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初秋的时候，一个身材矮小，面黄肌瘦的老人正在成都中医学院的校口张望。
只见他身穿浅蓝色的中山装，戴着一顶褪色的军帽，脚上却穿着一双黄色的胶鞋，神情十分焦虑地拿着一个布包，左顾右盼，像是在找什么人，又不敢贸然进入学校。
门卫已经去帮忙通知他要找的人，但他还是不放心，碰到人就问，正巧这是过来一个老婆婆，他立刻迎上去询问：“婆婆，请问一下你认识曽紫霞，曽先生吗？”
不一会，曽紫霞随着门卫出来了，曽紫霞看着来人有些熟悉，却又想不起是谁，见曽紫霞这幅表情，门卫就要撵人。
曽紫霞拦住了门卫，询问来人：“你是……”
来人激动地说：“我是黄、黄茂才啊！”害怕曽紫霞想不起来，又说到：“解放时候我当过国民党的看守，当时给你们送过些信件。”
当黄茂才说到这里，曽紫霞一下子想起了这个人，当即握住他的手：“我想起来了，你是小黄啊，不对，现在该改叫你老黄了，现在可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呀！”
原来在渣滓洞中时，江竹筠（江姐）与曽紫霞策反了黄茂才，在艰苦的条件下，充当监狱中的通信员，将很多宝贵的信息从狱中传出。
仅仅三十年的光景，让曾经的小黄憔悴成这个样子，言语之间更是缺乏自信。
曽紫霞将其带回自己的家中热情招待，黄茂才说：“霞姐，我今天到你这里一来是来看看你，二来是有事相求。”
然后黄茂才就将自己这几十年的遭遇说给曽紫霞听，由于之前做过国民党在渣滓洞的看守，建国后被当作反动特务对待，黄茂才回到家乡不久就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直到1964年才被减刑释放。
黄茂才这些年来一直坚持上诉，为自己平反冤屈，1979年他还将要求平反的申诉书送到当地公检法系统，但是公检法的部门都告诉他，尽管很愿意为你复查，不过可能性很小，因为没有能证明你为共产党做事的证据！
一筹莫展的黄茂才，想起了渣滓洞中的幸存者曽紫霞和况淑华，可是又上哪里去寻找呢？为自己平反的事情，又陷入到了瓶颈，但是黄茂才一直没有放弃。
1981年5月，黄茂才收到一封来信，信的落款是“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他连忙拆开来看，原来是纪念馆馆长卢光特写给他的信，信中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在清理档案时，发现档案中有脱险志士撰写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提到了黄茂才为狱中党组织做过很多事情的情况，因此纪念馆请他到烈士陵园进行核实。
黄茂才接到信后，当即买了去重庆的车票，到了重庆后，受到卢光特馆长热情地接待，并且询问他，在狱中的具体情形。
黄茂才就详细的将自己被江竹筠、曽紫霞策反并做秘密工作的详细情况实事求是地讲述了一遍。
听完黄茂才的讲述，卢光特十分感动，深切地为黄茂才在那种情况下，冒险为党所做的事迹所感动，然后问道：“老黄，建国之后的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呢？”
那一刻，黄茂才一个五六十岁的老爷们，却哭了起来，老泪纵横地哭诉自己这些年来受到的冤屈。
卢光特听后，当即拍案而起：“一个革命功臣怎么成了特务和凶手呢？”
当黄茂才说到，想要给自己平反，必须找到当时的见证人曽紫霞和况淑华才行。
因为卢光特一直在做渣滓洞相关的档案方面工作，跟很多渣滓洞相关的人都有联系，当即告诉黄茂才：“你赶快到成都中医学院，曽紫霞现在在那里教书，你的历史，曽紫霞是最重要的见证人，如果她写了证明材料，那么，你的冤屈就可以纠正了！”
于是，黄茂才又来到了成都中医学院，找到曽紫霞，当黄茂才说明来意后，曽紫霞当即追问：“你为什么不让那些办案人员来找我呢？”
黄茂才说：“那些办案人员既不调查，也不相信，何况我压根不知道你在哪里！”
曽紫霞当即跳了起来：“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嘛，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一个为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人给折腾了几十年，这算是历史的悲哀呀！就是九泉之下的江姐也不会瞑目的！老黄，我马上组织几个知情者来为你写材料，争取早日给你平凡。”
听了曽紫霞的话，黄茂才当即感动不已，又让他回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那段时光。
