，即便是对带有明确出土信息的简册，亦不可或缺。近来较成熟的研究，如陈侃理先生据简册形制、出土位置等信息，指出睡虎地秦简《语书》与《南郡守腾文书》原来并非同篇，而应编连在所谓“为吏之道”后，“语书”是涵盖“为吏之道”部分在内的全篇自题。[15]此外，形制上的关联对于理解竹书记述的内容也关涉重大。如肖芸晓先生根据背划线、竹节等形制信息，指出清华竹书《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应原本编连为一册。[16]贾连翔先生提出需注意竹简的长、宽及简背竹节形态和划痕，竹简的契口和编痕，竹书的次序编号，书手的字迹特征及反印墨迹等可能影响理解竹书记述内容的多种要素。[17]可以看出，学界对简册制度的关注层面集中在简长、字迹、划痕等单篇的物理形态方面。日本学者籾山明近来也提出“简牍形态学”的概念，认为目前简牍研究存在两大不足：一是简牍形态的研究欠缺，无法理解简牍的不同形态与其内容及功能上的关联；二是对简牍的理解十分静态，一味急于追问简文内容，却忽视简牍本身的制作、流传、保存、再利用、废弃等动态侧面。[18]这本身即昭示着学界对出土简帛的研究，由简帛的文字开始覆盖到简帛本身，但关注的视角还是集中在篇，涉及到篇与篇之间的关系即卷的研究本就不多，由此上溯到简帛分卷、古书分类等文献性质认定与分类层面上的研究则更是稀见。[19]

出土器物在特定情境下具有特殊的意义。考古地层学即通过对地层堆积和遗迹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判明地层和遗迹的相对年代关系。利用出土器物之间的位置关系，曾经解决过很多以单件（类）器物研究而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钺曾被看作是石斧或石铲，但以它在墓葬中相对人体的摆放方式知其为武器，可以成为某种社会权力的象征而非简单工具。[20]各种出土器物组合及其意义可藉由这些器物在墓葬等遗迹中与墓主、葬具等的空间位置关系，即区位关系中得窥端倪。[21]笔者亦曾以上述认识为基础探讨铜礼器在墓葬中的区位关系及其所反映之器用特征。[22]对区位关系的重视与准确把握，在出土文献研究领域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如林沄先生等曾留意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所能提供的层位及共存关系，对卜辞断代进行尝试，并利用地层关系提供的甲骨年代下限来检验卜辞本身研究所得各组年代的正确性。[23]

笔者近年来有幸参与了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整理工作，期间留意到简册分卷间的区位信息等，于简册复原之外，有关简书分类、文献聚合等情况亦可由此一窥端倪。[24]2015年7月以降，笔者更带着上述思索参与了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简牍的实验室考古工作，也留意到与北大秦简近似的简书区位关系情况。诚然，由于埋藏环境等原因，部分竹简在墓葬之中，会被挤压、变形，也会随墓葬中的液体四处漂移，所以即便是科学考古发掘的墓葬，其所发现的竹简区位关系，也未必是竹简下葬时的原貌。然而正如海昏简牍发掘所见，竹简在下葬时是分别装入不同的漆箱中的，在现场提取时仍可见漆箱间有明确间隔。[25]这一方面说明简牍在下葬时按漆箱存有分类之别，另一方面，漆箱等容器对于箱内简牍的位置关系也会起到一定的承托等保护作用。马王堆汉墓简帛的位置关系，亦可由承装的不同漆箱来更好的说明。另需说明的是简书分卷区位，即出土时简书的位置摆放与叠压关系，情理上讲或与墓主际遇、喜好等个体差异有关，如不同出土地域，不同时代的简册内容存在着差别，但亦不能忽视环境、礼俗等对个体的影响，这似可由《日书》类简册的多地、多次发现得到旁证。因海昏简牍尚需整理，故下文计划以北大藏秦简及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简帛等简册出土情况为捉手，将目前所见出土战国秦汉竹书分类排列，同类比较与纵向观察，试述近期不成熟思考如下，以供师友同好批评。

2.

