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木扎提河（渭干河）北岸，明屋塔格山断崖上。克孜尔石窟大约建于公元3世纪，止于公元8至9世纪。克孜尔石窟是中国大型石窟之一，也是中国开凿最早的石窟群。1961年，克孜尔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重要的遗产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克孜尔石窟现存洞窟345个，总体走向呈东西向，绵延约3 公里。洞窟分为四个区域：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和龛窟等。其中禅修用的僧房窟遍布各区，数量占洞窟总数的三分之二，反映出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地区佛教禅修的重要场所。 图1 泥塑彩绘 克孜尔第215A 窟（ ？） 1906 年德国探险队拍摄 图2 泥塑 克孜尔第77 窟右甬道 1906 年德国探险队拍摄 克孜尔石窟在历史变迁中，经历了新疆文化转型的冲击和破坏。克孜尔石窟的雕塑（主要是泥塑）大部分已毁，现存雕塑已是凤毛麟角。（图1、图2）壁画则成为克孜尔石窟最丰富的遗存了。克孜尔石窟现存壁画面积近4000 平方米，题材繁多，内容丰富，主题是围绕释迦牟尼前世今生的诸种事迹，即通常所谓的“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图3、图4、图5）围绕这些故事的天相图、飞天、天宫伎乐等也都是克孜尔石窟具有艺术魅力的图像。此外，大量的供养人像是研究龟兹历史及西域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克孜尔石窟还出土了大量古代各种文字的文书、木简等，都弥足珍贵。 图3 菱格本生故事 克孜尔第17 窟主室券顶 图4 天相图和菱格因缘故事 克孜尔第172 窟主室券顶 图5 佛传故事“夜半逾城” 克孜尔第110 窟主室右侧壁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饱受沧桑的克孜尔石窟又遭遇了一场“雪上加霜”的劫难，精美的壁画和雕塑，被无情地从母体分割，远走他乡，天各一方。新疆文物的流失，与敦煌文物流失一样，是一部中国文物的“伤心史”。为了准确阐述新疆文物流失的事实真相，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弥补历史造成的遗憾，新疆龟兹研究院承担了龟兹石窟文物流失的调查、研究与复原的任务。经过二十年多年的砥砺奋斗，取得了初步成果，《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就是其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其核心部分。 一、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的历史回顾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西方掀起的西域探险考察热潮中，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这些探险队在探险考察过程中，程度不同地都从克孜尔石窟掠取了壁画、雕塑等珍贵文物。 （一）俄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最早考察克孜尔石窟的是俄国人。在克孜尔后山区第213 窟西壁上有用铅笔题写的俄文人名：г. Мюнханг（缪恩汉克），时间是1879 年1 月15 日。另在谷西区第38 窟左甬道券顶也有俄文铅笔题记，时间是1883 年。这两则俄文题记中的人名相同。根据题记推测，这个叫缪恩汉克的人曾两次到达克孜尔石窟。除此题记外，尚未发现该人其他有关探险考察的文字材料。（图6） 图6 俄文题记 克孜尔第38 窟右甬道券顶前端 1905 年，俄罗斯中亚与东亚研究委员会为进行地理勘察，派遣M. M. 别列佐夫斯基（М. М. Березовский）和其堂弟H. M. 别列佐夫斯基（Н. М.Березовский）带领探险队前往新疆考察。1906 年2 月6 日他们抵达库车后，考察了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古龟兹地区的多处遗址，并揭取了克孜尔第60 窟的部分壁画。别列佐夫斯基兄弟考察所获取的大部分资料保存在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方学档案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东方学档案馆）内。另有部分资料藏于原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州档案馆内。 1909 年至1910 年和1914 年至1915 年，由俄罗斯中亚与东亚研究委员会资助，印度学、佛教艺术史和古文字专家С. Ф. 奥登堡（SergeyFyodorovich Oldenburg）率领探险队两次赴新疆进行探险考察。第一次探险队考察了龟兹地区多处遗址，其间在克孜尔石窟逗留数日，调查了德国探险队曾揭取过壁画的洞窟，并剥取了第198 窟和第199 窟的壁画。这次考察报告《1909 至1910 年俄国新疆探险考察初步简报》于1914 年公布。1910 年俄国探险队在新疆收集的文物收藏在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后来，这批文物被移至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自1935 年起，包括壁画、绘画、陶器、写本、照片以及遗址的考古草图等部分文物开始展出。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共收藏有俄国探险队从龟兹地区带走的文物800 余件，壁画残片79 件，其中出自克孜尔石窟的有16 件。 （二）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03 年4 月10 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探险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达拜城克孜尔村，与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偶遇。4 月15 日，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克孜尔石窟正式开始考察工作。他们首先调查了各区的洞窟，拍摄了部分洞窟壁画和外景，记录了近100 个洞窟。他们在部分洞窟中揭取了壁画，首开了割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恶劣先例。日本探险队还清理出不少木简和文书残纸，最为重要的要数“孔目司文书”以及唐代龟兹语寺院帐历MS00541（大谷文书五四一号，简称Ot.12）的发现（图7、图8）。