黄茂才是四川自贡市荣县杨佳场半边山人，祖祖辈辈都是贫穷的佃农，好不容易到了黄茂才这一代，读到了初中毕业，算是农家子弟出来一个“知识分子”。
然而他刚刚初中毕业，父亲就突然去世，他不得不回到山村，照顾年迈的母亲，回到家乡后，又与同乡的女子杨淑琼结了婚。
黄茂才本来可以像上几辈那样过着简单的农民生活，虽然辛苦点，至少还有一个家，还能混口饭吃，可是当时世道很乱，国民党军四处拉壮丁，只有是在家男人就有可能给你抓走。
黄茂才一家几代都是老实农民，不想去打仗，黄茂才的母亲就恳求他们的地主刘重威，让他们帮忙给黄茂才谋一个差事，以免被军队拉去做壮丁。
黄茂才的母亲只知道刘重威在国民政府做事，却不知道他是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二处副处长，是一个典型的大特务。
刘重威也算讲义气，还真就给黄茂才安排到特务系统里了，不久还将他提升为少尉文书，给他弄到了渣滓洞监狱当看守，他的上司是看守所所长李磊、管理组组长徐贵林。
黄茂才是稀里糊涂地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特务，他们告诉黄茂才对监狱里的犯人要凶狠，这些都是罪大恶极的犯人。
黄茂才刚上岗的时候，对被关押在监狱里的人充满轻蔑和厌恶，但是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后，黄茂才心生疑惑：怎么这些被抓进来的“犯人”都是有文化的人呢？怎么看也不像是“杀人放火”的凶犯啊！
但是很快，黄茂才就发现原来这些被关押的人都是革命者，是为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而勇敢站出来斗争的人，他们的精神博得了黄茂才的好感。
黄茂才于是决定自己绝不参与殴打革命人士，不刁难他们，在放风的时候，也尽量延长时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狱中的革命志士。
1948年7月，特务们押来了当时四川省财政厅科长的女儿曽紫霞，曽紫霞家境富裕，是典型的富家小姐。
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庆大学医学院后，积极从事进步的学生运动，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与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志相识相爱，然而却被叛徒告密，两个人双双被捕。
看到曽紫霞入狱，黄茂才十分震惊，曽紫霞跟他算是半个老乡，以她的家庭条件原本不需要参加革命就能获得富足的生活，然而她却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条件，加入到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来，让黄茂才十分钦佩。
曽紫霞入狱后，经过与黄茂才的接触，发现这个看守很朴实，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但是她不敢贸然相信黄茂才，当时国民党特务为了获得监狱中被捕人的信息，曾利用看守欺骗大家的感情，在获得大家的信任后，套取情报后，就把大家出卖了，给党组织带来极大的损失。
于是曽紫霞决定对黄茂才多加观察，当时黄茂才十分敬仰曽紫霞，经常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久而久之，曽紫霞认为黄茂才这个老乡不同于其他的特务，于是决定策反他。
在狱中，曽紫霞经常趁着没有其他特务的时候，给黄茂才讲述革命道理，告诉他，狱中被关押的人，都是为了穷苦大众的幸福生活而奋斗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这样的贫穷佃农，假如革命胜利了，大家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黄茂才听了曽紫霞教育后，深受启发，并且说道：“你们都是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勇士，而我却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今后，只要你们相信我，让我干什么都行。”
此后，黄茂才就成了渣滓洞中狱中党组织的“自己人”。
1948年6月17日，特务们又押送来一个女同志，黄茂才感觉有些奇怪，以前特务们送人，只要一两个人也就够了，而押送这名女同志，却是来了一帮人，而且各个都很谨慎。