北大藏秦简牍的区位关系与《汉志》分类

不同“卷”之间明确的共存及堆积关系，给文献性质的判断提供了良好参照。2010年初，北京大学接受冯燊均国学基金会捐赠，获得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秦简牍。这批简牍虽然脱离了原始保存环境，无法通过其他共存的物质文化遗存判断其所有者的身份，但由于其保存状况较好，通过遗物本身的共存关系，了解这批简牍所有者的知识背景、等级身份，还是饶有趣味的问题。据发掘者初步推断，北大藏秦简牍的抄写年代大约在秦始皇时期，从竹简中《从政之经》及《道里书》之类的文献来看，这批简牍的主人应是秦的地方官吏。室内揭剥清理时简册还保存着成卷的状态，共清理出十卷竹简，竹简下发现有竹笥、椁板等承托。在其最初装入竹笥时，应即是分左右两部分层垒摆放，亦即室内发掘固定后的东、西两组。结合东西两侧面可知，竹、木简册以卷为单位，保存情况较好，大体成卷，不同卷间、同卷的不同枚间，都有较为复杂的叠压关系。利用两端面与两侧面进行观察，可将竹简分东西两组、四个大层，每个大层内包含有多卷（枚）简牍。[26]为便利讨论，可将北大藏秦简牍诸分卷的区位、叠压关系列为下表，并根据诸分卷简册之主要内容，[27]参照《汉书·艺文志》之分类，[28]将其简单归类。

由表1可见，北大藏秦简牍的内容涉及秦代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文学、数学、医学、历法、方术、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内涵之丰富在出土秦简中实属罕见。其中并没有发现成篇的“六艺”“诸子”等经典文献，亦符合秦代社会文化的普遍状况，但其内容与以往发现的秦简牍相比则更为丰富多样，而且具有鲜明的特色。尤其是文学作品和大量反映社会生活、民间信仰的文献，展示出当时基层社会丰富多彩的一面，使我们对战国晚期至秦代社会文化的认识大为丰富和扩展。

在根据《汉志》所作分类之基础上回溯简册形制与分卷区位关系，似可发现以下几点特征：

第一，简册形制作为判断文献分类的标准似并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同种文献之简册形制似并非相同，如卷〇《三十一年质日》与卷五《三十三年质日》的简长存在差异。卷七与卷八《田书》的简长同样存在差异。而不同分类之文献，简册形制可能相同。特别是包含有数术、方技等多项内容的卷四，318枚竹简共抄有九段不同的文献。正面依次抄写《算书》甲篇、日书甲组、《制衣》和《算书》乙篇的开头，背面接抄《算书》乙篇，然后是医方、《道里书》《禹九策》《祓除》、日书乙组。

第二，区位关系的判定有助于出土简书的文献认知。北大秦简中这一现象体现得尤为明显。下文可不避繁缛，详细讨论。

其一，诗赋略下诸分类文献相邻。秦简牍中有卷一《公子从军》、卷九《从政之经》《教女》、木牍M-009《泰原有死者》及木简乙《隐书》等五篇不同物理载体的属《汉志》诗赋略·杂赋类文献，其各自区位叠压关系为《泰原有死者》在最上，其下叠压卷一《公子从军》，卷一《公子从军》与卷九《从政之经》《教女》可依次提取，木简乙《隐书》叠压在卷九之下。两篇诗赋略·歌诗类文献，木牍M-026“歌诗”整齐地压在竹牍Z-002“歌诗”之上。

其二，数术略·五行杂占类文献相邻。卷二《日书》叠压卷六《祠祝之道》北侧，木简甲《白囊》被卷二《日书》及竹牍K-001《祠祝之道》叠压。需要说明的是，卷二从内容看都属于日书，其中主要包括《占雨》《见人》《行》《占闻》等篇章。卷六共有竹简6枚，内容有“祠道旁”，祠道旁是秦汉时期最普遍的祭祀之一，其名亦曾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木简卷甲亦是一种祠祝书。[29]

其三，数术略·历谱类文献相邻。《汉志》数术略·历谱类中有质日与算术书。[30]东组的主体卷三、卷四即为算数书。西组卷〇《三十一年质日》、卷七、卷八《田书》与卷五《三十三年质日》放置于一处。卷七下部东侧即为卷四算术书，《汉志》数术略所记之十八种历谱书中，亦有算术书两种，即《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31]卷〇《三十一年质日》之下即木牍M-025《九九术》。

