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在上个世纪的新中国电影历史上，反特影片《铁道卫士》可说是个绝无仅有的现象级作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先拿《平原游击队》《青春之歌》《李双双》《小兵张嘎》《刘三姐》等经典影片来做个比对。 上述影片在它们公开首映的阶段就迅速走红一票难求，影院剧场巨幅海报分外醒目，观众街谈巷议赞赏有加，报刊上加油叫好的文章连篇累牍。  而反观《铁道卫士》，它是在1960年与《刘三姐》等影片同一档期在全国上映的。眼看着刘三姐的山歌唱遍街头巷尾，《铁道卫士》却是妥妥的遇冷，档期内一直反响平平，波澜不惊。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这令创作者们何等失望，心里真的是拔凉拔凉。 而更令创作者们意想不到的是，《铁道卫士》在其首映之后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1970年，却突然火遍了大江南北！  一、 遇冷反特片重上银幕引起轰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正值抗美援朝二十周年，中国方面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经周总理批准，文化部电影局挑选出五部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故事片公开复映。影片名单如下：《英雄儿女》、《奇袭》、《打击侵略者》、《上甘岭》和《战友》（其中《战友》为朝方摄制上影译配）。 然而《上甘岭》在复出时遇到了致命问题，因为该片导演沙蒙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直至其1964年离世，这顶帽子仍未摘掉。以当时的政治态势，右派执导的影片肯定无法摆脱被禁锢的命运，文化部再三权衡最终将其拿下。 问题是各大媒体此前就发出了为纪念抗美援朝二十周年而复映五部抗美援朝影片的新闻，总不能结果只出现四部吧？情急之下，必须赶紧另选一部顶上。 这一顶替的名额，最后落在了《铁道卫士》头上。  和其他四部复映的影片相比，《铁道卫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抗美援朝片，而仅仅是以这场战争作为背景，讲述的却是东北地区一个惊险曲折的反特故事。 《铁道卫士》的意外复映，立刻激起了意外的反响。由于它的风格式样明显区别于其他四部解禁影片，以跌宕起伏的谍战题材，惊心动魄的卧底剧情，一时获得了人们狂热的追捧。以至于剧中许多台词也被人们时时模仿。 在那个优秀文艺作品严重匮乏的年代，《铁道卫士》这部当年的遇冷之作，就这样妥妥地成为饥渴交加的观众们无可替代的银幕大餐！  二、影片错综复杂惊险跌宕的故事有真实案例原型吗？要探究《铁道卫士》的故事是否存在真实原型，我们只要看一下央视电影频道在重播该片时的一段采访就知道了。 接受采访的是一位受人尊重的长者，当年他曾在辽宁某公安部门担任侦查员。据这位年过古稀依然精神矍铄的老公安战士回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不久，他所在的侦察科朝夕相处的战友张国华忽然就不见了，一段时间里同志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过了很久之后才揭晓了谜底：原来张国华是突然去了沈阳，被沈阳铁路局公安处紧急借调过去执行一项卧底任务，最后一举破获了潜伏在沈阳地区的敌特组织。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这个忽然神秘消失，悄悄深入敌巢执行卧底任务的侦察员张国华，正是《铁道卫士》主人公高科长的原型之一。 根据采访者的后续介绍，该片的故事情节正是取材于沈铁公安处破获的两起重大案件。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51年初，沈铁公安处接到上级通报，有一名负有重要任务的敌特人员，将在我国东北地区上空实施空降，然后伺机与敌方安插在我沈阳铁路部门内部潜伏多年的特务接头。 为了获得更多线索，力求破案战果最大化，我公安机关决定对入境敌特暂不抓捕，而是实行秘密监视，但又不能让他与内应接上关系。所以我们抢先一步，将那个潜伏在沈铁内部的特务分子秘密抓捕。 与此同时，省厅又将在外地工作的侦察员张国华紧急调至沈阳，冒充已被我方抓获的铁路内部潜伏特务与敌接头，以期打入其内部进行卧底。  张国华与空投入境的敌特接上关系后，狡猾的敌人对张国华充满狐疑，变着法的反复对其进行试探摸底，一招接着一招防不胜防。但张国华以一名优秀侦察员的硬核素质，见招拆招无招胜有招，终使敌人放松了戒备，最后里应外合将敌特团伙一网打尽。 另一起案件发生在1950年11月，活动在锦州、盘锦、阜新、朝阳等辽宁西部地区的敌特组织“国际救国军”，阴谋配合所谓“韩战”策动武装叛乱。而隐藏在我铁路内部一火车站值班员成了该团伙的内应，为其大量搜集我军事情报。 沈铁公安机关侦察员杨成弟和省厅侦察科长赵皎等人深入虎穴，运用灵活机智的侦察手段和斗争策略，将50余名敌特分子全部抓获。 