黄茂才再见那个女同志，身上处处是血迹，手里提着个白布包袱，显然已经遭遇很严厉的惩罚，但是从她的神情来看，她并没有屈服。
黄茂才当即断定，这个女同志一定不是普通人，当他接过特务送来的押票，只见上面的姓名一栏写着“江竹筠”三个字，黄茂才十分震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竹筠？
当时他从上司那里听说，上面抓了一个很厉害的共产党员叫江竹筠，无论施以上面样的酷刑，她都没有吐露一点有用的东西，把上面的头头急得够呛。
想到这里，黄茂才更是钦佩江竹筠的坚强，把她当作女英雄来看待，为此主动请求押解江竹筠去牢房，他的上司徐贵林没有任何怀疑就同意了。
黄茂才带江竹筠来到牢房后，随后关上门，见四周没有人，就轻轻地对江竹筠说：“江竹筠，从登记表上我看到你是自贡大山铺人，而我的老家是自贡杨佳场，我们科室真正的老乡啊。以后你有什么要求或需要买什么东西，就告诉我一声。”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关心，很是让江竹筠怀疑，她满脸疑惑地点点头，并没有多说，生怕这是敌人使用的计谋。
此后，黄茂才经常找机会来看江竹筠，给她打气，见到江竹筠身体不适，还主动帮忙打扫监舍。
由于江竹筠还没有搞清楚狱中的状况，尤其是还没有与狱中党组接上关系，并不敢过多地和黄茂才交流，只是她有点怀疑：“怎么这个特务不那么凶呢？”
黄茂才知道江竹筠被押送到渣滓洞是很重要的事情，很快就将这个事情告诉了曽紫霞，不久江竹筠也被移送到曽紫霞的牢房中来。
由于江竹筠在重庆地下党中享有威望，革命经验丰富，并且具有宁死不屈的气魄，自然成为女牢中的主心骨，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江姐”。
江姐进女牢后便从曽紫霞那里了解到黄茂才的情况，并且把自己对他的印象告诉大家，曽紫霞就将黄茂才是“自己人”的事情告诉了江姐。
江姐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对曽紫霞说：“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啊！在这戒备森严的魔窟里，居然能够争取过来一个少尉看守，这作用将是无比巨大的。如果黄茂才今后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那对我们狱中的斗争将有很大的帮助！”
为此，江姐告诉大家，一定要保护他，千万不能让黄茂才的身份暴露，以免发生意外……
几天之后，黄茂才到女牢中点名，当点到江竹筠时，江姐把一张小纸条塞到他的衣兜里。
黄茂才回到宿舍，把门锁上后，掏出江姐塞给他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小黄，我已知道了你的情况，你现在还年轻，只要你从现在起多做对革命对人民有益的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也将会是一个有功之臣，历史将会永远为你写上光辉的一章。”
晚上的时候，黄茂才躺在床上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他找到机会对江姐说：“我愿意做你昨天写的对革命对人民有用的那样的事。”
由于被捕的一些地下党无法遭受敌人的酷刑成了叛徒，经常到渣滓洞来指证地下党员，这让江姐十分着急，十分牵挂狱外的地下党组织是否知道出了叛徒，同志们是否都已安全脱险。
想到这里，江姐决定给狱外党组织写一封信，把叛徒的情况汇报给党组织，于是她叫来曽紫霞，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曽紫霞也同样担心外面同志的安危，因此建议由自己来写信，然后交给黄茂才，由黄茂才传递出去。
曽紫霞写好了信后，把信交给黄茂才，并小声告诉他：“小黄，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我们现在有一封非常重要的信，想请你送出去。你看可以吗？”
黄茂才接过信后，觉得这封信的内容十分重要，他考虑到送信十分危险，如果被抓到的情况下，他的小命难保，但是他看到曽紫霞殷切的眼色以及狱外同志的安全，他答应一定会把这封信送出去。
在休息日的时候，黄茂才以到市区玩耍的名义从领导那里得到了批准，穿上了军装，来到重庆医学院，按照曽紫霞说的地址，敲开了一间房门后，询问到：“请问况淑华在这里住吗？”
