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文章的开始，先出一道题：如何将四个橙子平均分给五个小朋友？ 欧美国家有意无意地在搞所谓的“群体免疫”。病毒蔓延太迅速，医疗体系的无能跟不上诊治，所以只能做起了开门揖盗的事。 实际上，人类和病毒的交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抗体，没必要在短时间内主动硬扑上去。只是这些西方国家急于求成，同时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淘汰掉一部分“累赘人口”。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呢？ 在现代社会中，想要搞垮一些国家，是非常难的一件事。要么国力强大，要么就是有国力强大的国家保护，因此基本上可以说是固若金汤的。如果老天想要淘汰掉一批人，想要重新规划世界的版图，就必须让这些人自己主动走向主观思维的怪圈模式中。 一再强调：仅仅感染瘟疫，搞死整个国家的所有人，这种可能性极低。我在《世界引力论：城市与群体免疫》中说： 看看西方人面对瘟疫的历史，或许在当时，医疗的无能损失了一部分人口，另一部分是政策导向的错误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 具有极长历史的中国，将人看得很重要，无疑是几千年积累沉淀的重要核心理念。“人多力量大”是公理，当然也并非不需要证明，而是前人早已通过得失实践所得的结论，只是后人不必再去论证而已。 但西方人的理念不是这样的，按马尔萨斯的理论，人都是嗷嗷待哺的累赘，太多的话不利于世界的发展。这种理念的错误就在于只看到了索取的方面，而没有看到人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创造。 角度不同就使得各自发展方向也就有了区别。西方人更多的是宣扬自由享乐，有一部分人挣钱、有一部分人花钱。而中国人更多的是民众们都去创造更多的价值，自己攒够了资源存起来，留给子孙后代。在西方的理念中，“不用付出，坐在家里就可以数钱”，这种事也是会被人们所相信的；而在中国的理念里，没有劳动是不可能养家糊口的。在和平年代间，西方是坐享其成的极乐世界，对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思想上的冲击。 所以，曾经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化的那段时期，一群人被看花了眼、冲昏了头，在那样的氛围之下，脑中描绘出了一幅虚幻的蓝图，崇洋媚外，全盘西化，被深深地刻印在脑中，至今仍旧挥之不去。正如宗教渲染的天堂一般，追求而痴迷。 那么，在动荡的时期下，又会发生如何的异化现象呢？ 周小平通过神话传说的比对，以说明中西文化的差异：“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以人为本的文明，不管是洪水、瘟疫，还是火灾、地震来了，人们都会逆行而上，战天斗地保卫身后的家园和亲人。但西方不同，不管是洪水、瘟疫，还是火灾、地震来了，拔腿就跑。我们的精神图腾是女娲补天和大禹治水，西方的神话传说是诺雅避难和罗德逃跑。”我们在灾难面前，是众志成城、毫不畏惧地奋勇抵抗，共建美好家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就能胜天。 而此时此刻，没有福再可以享了，大难临头还能一起担当吗？这就是个问题了。多一个人，是多一分力量，还是多一分累赘，这就要看文化了。理念不同，就会引导出不同的结果。 一开始，“群体免疫”的提出，是要削减老龄人口和弱势群体。因为在西方统治阶级看来，这些人难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却还要提供资源去救助。所谓的群体免疫，如果玩得好，就会成为下一轮疫情的领先者，这在《“群体免疫”的“魔性抗疫”》一文中已详细论述。 但这种操作如果玩砸了的话，代价就不仅仅是部分人口的减少了，有可能就是灭族之灾。 2020年04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表报告：因于疫情停课，超过15亿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受到影响，近3.69亿儿童的饮食成问题。那么，接下来，如果儿童大面积感染新冠病毒，是否整个国家的新生力量将会出现危机？ 中国的理念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得有人接续，要传代。而如果老龄人口减少、低龄人口危机，那么这个国家将很难继续健康发展下去。再过若干年，中年成为老年，青少年成为中年，后续新生代出现了断沟。 人口的锐减，说得太平一点，所面临的就是生产力的减低。很多的产业的生产创造变得艰难起来，技术被一些人带到棺材中去了，执行固定模式的流水线上也缺乏员工了。在《撤企与标准化》中，分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将会出现失衡状态。另一方面，有些产业一定要形成产业链，螺丝和螺母不能配套，整个零件都造不出来，就更别提成品了。所以，在这些领域中，要想继续活命的话，就必须要加强合作。国家的小企业之间将面临合并，而跨国企业之间可能就会收购吞并。 这只是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接下来，如果扩展到整个国家。一些小的国家，倾尽所有资源在各个方面中，也都难以运转起来。这便成为了国家的危机。 说得不太平一点，家里已经没人了，还想干点什么呢？还能干点什么呢？再凶猛的野兽，形单影只，也无法从羊群中获取猎物。无法狩得食物，将意味着什么？如果再遇到些其他的变动，形影相吊，最后就成为了被凭吊的对象。 所以，人丁兴旺，永远是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 在疫情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各国生产总值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财富的人均值，中国将会出现减少，而外国却会增加。不是外国取得了成功，而是分母急剧减少。本来分母就不大，再减掉一大部分，比分子减的幅度还要大，比值自然就较之前增加了。通过数学推导，降低的资产值与减少的人口数该两者的比值，小于原来的人均值，那么后来的人均值就会增加。 这样来看，能够活下来的人将有更多的机会增获财富，所以有些人就会大力支持这样的方案。 我想，到这里，文章一开始的问题应该就有答案了。 中国的思维是：把橙子榨成汁，倒在五个杯子里，分给小朋友。无论这个过程有多么复杂，所需的环节有多么繁琐，也得这样做，以保证每个人的公平。 西方的做法就简单多了：掐死一个小朋友。活下来的每个小朋友所获得的并不是0.8个橙子而一整个，而且还省去了诸多的步骤，代价就是减少一条生命。这种方式，看似为了所谓的公平，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了。 和我们的思维不同，西方统治者认为，人可以变动，而财富才是不可以触动的。 瘟疫只是起到了启动始发的催化作用，加速了社会的进程。错误的决策经过这样的放大作用，灭族之灾就会来临。 从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在飞机大炮这方面还能搞出些名堂，经济方面玩得也还算不错。但每每遇到小小的病毒侵袭，都往往会令这些国家的国力走向衰落。能挺过来的，就再通过自己的强势所在，重新建立发展。挺不过来的，就消失在整个世界中，或许还能留存下些许痕迹，供人们饭后谈资，或是惋惜，或是嘲讽，总之是不复存在了。 你想搞淘汰，大自然就得淘汰你；你消灭了你的人民，人民的冤魂消灭了整个民族。论起淘汰，和大自然比比看谁快？ 任何一颗子弹，在出膛的一瞬间，都是那样的响亮，待子弹飞一会儿，打到哪都将会带来一场灾难，或是欲除之后快的异族，或是亲如手足的同盟，更或是怕枪的后膛不严，搂了火之后，崩着了自己个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