其四，数术略文献整体亦是相邻放置的，且与诗赋类文献存在间隔。单篇文献及各自关系以外，数术略·历谱类与五行杂占类亦是相邻的，如卷六《祠祝之道》北侧部分为卷二《日书》叠压，卷七《田书》北部亦为卷二所叠压。由此，数术略文献应是整体相邻的放置在竹笥中的。结合入藏时竹简上层及北侧竹简受挤压较严重，变形与扭曲尤甚，似可大胆拟测诗赋类文献原是整体置于竹笥北侧一处的，中部及南侧为数术略文献，分别以竹、木觚、牍垫底。

最后需要留意的是，几篇数学竹、木觚、牍记账文书亦是与同类文献相邻。卷四下竹牍Z-011，卷八《田书》下木牍M-016、木觚M-015，木牍M-025《九九术》下竹牍Z-010等均是为工作和收入的记录记账文书。由是，似提示《田书》等算术书的文献性质近似于《汉志·数术略》之历谱类文献但又带有简牍文书的实用性质。[32]

因此，可试将同一竹笥之简册区位摆放关系蠡测如下，竹笥内一侧为文学类文献，其上为木简，木牍隔开了竹、木两种材质的同类文献，两片歌诗木牍垫底。其余部分均为方术类文献，其中数术类文献占主体，与文学类文献相邻的是五行杂占类，或可推测因其部分一定的文学特色，另一侧即为历谱类。数术略文献，均各以记账文书竹、木觚、牍垫底。

综上所述，北大藏秦简牍揭示出一种可能，即同类文献可使用不同材质、不同形制之载体抄写，而明确的出土区位关系对于判断同类文献的性质具有积极意义。

3.

区位关系与出土秦汉简帛的文献性质

上揭区位关系与简册文献认知之间关系应非个例。或由于简书编绳腐朽而散乱无序，简书之分卷区位见诸报道者较罕见，笔者目力所及仅有睡虎地秦墓及马王堆汉墓帛书两例，下文先分别试着讨论。

睡虎地秦墓竹简出于棺内，简册内容以文书为主，属于典籍的内容较少，但似仍可以区位关系讨论其与文本内容的关系。根据简文，此批简牍的抄写时间亦在秦始皇时期，是堪与北大秦简相比较的良好资料。据发掘报告《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简册原是成卷分别放置于墓主身体周围的。依据在棺中的位置，发掘者将其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组。[33]各组文献内容与相对关系可列表如下：

首先，上列简册可以称之为简书的有《编年纪》（可视作纪年类史书）、《语书》及《日书》。[34]由于该墓所出以文书为主，《编年纪》似乎亦偏纪实，大事之外，还兼及“喜”的生平，有类似后世年谱之性质。《日书》本身带有实用之选择术性质，是故均可以简牍文书的性质加以讨论。

其次，墓中所出简册，似乎是以实用性为原则加以排序的。下面可析分为法律文书、《日书》等类具体讨论。

《编年纪》记述了墓主一生履历，墓主担任的是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治狱鄢等与刑名有关的秦代低级官吏，所以记述“治狱”过程中下级官吏向上级所传达爰书辞例的指南，即《封诊式》对其而言极为重要，就很容易理解了。墓中所出《封诊式》较为规整，每条简文开头均有小标题，该卷简册另有“封诊式”的标题。墓中所出的法律文书是相邻放置的，墓主右侧的丙、丁、戊三组，及与丁、戊稍平行置于墓主腹下的辛组均为法律文书，丙组《法律答问》的内容对秦律的条文、术语或者意图做出解释，同样是法律文书里实用性最强的。丁、戊组《秦律十八种》、辛组的《效律》《秦律杂抄》等作为律文，对墓主而言，其实用性较《法律答问》稍弱。

《语书》作为为吏治官守则，与《南郡守腾文书》出自一处，似是郡守编辑整理当时流行为吏治官的格言韵语，并截取这篇有关申饬律令、整顿吏治文告附于其后，作为所属官员的教材下发地方的，因而随葬。

尚需要讨论的是两种《日书》的问题，从内容看，乙本的内容均见于甲本，且更为详尽，而甲本的内容不少不见于乙本。可见，乙本时代似早于甲本，甲本是更成熟的本子。[35]甲本更是附有“秦楚月名对照表”，其实用性较乙本更强，因而作为实用选择术，甲本的位置也就更加重要了。