况淑华开门看到来人穿着国民党军装，十分警戒地说：“况淑华不在家，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黄茂才根据女子的面貌和神情，知道她就是况淑华，但是却并不点破，随即说道：“我受一个叫曽紫霞的人的委托，给她捎来了一封信。”
随后将信送给了况淑华后说道：“请你转交给她吧！”然后就离开了。
过了几天，黄茂才又来到重庆医学院，况淑华看完信后，已经知道了黄茂才是自己人，就把写给曽紫霞的信让黄茂才带回了监狱，告诉她狱外的情况，就这样，狱中党组织与狱外重庆地下党组织接上了联系，黄茂才就是联络员。
监狱黄茂才两次冒险为组织传递信息，曽紫霞和江姐决定把黄茂才当作渣滓洞狱中党组织与外界联系的秘密联络员。
在黄茂才成为秘密联络员后，狱中很多信息都通过黄茂才传递出去，那段时间黄茂才经常跟上司请假说要到市区去玩耍，因为监狱里的特务长时间都在这里，很多人都是有时间就跑到外面去鬼混，对于黄茂才的这种行为，并没有感觉到奇怪。
黄茂才不很快将狱中的消息传递出去，到1948年末，黄茂才秘密地位监狱里的难友们传递出去30多封宝贵的信件，在送信的同时，黄茂才还经常为监狱里的狱友带回报纸、药品、书籍等各类物资。
后来根据狱中党组织的指示，为了保护黄茂才，未经组织允许，不允许个人传递有关党组织的重要信件，以防暴露身份。
1948年年底，黄茂才从况淑华那里带来了一封重要的报捷信，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其他战场也取得了明显的优势，解放全中国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然而在信中，重庆地下党组织同时提醒到，在全国各个战场捷报频传的时刻，小心国民党军统特务鱼死网破，破坏革命志士，因此要大家提高警惕。
江姐看了黄茂才带来的这封信是悲喜交加，一方面是为全国即将取得胜利而兴奋不已，另一面却为狱中的难友们担心，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有的同志已经出现情绪低落的倾向。
正值春节时期，江姐就想，能不能借着春节的借口，搞一个庆祝活动，既可以庆祝解放军在全国取得的胜利，又可以鼓舞士气。
当江姐把这个想法给曽紫霞说了之后，立即得到了曽紫霞的赞同，江姐一边把这个消息传递给狱中党组织的另外几个人，另一边让曽紫霞把这个决定告诉黄茂才，征询他的意见。
黄茂才得知这个决定后，十分高兴，他找机会来到女牢悄悄地对江姐和曽紫霞说：“我估计春节期间李磊和徐贵林都会回家过节，狱中的大部分看守也会到重庆城里玩，因此在春节搞联欢是可行的。你们都不要声张，在牢里暗暗准备，到了那天，如果戒备放松，我会把所有的牢门全部打开，你们就在院子里搞活动吧！”
大年三十的时候，狱中的特务头子都走了，只剩下黄茂才和一些看守士兵，他对哨兵们说：“今天是大年初一，监狱里没有一点儿热闹气氛，一会儿我把犯人都放出来，让他们搞点娱乐活动，地点就在这个院子里，你们在旁边看着，不让他们乱跑就行了。大年初一嘛，犯人也得轻松轻松啊！”
当时监狱里面的特务头子都不在，黄茂才就是最大的官，有他放话，大家都得执行。
在黄茂才的帮助下，渣滓洞里面的同志们召开了意义非凡的联欢会，在联欢会上，杨汉秀还唱了《解放区的天》，激发了狱友们的斗志。
第二天，李磊得到消息，当即把黄茂才一顿臭骂，但是考虑到黄茂才平时为人老实，又是刘重威给带来的，也没当回事，只不过对黄茂才有了一些不信任。
到1949年8月1日，江姐把女牢里的曽紫霞、盛国玉等人叫到一起，告诉大家，虽然现在外面的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狱中的情况却不容乐观，要大家做好越狱的思想准备，在此期间，江姐还组织女牢的难友给黄茂才织了一件毛衣。
当时曽紫霞未婚夫刘国志家里积极营救刘国志，找了很多人去做特务头子徐远举的工作，有些国民党内的大佬出面，徐远举抹不开面子，就答应先释放曽紫霞，就这样曽紫霞于8月15日被营救出狱。
曽紫霞出狱后，黄茂才好像看到了希望，其他的同志似乎都有了获释的机会，他真的希望所有的同志都能被释放出去。
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形势比他想得要严重了，因为他的上司李磊和徐贵林经常往重庆跑，每次回来神情都很严重，而大特务头子徐远举也经常来渣滓洞检查，监狱中处处弥漫着杀机，黄茂才为了给狱中的同志更多的越狱机会，经常向特务打听情报，然后告诉江姐。
1949年8月27日下午，江姐在女牢窗口小声招呼黄茂才过去，江姐示意他进来，然后郑重地对黄茂才说：“小黄，我写了一封信给我儿子和我表弟谭竹安，想请你想办法，把这封信送到谭竹安家。你看能办到吗？”
黄茂才早已得知江姐在入狱前有一个刚出生的儿子叫彭云，江姐在狱中十分想念这个儿子，他猜到这封信可能是江姐留给儿子的绝笔信，当即告诉江姐：“请你放心，我一定能安全地把信送到收信人手里！”
