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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01月26日 感悟：古老医学进入现代医学体系的唯一理由就是治病有效，若非如此，那就是欺骗。 尽管《内经》是2000年前华夏民族脱离鬼神观念的一个代表性典籍，但这并不代表《内经》对人的生理病理认识就是正确的。这一点从《内经》对“心”功能的认识便能窥见一斑。《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六节藏象论》“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刺法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本神》“所以任物者谓之心”，等等。在《内经》中诸此类的主张，以至于心主神明成为后世之滥觞。任何医学都无法脱离时代背景，中国的医学也是如此。封建皇帝代表“天意”，君主权力至高无上，所以“心者，君主之官”的观点必然会迎合上层统治需求，在彼时文人墨客鼓噪之下而得以大力推广。战国时代稷下学宫便是很好的例子，当黄老学说成为政治正确，阴阳与五行耦合而成，流行天下。汉光武帝改土德为火德，尚赤，并宣告天下。一系列行云流水的操作，于是一个由阴阳与五行架构起来的古代心假说，如心火、心气等也就拼接完成，当然也包括心神，自此后至今成为一谬两千年的烂调。 其实，早期的古人也未曾不无发现脑与神明的微妙关系。《灵兰秘典论》说：“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此处言十二官者含心在内，而“主”则另有所指，寓意脑神对脏腑的主宰作用。《脉要精微论》中说：“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则精神将夺也。”在生物发生学意义上，《海论》中有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可见，这在两千年前那个荒芜的年代，此等认知也是令人不得不由衷叹为观止的。无奈，在黄老学说、五行邪说政治正确的影响下，脑只能被排除在以五脏为核心地带之外，沦为奇恒之腑。与《内经》同时代的《希波克拉底文集》则明确认为脑是思想、意志的中心，《神圣病论》载：“通过大脑，也只有通过大脑我们才产生愉快、欢笑和诙诣，与此同时，还有伤心、痛苦、悲哀和哭泣。”此外，也有解剖记载“入脑和一些动物脑一样，是成对的，中间有薄膜隔开。”古代中国思维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远离了事物的本质和核心，古希腊穷究不舍的探求则走上了直逼真实世界的实证之路。 后世的发展，也未曾不想返本归真。人人皆晓的便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辛夷篇中提及：“鼻气通于天。天者，头也，肺也。肺开窍于鼻，而阳明胃脉环鼻而上行。脑为元神之府，而鼻为命门之窍。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之倾，九窍为之不利。”“脑为元神之府”是中国医学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脑主神明的论断。其实早在宋代也有类似思想闪现，《圣济总录》中记载说：“凡脑为物所击，伤破而髓出者，治疗宜速。盖头者诸阳所会，囟者物有所受命，若脑破髓出，稽于救治，毙不旋踵，宜速以药封裹，勿为外邪所中，调养荣卫，安定精神，庶几可活，其证戴眼直视不能语者，不可治。”《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说：“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集。”明代《医学入门·脏腑》中说: “有血肉之心，形如未开莲花，居肺下膈上也。有神明之心，神者，气血所化，生之本也......主宰万事万物。”很明显李梴显然是认识到了“血肉之心”与“神明之心”并非一码事，而“神明之心”是“主宰万事万物”的。 流传至今，即便是当今我们的言行中也无不传递着古代心主神明的荒谬认识。比如“我心里琢磨着”“一心一意，旁无杂念”尽管此处都是以“心”来表述，但实质上何尝不是大脑的思考行为呢？再比如，形容一个人智力有问题，“这人心眼不够用”；形容一个人机智多谋，“这人心眼真多”。尽管都是“心眼”，但与“心”又何曾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呢？诚如王清任《医林改错·脑髓说》所说“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也正是缘于这一认识，才会有通窍活血汤、补阳还五汤等这类方剂的诞生。即便是回到实践中，天王补心丹、柏子养心丸此等补养“心”的方剂又何尝不是具有镇静、催眠、抗惊厥的中枢神经系统作用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中明确列出“脑系病类”，如痫病、癫病、狂病、癫狂病、多寐、不寐、中风、脑瘤、脑萎、痴呆、偏头痛、脑鸣等34种更是“脑主神明”之明证。回首历史，《内经》心主神明谬论影响中国医学两千年，而今盛世清明，是否也该拨乱反正了呢？ 我们听到的一切都是一个观点，不是事实。 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一个视角，不是真相。 马克·奥勒留《沉思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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