综上所述，睡虎地秦墓所出简册文书的区位关系是依对墓主本人的实用性高低有序置放的，《编年纪》《封诊式》《日书》甲本及《法律答问》似是昭示墓主身份及墓主使用最为频繁之文献。

上举睡虎地秦墓竹简以简牍文书类文献为主，此亦是秦代出土简牍文献的重要特征。另一报道相关出土简册区位信息的是马王堆三号汉墓简帛。[36]三号汉墓随葬简帛区位基本有迹可循。文书与简书分开放置。文书类有6件木牍和402枚竹简，置于东、西椁箱。其中1枚告地策在东椁箱，剩余5件木牍及竹简均为遣策，一道出于西椁箱北端。

帛书则均出自东椁箱内编号57的长方形黑色漆奁中，漆奁上下两层，内有5个长短大小不一的方格，长条形方格放置《导引图》《老子》甲本及卷后古佚书、《春秋事语》和竹简“医书”四种，其余帛书则呈长方形叠在一起放在一个大方格中。两处放置的存放状态亦不同，前者以木片为轴心成卷，后者则折合成16开大小的长方形叠放在一起。

由此，马王堆汉墓简帛的区位关系亦是较为明确的。文书与典籍分别摆放，告地策文书与遣策亦区别置用。放置帛书的漆奁，长条形方格放置的《导引图》“医书”为同类文献，均属《汉志》方技略。《老子》甲本及卷后古佚书《伊尹·九主》则与“黄老”学说有关。《五行》《明君》《德圣》特别是后两者则带有融合儒、道法之论。大方格中放置的帛书亦有迹可循，如《周易·二三子问》与《系辞·衷·要·缪和·昭力》两卷帛书形制相同，内容相近；《刑德》甲、乙、丙放置在一起，《阴阳五行》甲、乙篇均放置在一处。医书类《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等五种医书合抄在两卷帛书上。《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去榖食气》亦合抄在一卷帛书上。

由上述分析讨论，可知区位关系于秦汉简帛文献的分类与认知存在着密切之联系，而由于年代久远、盗扰等诸多因素，战国简书的出土区位关系尚未有明确之资料报道。因此在现有条件下，简书内容、文献性质与简册形制关系的讨论，亦是目前值得重视的研究方向。[37]

4.

简册形制与战国竹书的文献性质

出土战国竹书中，以战国楚竹书最多，其中可以主要讨论简册形制的有郭店楚墓竹简、上博竹书与清华竹书。此外慈利石板村、江陵九店与信阳长台关所出竹书或种类较少、或资料尚未刊布，因而只可参照讨论。由于区位关系的信息缺失，简册形制与文献性质的关系值得注意。

郭店楚墓竹简的讨论，早已为学界关注，相关成果不胜枚举，如周凤五先生曾就简册形制与文献分类发表卓见。[38]这里单就简册形制略为补充。简册集中出于墓室头厢，由于编绳腐朽而散乱无序，其中有部分竹简被盗，现存简册之具体分卷区位尚未报道，惟可据发掘报告等，[39]将简册形制总结为下表：

由上表似可看出，郭店楚墓竹书的简册形制亦有一定之规可循。首先，两端梯形的简册形制较为规整，可大致分为四组，其中《五行》《缁衣》为一组，《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为一组，《老子》（甲本）为一组，《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为一组。

联系简册所述之内容，李学勤先生提出其中的《缁衣》《五行》《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六篇是子思所作《子思子》的佚篇。郭店竹书《鲁穆公问子思》与《缁衣》同时出土，可证文献记载子思作《缁衣》《中庸》是有所根据的。[40]如是，则本组儒家典籍有很大可能均为儒家子思学派之经典，对此学界亦有不同看法。[41]由于并无更多儒家文献参照，所以目前并不能从文献内容上断定郭店儒简究竟属于哪家学派。有鉴于此，一些学者提出将其整体看作孔子及其后学的思想资料，[42]不失为明智的做法。