在心里，黄茂才更是暗暗发誓，就是冒死也要把这封信送出去。
江姐又嘱咐了几句，黄茂才等到休息日，又向上司打招呼，谎称要进城买东西，就走了，经过一番寻找，终于找到了谭竹安，谭竹安听说是为自己的姐姐江竹筠送信，不由得大吃一惊，接完信后，谭竹安看着姐姐的字迹，心里发酸，信中写道：
……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如果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的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决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
担心谭竹安不信任黄茂才，还在信中写道：
来人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谈。
这封信就是解放后有名的示儿信，是江姐在狱中的绝笔。
谭竹安读完信后，黄茂才告诉他，江姐现在很好，就是很想念他们的孩子云儿，想知道云儿的情况如何。
江竹筠被捕入狱后，谭竹安就带着彭云东躲西藏，很少让外人接触，见信是姐姐的手迹又在信中嘱托，于是毫不保留地将彭云的情况告诉了黄茂才，并且将云儿的照片请他带给姐姐。
当天晚上，江姐就拿到了儿子的照片，看到儿子的照片的那一刻，她早已泪流满面。
江姐的这封信在解放后被送到博物馆展出，引起巨大的轰动，信中的内容虽然朴实，却句句充满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不畏牺牲的品质，以及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挂念。
然而当时为了保护黄茂才，没有公开送信人的姓名，黄茂才因此不为人所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反动派果然开始疯狂镇压被捕的同志，国民党军统特务接到上级命令要将狱中所有的政治犯杀掉。
当时黄茂才没有意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竟然穷凶极恶到这种地步，11月初的时候，黄茂才接到家乡来信，说母亲病重，让他速速回去见上最后一面。
黄茂才担心母亲的安危，惦念家里的妻儿，想要回家，然而却考虑到此时狱中的同志可能会需要他，为此十分为难。
后来江姐看到黄茂才平时的神情，才知道黄茂才家里出了事，江姐表示，尽管狱中很需要他，但还是要以母亲为重。
就这样，黄茂才惜别了江姐，踏上了回家了路，回到家里待了几天，就于11月16日启程返回渣滓洞。
等到黄茂才回到监狱的时候，就看到特务们端着枪，虎视眈眈的样子，一个看守告诉他：“上级已经下达了处死共党分子的命令，现在监狱里已经处死了两批，还有些人正在处理呢！”
黄茂才听到后十分震惊，当即问道：“江竹筠在处理之列吗？”
看守告诉他，早在前几天就已经被处理了，听到这个消息，黄茂才十分悔恨，自己不该在这个时候回家，原来在11月14日，江姐等29名共产党员就在歌乐山被杀害了，牺牲时年仅29岁。
等到黄茂才找到上司李磊报道时，李磊告诉他，现在监狱的很多管理人员正在遣散，你也在遣散之列，黄茂才意识到李磊对他不放心，也只得出来了。
黄茂才临行之际来到监狱，告诉了大家自己要被遣散的消息，此时女牢中的胡其芬让黄茂才稍等一下，把一份写有狱中情况的报告交给了黄茂才，并且对他说：“这个报告很重要，有可能是狱中送出的最后一份报告，请你出去后立即交给狱外党组织，另外，信里面也为你做了安排，相信他们会帮助你的。”
黄茂才接过胡其芬的报告后，藏到鞋垫下面，告别了狱中的同志，穿着江姐和狱友给他织的毛衣走出了渣滓洞的大门，后来又交给了在医学院的况淑华。
况淑华十分感谢黄茂才带来信息，马上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马上做出了把黄茂才留在重庆工作的决定，对他的功劳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且着手做劫狱的准备。
然而在党组织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就制造了“一一·二七”重庆大屠杀，200多名革命志士被敌人全部杀害，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特务们还一把火焚烧了渣滓洞监狱。
得到这个消息后，黄茂才十分悲痛，曾经一块斗争的同志都已经牺牲，黄茂才考虑到自己的身份，谢绝了况淑华代表党组织让他留下的安排，于12月初回到了家乡，侍奉病重的老母。