据当时指挥破案的沈铁公安领导介绍，后来电影里的人物，不光是高科长和马小飞，就连站长、王曼莉、顾调度、许福祥等，都是有其生活原型的。  三、创作意图在四年之后的1954开始萌发时间很快进入1954年。在一次“踊跃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民主生活会上，沈铁公安处一名干警提了一条建议，就是以上述两个真实案件为蓝本，创作一部惊险反特影片的文学剧本，供长影厂搬上银幕。 年轻干警的提议一经出口就引起激烈争议。反对者认为铁路内部有特务搞破坏不假，但绝对不能对外乱说，否则会误导人们对铁路系统产生不良印象。赞成者则认为可以借助电影的宣传作用，提高大家的革命警惕，更有效地严防和挫败敌人的阴谋活动。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休。情况一直汇报到公安部，部领导最终表态支持这部反特剧本的创作，并责成沈铁公安处政治部门主抓，为此特地从沈阳和安东等公安分处抽调了陈治洪、王文林和马家骥等公安才子组成剧本创作组。 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按照当时大打人民战争的思想，必须大力突出和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所以编剧们在情节推进过程中，把真实案件中的一些当事人，由公安干警的身份换成了普通百姓。 例如1352次军列险些被许福祥设置的路轨障碍物颠覆一幕，事实上是我方的公安侦察人员排除路障保住了军列，但在剧本中则换成了铁路老工人赵师傅。 配合高科长卧底的本是我方的专职街道治安委员，在剧本中也特地换成了普通职员何兰英。 还有民兵队长二愣子的诸多戏份，其实都是出自沈铁公安处的专业干警。 虽然大家都知道，真实对敌斗争中的“高科长”，执行的乃是绝密特情任务，所以才要专门从外地公安部门抽调一个大家不知底细的侦查人员前来担此重任。除了沈铁公安处主管领导和极少数配合行动的侦察人员外，全程严格保密无人知晓，又怎么可能让普通群众参与进来？但是既然上面要求紧紧依靠群众，也只好如此处理了。这也是那个年代文艺创作的一种常态，没有人能够违背。 或许，正是由于以上的处理手法，使得孤胆英雄式的我方特工的生死卧底，在无形中被淡化了神秘传奇的色彩，最终导致《铁道卫士》在首映期间没能一炮而红。可见，一旦艺术创作被套上笼头，就会失去应有的光芒。 四、导演对剧本作了进一步加工，增强了惊险传奇元素1956年底，剧本终于在反复修改中完成了初稿。中宣部和文化部委托长影厂将其拍成电影。 长影导演方荧拿到剧本后，感觉底子不错，但惊险元素略嫌不足。为了抵达曲折惊险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导演在真实的基础上作了大胆虚构，安排了敌特马小飞在军列通过长岭隧道的节骨眼上安放定时炸弹，而高科长飞身跃上车顶与敌搏斗最终拆除引爆装置，让军列在观众触目惊魂的心跳声中驶过长岭隧道。这一情节的设置，使得全剧的结尾处高潮顿起，扣人心弦。影片的惊险式样也就此成型。但这一处理同时又引来诟病，认为我方既然在前期安排了那么周密的计划和好几套行动方案，最后居然差一点就让敌特得手，完全就是不合逻辑。 在剧组分配角色时，主要演员印质明却不愿饰演高科长一角，反而要求饰演敌特马小飞。理由是过去三年里已在《神秘的旅伴》等三部公安题材片里连续演了三把公安干警，用现在话说几乎成了警察专业户。这样下去戏路难免就要变窄。所以是时候改变一下戏路，挑战一下反面角色了。 但在导演方荧看来， “公安专业户”也没什么不好，可以一出场就能迅速获得观众认同，从而能更好地演绎剧情。如果突然180度大转弯去演特务，反而会产生间离效果，让观众容易走神出戏，这样必定影响全剧艺术效果。(后来长影导演于彦夫在拍摄《自有后来人》时让印质明出演了叛徒王连举，遂了他的心愿。） 导演的话令印质明无法反驳，只好重操旧业继续演他的公安角色。而马小飞一角，导演则想选一个观众并不熟悉的演员。用导演的话说，正因为观众没看过他什么戏，处于完全陌生的状态，所以才更适合其特务的人设。该角色最终锁定了大多数观众都非常陌生的罗泰。 那么罗泰何许人也？谨以网搜内容抄录于下： 
五、如果没有《铁道卫士》，1970年的娱乐生活将是寂寞的因为抗美援朝题材牵扯到国际问题，样片出来后专门报送外交部、国务院审查。周总理十分重视，仔细观看后又提出若干意见和指示。剧组逐一修改后获得通过。 1960年，《铁道卫士》安排在当年的国庆期间首映，因为档期与同时上映的《刘三姐》、《红旗谱》《林海雪原》、《杨门女将》等精彩大片迎面相撞，所以难免就被更具魅力的若干“大片”夺走眼球，完全没有取得当初预期的爆款效果。 直到十年之后的1970年，即本文开头提及的为纪念抗美援朝二十周年而解禁五部老片的时候，《铁道卫士》才迎来了迟到的春天。当时银幕上除了样板戏就是老三战，故而这部反特老片的复出，无疑占据了最佳时机。不仅热火朝天地在全国各地的影院数月不断地连轴上映，就连城市的公园，乡村的打谷场，只要是能放映露天电影的地方，都能听到高科长和王曼丽的经典台词： ——九十九真是久经风霜啊！ ——你三零三我也是久仰啊，哈哈哈哈…… 尽管远远称不上是上乘之作，但如果没有《铁道卫士》，1970年，我们的娱乐生活将是寂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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