尚需提出讨论的是《老子》（甲本），其抄写用简的形制，从简长、编绳数量与间距看，更与《缁衣》《五行》相近，照后世理解，此两篇文献似应为儒家基本典籍，较之同墓所出其他儒、道家典籍更为重要。《老子》（甲本）在简册形制上与其并驾而驱，一方面与同墓所出道家典籍以《老子》（甲本）体量、内容最重的地位相称，另一方面亦体现出儒、道家学派基本典籍的并重情况。[43]

第二，两端平齐的简册，形制、内容则较前者丰富。《忠信之道》《唐虞之道》的简册形制相近，但编绳间距存在不小差异，是故两篇并非能合作一篇。有关《唐虞之道》的学派归属，学界认识也存在分歧。李学勤先生指出其或与纵横家有关，[44]由简册形制上来说，其或许与儒家有关。[45]《老子》（丙本）与《太一生水》两篇的合编，显示出其时存在着按照文献内容将不同文献分类聚集在一处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上面两端梯形的简牍中更为多见，如《五行》与《缁衣》《穷达以时》与《鲁穆公问子思》等所显示的情况。

根据上述讨论，可将郭店竹书简册形制体现之文献分类、典籍聚合情况简要总结如下：

其一，较明确为儒家学派的竹书，均采用相同或相近的简册抄写在一起。如使用两端梯形的简册抄写《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等子思学派的典籍。[46]

其二，相同学派的竹书，较明显的汇集在一处。如《老子》（丙本）与《太一生水》可合编，《穷达以时》形制、书体均与《鲁穆公问子思》相同。

其三，不同思想内容之竹书共存一处，同墓所出儒、道家学派之最重要典籍，所使用之简册形制亦最重。[47]

与郭店楚墓简书近似，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简册形制亦与文献性质存在密切联系。上博竹书目前公布有六十余篇。学界在整理者释读的基础上，对简序编连、释读提出了不少有益的看法。[48]根据整理报告公布的简册形制等有关情况，[49]亦可将上博竹书的简册形制先行列表总结如下：

由于上博竹书是入藏简册，保存情况较差，是故并非所有分篇简册均能采集到可供讨论之数据。就现有资料而言，由上述简册形制表，首先，两端梯形的简册只有《缁衣》一篇，《子羔》《孔子诗论》《鲁邦大旱》三篇据说是抄写在一处的，简册两端圆弧，余多两端平齐。

其次，两端平齐的简册仍以儒家经典为最长，如《性情论》简长57厘米。《孔子见季桓子》《君子为礼》简长54厘米以上。但应该注意的是就简长而言，儒家简、道家简，与“语”类故事简长并未拉开明显等次。

第三，按照后世文献分类来看，上博竹书的简册形制情况较为复杂，如儒家简既有三道编，又有两道编。即便是“语”类故事的简册形制亦同样复杂。但是细究简册形制，似仍可发现部分同类简牍在形制上的联系。此种联系基本涵盖上博竹书可见文献分类的大部分，如诗赋类《李颂》《兰赋》为双面书写于一篇；易类《周易》《卜书》形制相近；《灵王遂申》《平王问郑寿》等十四篇楚国故事形制相近；《颜渊问于孔子》《民之父母》等两篇儒家文献、《凡物流形》（乙本）与《恒先》等两篇道家文献形制相近。形制相近的简册似显示出时人对相关文献汇集的现象。

第四，“语”类故事文献还有需要留意处。一是楚国之外的齐、吴等国文献较为正式，如《竞公疟》《吴命》简长较楚国故事更长。二是记述古史的简册，如《举治王天下》《成王既邦》等亦相较楚国故事为长。三来，两道编绳的楚国故事简册中，时代最晚的《柬大王泊旱》简长亦最短。

第五，上博竹书有不同版本的同篇文献出于一处的情况，如《天子建州》《凡物流形》《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成王为城濮之行》等均有甲、乙本，其中《凡物流形》的差异较大，似可与上述郭店竹书《老子》的情况合观。

由上述，似可将上博竹书所见之文献特色简要总结为文献杂出，小类聚置，以儒家简为重。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经、史类文献为主，目前已出版十辑。整理报告公布了长度、编绳等信息，[50]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列举。据原大图版可知清华竹书的简册均采用两端平齐的竹简。就简长而言，整批清华竹书的差别并不明显，以45厘米上下为主。这样看来“书”类文献《程寤》《金縢》《皇门》等多篇、“诗”类《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语”类三代故事《汤在啻门》《汤处于汤丘》《殷高宗问于三寿》等及春秋战国故事《郑文公问太伯》《郑武夫人规孺子》等均存在近似之处，这是清华竹书的鲜明特色。[51]

