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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影响力之大,令人吃惊。他有很多学生,后来还分成了不同的学派,其中有几位还颇为出名。这种情况,在其他大学者中还能约略找到几个。但是,下面的情况,只能属于他一个人了——明朝灭亡后,不止一个智者说过:如果王阳明还在,这个朝代就不会这样了。日本著名将军东乡平八郎并不是学者,却有一条写着终身崇拜王阳明的腰带,天天系在身上。蒋介石退到台湾,前思后想,把原来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王阳明思想为何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有三条精髓。 第一条:“心即是理”。 不管哲学研究者们怎么分析,我们从人生宣言的层面,对这四个字有更广泛的理解。天下一切大道理,只有经过我们的心,发自我们的心,依凭我们的心,才站得住。无法由人心来感受、来意会、来接受的“理”,都不是真正的理,不应该存在。因此王阳明说,“心外无理”,“心即是理”,理是心的“条理”。 这一来,一切传统的、刻板的、空泛的、强加的大道理都失去了权威地位,它们之中若有一些片段要想存活,那就必须经过心的测验和认领。 王阳明并不反对人类社会需要普遍道德法则,但是这种普遍道德法则太容易被统治者、权势者歪曲、改写、裁切了。即使保持了一些经典话语,也容易因他们而僵化、衰老、朽残。因此,他把道德法则引向内心,成为内在法则,让心尺来衡量,让心筛来过滤,让心防来剔除,让心泉来灌溉。对理是这样,对事也是这样。 他所说的“心”,既是个人之心,也是众人之心。他认为由天下之心所捧持的理,才是天理。有人一定会说,把一切归于一心,是不是把世界缩小了?其实,这恰恰是把人心大大开拓了。把天理大道、万事万物都装进心里,这就出现了一个无所不能、无远弗届的伟大圣人的心襟。 第二条:“致良知”。 心,为什么能够成为百理万事的出发点?因为它埋藏着良知。良知,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不学、不虑就已存在。良知主要表现为一种直觉的是非判断和由此产生的好恶之心。王阳明还认为,他所说的良知很大,没有时空限制。他说——自圣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达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所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书朱守谐卷》) 把超越时空、超越不同人群的道德原则,看成是“天下之大本”,这很符合康德和世界上很多高层思想家的论断。所不同的是,“良知”的学说包含着“与生俱来”的性质,因此也是对人性的最高肯定。良知藏在心底,“天下之大本”藏在心底,而且藏在一切人的心底,藏在“自圣人以至凡人”的心底。这种思维高度,让我们产生三种乐观:一是对人类整体的乐观,二是对道德原则的乐观,三是对个人心力的乐观。把这三种乐观连在一起,也就形成了以个人之心来普及天下良知的信心。把“致良知”作为目标的君子,遇到困难就不会怨天尤人,而只会觉得自己致良知的功夫尚未达到,才会出现种种负面现象。负面越大,责任越重。这样,他一定是一个因善良而乐观,为善良而负责的人。 然后就要凭着良知来规范事物(格物)了,这就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行动者。于是,有了人生宣言的第三条。 第三条:“知行合一”。 与一般君子不同,王阳明完全不讨论“知”和“行”谁先谁后、谁重谁轻、谁主谁次、谁本谁末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儿呼吁:行动,行动,行动! 他认为,“知”和“行”并不存在彼此独立的关系,而是两者本为一体,不可割裂。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对于这个判断,我需要略作解释。“未有知而不能行者”。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总是说:“我知道事情该那样办,但是行不通。”王阳明说,既然行不通,就证明你不知道事情该怎么办。因此,在王阳明那儿,能不能行得通,是判断“知否”的基本标准。他本人在似乎完全办不到的情况下办成了那么多事,就是不受预定的“知”所束缚,只把眼睛盯住“行”的前沿,“行”的状态。他认为,“行”是唯一的发言者。 一定有人怀疑:重在行动,那么由谁指引?前面说了,由内心指引,由良知指引。这内心,足以包罗世界,这良知,足以接通天下。因此,完全可以放手行动,不必有丝毫犹豫。 说了这三点,我们是否已经大致了解一个有良知的行动者的生命宣言?与一般的哲学观点不同,这三点,都有一个明确的主体:我的内心、我的良知、我的行动。这个稳定的主体,就组合成了一个中心课题:我该如何度过人生?这个课题,当然能吸引一切人。王阳明既提出了问题,又提供了答案,不能不让人心动。 因此,王阳明的影响力,还会延续百年、千年。 虽然意蕴丰厚,但王阳明的词句却是那么简洁:“心即是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一共才十一个汉字。（刘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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