黄茂才回家后，就拿起了锄头、铁锹，想要做一个普通的农民，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怀疑黄茂才是做了国民党的狗特务，在外面没干好事，但是看黄茂才一家还是一贫如洗，又觉得他应该没干坏事，不然不会这么穷。
新中国开展扫盲运动的时候，初中毕业的黄茂才还当了小学老师，教村里的小孩读书识字。
然而，1951年2月开始的镇反运动后，黄茂才曾经在渣滓洞当过看守的经历，很快被揪了出来，2月2日，黄茂才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被以为公安人员带走，对他进行了审查，逼他承认是杀害江姐的刽子手。
黄茂才是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的，当时人们十分痛恨国民党的狗特务，因此不论青红皂白就把黄茂才当作这样的特务，让他们血债血偿，老百姓都要“枪毙黄茂才”。
1953年7月20日，荣县人民法院判处黄茂才死刑，并召开了全县的公判大会，就要在现场将他枪毙的时候。
黄茂才感觉十分冤枉，当即大喊：“我是冤枉的，我不是杀人凶手，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
黄茂才义正言辞地呼喊，让荣县法院的执行人员认为此中可能有隐情，后来当场宣布无期徒刑，对此案再行调查。
此后，黄茂才被送到劳改队服刑，相关工作人员经过调查后，并没有找到关键性证据，黄茂才则一直被押在劳改队。
当劳改队的人员得知黄茂才是杀害江姐的凶手，当即对他进行了严格的管理，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然而黄茂才在劳改队中表现良好，一直到1955年被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
在丈夫入狱期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妻子杨淑琼一直相信丈夫的话，为江姐做过事，并且坚持不改嫁，等着他出来。
直到1964年，黄茂才被减刑两年后正式获释出狱，此后，黄茂才一直被怀疑是杀害江姐的刽子手，在社会上无法立足，然而黄茂才一直没有放弃为自己平反冤屈的努力。
在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馆长卢光特告诉了他曽紫霞的地址后，他才经过千辛万苦找到了曽紫霞。
在黄茂才找到曽紫霞后不久，曽紫霞就写了一份详细的证明材料，同时又把黄茂才的情况通报给了狱中脱险的一些同志，请他们也都写一份证明材料，然后交到四川省委统战部，再转到黄茂才家乡的荣县的公检法部门。
1981年11月，荣县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不远行程万里，调查了几十个当事人，翻查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后，经过一个多月调查，终于弄清楚了黄茂才的冤案。
1982年4月12日，荣县法院里听到了改正判决：“……原判认定被告人黄茂才所犯的反革命罪行失实，且在渣滓洞任看守期间，在革命者的教育下，为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据此，撤销本院原判，宣告黄茂才无罪。”
听到法院的判决后，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一天他等得太久了，虽然自己受到了一定的委屈，但是想到江姐等革命同志在监狱中宁死不屈的精神，他的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而且，他特别感谢曽紫霞和江姐给了他为党做事的机会，不然以他做渣滓洞特务的身份，肯定活不成的，尽管由于缺乏证明材料而长期遭受委屈，可是他的心里是充满了底气，想到自己曾为江姐送过信，那时，他的心里就是暖暖的。
荣县改判后不久，荣县政协又增补了黄茂才为县政协委员，并给予他每月30元的生活补助，黄茂才一家人高兴了好几天。
晚年的黄茂才在家里与妻子杨淑琼靠种地和养鸡养活自己，过着平凡的生活，听说了他的事迹后，周围的群众都十分佩服他，如果村里出了纠纷，还会找他去评评理。
后来黄茂才在给曽紫霞的信中还写到：“我思想上感到，在当时没有你们对我耐心教育，觉不会有今天，所以我一生也忘不了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