另需提出的有以下几点，其一是依《保训》28.5厘米的简长看，与其他“书”类文献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二，《祝辞》《筮法》《别卦》等方术类文献简长较短，但数学文献《算表》的简长与清华竹书45厘米上下的主体接近。其三，《郑文公问太伯》的甲、乙本为同一书手抄写，与上博竹书所见甲、乙本不同的是，本篇甲、乙本虽为同一抄手所书，但抄写的是两个底本；而上博竹书目前所见的甲、乙本基本为两名抄手对同一个底本进行的抄写，或者其中一本是另一本的底本。其四，不同形制、书手的竹简原可编为一卷。《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两篇，竹简修治与书手均有显著不同，却被证明原是编为一卷的，前述上博简《竞建内之》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也是书手不同的情况。[52]这种“同篇异制”亦可与北大秦简《祠祝之道》竹简、竹牍合编的情况系联。[53]

根据上述情况，似亦可将清华竹书的文献特色简要归结为文献大类相近，分类聚置。

郭店、上博与清华之外，江陵九店M56所出《日书》简长在46.6-48.2厘米之间，信阳长台关《墨子》佚篇、慈利楚简“吴语”等简长推测均在45厘米左右，慈利楚简“宁越子”简长约26-27厘米，九店M621《日书》约在22.2厘米。[54]以目前所发现战国竹书情况来观察，可简要推知战国楚地文献的流传状况：

第一，文献种类丰富。出土战国竹书不仅基本涵盖申叔时所论的“九艺”，[55]于数学、方术等文献亦有不少发现，“九艺”与数术同出的清华竹书中，大传统的“九艺”比小传统之数术更重。

第二，简册形制，如简长、编绳等物理要素与简书文献性质存在密切关联，似乎存在着按照简册形制分别文献门类的情形，郭店简中两端梯形简册与两端平齐简册之区别，上博竹书中多数的楚国故事简册形制近似，即是此种情况之反映。

第三，简册长度在43-45厘米上下、33-35厘米上下为战国竹书的主流。学者亦曾统计战国竹书中111篇计2224枚竹简，简长在45厘米的有46篇826枚，33厘米的有26篇563枚。[56]45厘米约合战国楚尺二尺上下，胡平生先生曾指出竹书长二尺是常制，但并非惟一之制。[57]就目前情况来看，是较为允当的看法。

5.

小结

出土战国秦汉简帛的区位关系与简册制度的综合考察，不仅可用于简册复原，对于探求纸张发明以前书籍制度的发展与演进，了解战国秦汉典籍聚合、分类之演变，进而判断不同分类文献蕴含之史料暨史学价值，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种研究视角是建立在“主位分类”的基础之上的，即以当时人为主，现代人为客，试图利用当时人的视角来考察简册分卷区位与简册制度所体现之文献分类与典籍聚合。这亦提醒笔者在研究中摆脱现代人之视角，寻求古人对文献与文物的看法。是故应常怀“因古人之法，而审其用法之时，斯得古人立法之心”来以“古人之心师古人之迹。”[58]根据上述讨论，似可将小文所论观点简要归纳以为小结：

第一，出土简册的研究是篇→卷→类的整体研究，正确认识分卷关系，对于理解简文单篇内容、此类文献的性质判定均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上述问题的清晰认知，是进行科学地史料批判的前提。

第二，对分卷的出土区位关系、简册形制与文献内容的综合考察，似可作为出土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性质判定的重要手段。

第三，文献数量、种类较丰富的战国竹书，简册形制之间的关联似可用于考察此类文献的性质。而战国以降，特别是秦代，较前代大为减少的文献种类，可以有竹、木、缣帛等诸多材质的牍、觚、简册等多种载体，明确的区位关系与堆叠次序或可成为分辨文献性质的首要考虑因素，其次也要考虑简册形制的作用。

第四，区位关系表明堆叠次序存在着按照文献类别集中置放的情况，特别是北大秦简的区位关系似昭示《汉书·艺文志》及由其上溯之《别录》《七略》等文献分类方法并非空中楼阁，而应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因素。

第五，理论层面的探讨，揭示出的理想化模式是区位关系代表着时人对文献类别、性质，至少是墓主或其后人留下的对文献性质的第一手认知，简册形制亦是如此。区位关系的堆叠次序会按照文献分类，亦可能按照对墓主重要之程度存在不同；简册形制更是常见甲、乙本的抄写物质载体存在差别。因而尚需留意的是，区位关系与简册形制均应结合具体情形分别讨论。

最后附带一提的是，笔者曾关注简背划痕之于简册编连的作用。[59]在探讨初始序连的背划线和最终序连的文字内容顺序之间的相应关系时，需要看到二者之间的距离，给予背划线“同情之理解”，[60]即既不把这二种序连之间作必然的等同，也不能认为二者毫无关系。笔者以为，此“同情之理解”亦可作为以区位关系、简册形制判定文献性质、史料价值的基本原则。

附图四帧：

附记：小文研究思路与方法多承朱凤瀚、李零、雷兴山三位先生指点。初稿曾于2017年8月经匿名专家审读后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举办的第四届青年史学家论坛，修改稿又经专家评审于2019年11月入选由中国史学会主办的第六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投稿后又蒙匿名审稿专家提供宝贵意见，笔者谨致谢忱！

作者杨博，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100101。

基金项目：教育部、国家语委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重点项目“北京大学藏秦、汉简牍文字、文本综合研究”（YWZ~J020），贵州省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出土战国秦汉简牍典籍的史学研究”（19GZGX27）；研究过程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与历史文化资料整理研究”（16@ZH022）子课题“海昏侯墓出土简牍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书形成问题研究”（19ZDA250）的资助。

注释

[1] 刘国忠：《周文王称王史事辨》，《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26~31页；《清华简〈保训〉与周文王事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9~13页。

[2] 刘光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整理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125、159~170页。

[3] 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第76~78页。

[4] 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页。

[5] 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46~114页。

[6] 爱德华·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Les Livres Chinois Avant L’invention Du Papier” ,Journal Asiatique（《亚洲学报》），1905，中译本《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冯承钧译，《图书馆学季刊》第五卷第一期，1931年，第56~74页。

[7]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京都）《艺文》第三年之4、5、6号，1912年初刊，《云窗丛刊》1914年中译，后收入《王国维全集》（第二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77~512页。

[8] 余嘉锡：《书册制度补考》，《文献特刊》1935年初刊，后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39~559页。

[9] 黄盛璋：《简牍长短别尊卑考》，《东南日报》1948年4月7日，第7版。

[10] 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中译本《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11] 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武威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后收入《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1~316页。

[12] 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另可参见李均明等：《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1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13]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14] 胡平生：《简牍制度新探》，《文物》2000年第3期，第66~74页。

[15] 陈侃理：《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应更名“语书”——兼谈“语书”名义及秦简中类似文献的性质》，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六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246~257页。

[16] 肖芸晓：《试论清华竹书伊尹三篇的关联》，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71~476页。

[17] 贾连翔：《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中心》，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231~239页。

[18] 籾山明、佐藤信编：《文献と遗物の境界――中国出土简牍史料の生态的研究（文献与遗物的境界——中国出土简述史料的生态研究）》，东京：六一书房2011年版，第63~67页。

[19] 关于古书成书，学界多赞同李学勤、李零两位先生的看法：古书多单篇流行，篇卷内容分合不定，不同传本往往有着不同的面貌；古人没有著作权的概念，著者不署作者姓名；古书的成书每每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初只有篇名，书名是后起的；古代子书多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先秦时期某一思想的作者，不一定是将同一思想书于竹帛传于后世的编者；先秦古书多不是伪书，不同古书之间存在着“重文”现象等。参见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28~34页；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7页。本文的“篇”“卷”“类”的提法，即借用两位李先生的看法。

[20] 傅宪国：《试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钺》，《考古》1985年第9期，第820~833页。

[21] 张弛：《社会权力的起源——中国史前葬仪中的社会与观念》，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22] 杨博：《西周初期墓葬铜礼器器用区位研究——以随州叶家山为中心》，《江汉考古》2020年第2期，第91~102页；《殷墟青铜容礼器的器用组合与区位特征》，《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0年第2辑，第1~56页。

[23] 林沄：《关于前辞有“贞”的无名组卜辞》、李先登：《考古地层学与历组卜辞断代》，王宇信、宋镇豪主编：《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334页。

[24] 杨博：《北大藏秦简〈田书〉初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63~68页。

[25] 管理、胡胜、杨博：《出土简牍的现场及室内清理保护》，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3~59页。

[26]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清理简报》，《文物》2012年第6期，第32~44页。

[27]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第65~73页。

[28] 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29] 陈侃理：《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文物》2012年第6期，第90~94页。

[30] 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文物》2008年第12期，第73~80页。

[31] 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第179~182页。

[32] 杨博：《北大藏秦简〈田书〉初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63~68页；《“簿籍”与“取程”：北大藏秦简〈田书〉性质再探》，《农业考古》2018年第4期，第47~52页。

[33]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6页。

[34] 《语书》的文献性质正在讨论，全篇基本语句整齐，多呈现韵文的形式，可以说是一个与为吏有关的格言警句之汇编。

[35] 郑刚：《论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结构特征》，《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第95~102页。

[36]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1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42~117页；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陈剑：《马王堆帛书的“印文”、空白页和衬页及折叠情况综述》，湖南省博物馆编：《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270~319页。

[37] 陶安先生即在重视出土信息的基础上对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复原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参见陶安：《岳麓秦简复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38] 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3页。

[39] 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第35~48页。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40] 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编辑部、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编：《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7页。

[41] 李存山先生即否定郭店儒简和子思的关系，认为《穷达以时》的思想与《中庸》“大德者必受命”矛盾，《六德》“为父绝君”与《礼记·曾子问》“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矛盾，同时郭店儒简内部也有出入之处。参见李存山：《“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复议》，梁涛主编：《中国思想史前沿：经典·诠释·方法》，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216页。

[42] 李均明等：《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19）》，第159页。

[43] 周凤五先生以为《老子》（甲本）是一部经过战国儒家学者改编过的，淡化了宇宙论与形而上色彩，是一个儒家化甚至子思学派化了的道家经典。参见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4页。

[44] 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20辑），第13页。

[45] 廖名春：《荆门郭店楚墓与先秦儒家》，《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20辑），第69页；周凤五：《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新释》，《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70本第3分册），1999年，第739~759页。

[46] 因而周凤五先生以为郭店竹简有经典与传注之分，简策长者为经，短者为传。简端梯形者为经，平齐者为传注。参见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9页。

[47] 根据用途和重要性，钱存训先生指出简牍长度有一定规律：长简常用于较为重要的典籍，短者用于次要之书。参见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简牍材料出土，胡平生先生以战国至秦汉遣册、文书、书籍简为例，比较不同种类材料时又强调了这一点。参见胡平生：《简牍制度新探》，《文物》2000年第3期，第66~74页。

[48] 如《从政》，整理者以竹简长短不同，又分为甲乙两篇，经过陈剑先生重新编联，两篇实为一篇。《竞建内之》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可编为一篇“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命》与《王居》《志书乃言》亦可编为一篇“王居”等。可参见陈剑：《战国竹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1、168~182页。

[49]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2年版。

[50]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捌），上海：中西书局2010~2018年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拾），上海：中西书局2019~2020年版。

[51] 是故不能单以简册形制作为判断清华竹书文献性质的唯一要素，参见刘光胜：《同源异途：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儒家〈尚书〉系统的学术分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116~128页。

[52] 贾连翔：《从〈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看战国竹书“同篇异制”现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43~47页。

[53] 田天：《北大藏秦简〈祠祝之道〉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37~42页。

[54] 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第5~7页。

[55] 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卷一七《楚语上》，，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85~486页。

[56] 贾连翔：《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中心》，第119页。

[57] 胡平生：《简牍制度新探》，《文物》2000年第3期，第66~74页。

[58] 孙一奎：《医旨绪余》下卷，《赤水玄珠全集》，凌天翼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3页。

[59] 杨博：《北大秦简〈田书〉的逆次简册背划线》，《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七辑），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168~177页。

[60] 何晋：《浅议简册制度中的“序连”——以出土战国秦汉简为例》，《简帛》（第8辑），第451~469页。

本文原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