根据堀贤雄4 月22 日的日记，庆昭蓉推测，这两件文书可能是“供伴出土”，而且可能出土于谷内区第123窟至第125A窟一带。4 月23 日，渡边哲信和堀贤雄携10 余件壁画和出土文物返回库车。 图7 孔目司帖 克孜尔石窟出土 现藏旅顺博物馆 图8 吐火罗语文书 克孜尔石窟出土 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 1909 年3 月18 日至20 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二次探险队的野村荣三郎抵达克孜尔石窟，发掘了部分洞窟，并从克孜尔后山区第206 窟和第224 窟揭取了几幅壁画。 1912 年5 月至6 月，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在克孜尔石窟挖掘了部分洞窟，切割了几幅壁画，并拍摄、临摹了部分洞窟的壁画。 吉川小一郎在1913 年5 月30 日的日记中记载：“然而此处诸洞业经我[本愿寺派] 渡边、堀、野村三人探险发掘，此前此后又经洋人几番下铲，尤其是某位俄国人士，为了让之后前来探访的旅客断念，把残存壁画率皆加以破碎，不才如我，即使想再追续前贤，有所把握[收获]，看了[这个状况也不免] 甚为忐忑不安。”从这段记录看出，铲子是大谷探险队队员在克孜尔石窟揭取壁画的工具之一。在第48 窟、第175 窟壁面上留下的就是椭圆形的揭取痕迹。（图9）此外，还描述了俄罗斯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破坏。
图9 立佛 第48 窟后室前壁上方 大谷光瑞探险队从新疆带回日本的文物中的部分精品被收录到1915 年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中，其中有克孜尔石窟壁画11幅，佛典写本6件。由于大谷探险队队员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训练，工作比较粗疏，对发掘品未作编号，他们的发掘都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致使后来在整理探险收获时发生混乱。因此，探险队队员的工作日记便成了了解他们调查发掘和文物出土情况的文字材料。这些日记直到1937 年才发表在《新西域记》两卷本中，书中刊有克孜尔石窟壁画和外景照片、洞窟形制和壁画示意图等。 （三）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20 世纪初，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曾组织“普鲁士皇家吐鲁番探险队”于1902年10 月至1903 年5 月、1904 年11 月至1905 年12 月、1905 年12 月至1907 年5 月、1913 年5 月至1914 年2 月先后四次在新疆地区进行探险考察活动。第三次和第四次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考察的时间最长。
图10 1906 年，格伦威德尔在克孜尔第4 窟临摹壁画 第三次探险队队长是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队员有勒柯克（Albertvon Le Coq）、巴图斯（Theodor Bartus）和波尔特（H. Pohrt）。格伦威德尔对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都做了较详细的记录。此外，格伦威德尔还将硫酸纸拓在壁画上绘制了很多幅壁画线描稿。（图10）勒柯克和巴图斯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写本、木板画、塑像和壁画残块等。波尔特拍摄了洞窟外景和壁画，测量洞窟并绘图。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图、壁画题材内容及位置分布记录，主要是在这次考察期间完成的。探险队还给洞窟编号并命名（见本书附表三）。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停留了两个半月，虽然在格伦威德尔的反对下，勒柯克和巴图斯还是用弧尾锯切割了一部分壁画。（图11）第四次探险队由勒柯克率领，队员仅有巴图斯一人。他们于1913 年6 月中旬到达克孜尔石窟。在第三次探险队考察克孜尔石窟时，有些位置较高而且比较危险的洞窟，格伦威德尔没有攀登上去。
图11 巴图斯题记 克孜尔第177 窟主室正壁 第四次探险队考察时，巴图斯攀登考察了这些高危洞窟，并测绘了洞窟形制图。（图12）在克孜尔第213 窟和第223A 窟的壁面上还存有巴图斯当年留下的题刻。第四次探险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切割壁画，其数量远远超过了第三次探险队所获。8 月初，探险队离开克孜尔石窟，前往库车。
图12 勒柯克在克孜尔第13 窟上方 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两次考察，割取并带走了大量壁画。1933 年，德国公布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数量是252 块，328.07 平方米，出自37 个洞窟。这个数据与克孜尔石窟留存的割取痕迹的面积和洞窟数量相差甚远。德国探险队四次探险都有考察报告或文章公布。从1907 年起，他们陆续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考察报告与研究论文。其代表性的成果有：格伦威德尔的《新疆古佛寺》和《古代库车》，勒柯克的《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勒柯克和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合编的《新疆佛教艺术》（七卷本）等。德国公布的报告与文献，基本上展示了德国探险队的活动情况。 （四）法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06 年至1908 年，由伯希和（Paul Pelliot）率领的法国探险队在新疆开展考察工作。探险队在库车停留了数月，考察了克孜尔、库木吐喇以及克孜尔尕哈石窟。伯希和在克孜尔石窟个别洞窟拍摄了照片。伯希和还从克孜尔尕哈石窟捡走了一些脱落在地的壁画残片。伯希和在库车重点发掘了苏巴什佛寺和库木吐喇石窟南侧的都勒都尔- 阿胡尔遗址。这两地的考察报告是伯希和新疆考察的重要成果。伯希和带回巴黎的文献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其他文物则入藏巴黎卢浮宫，后归集美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百诗（L. Hambis）组织了一批学者从事伯希和在新疆与敦煌所获文物的系统分类整理工作，编有《伯希和探险队考古资料丛刊》，在第一卷《吐木休克》和第八卷《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语铭文》中刊有克孜尔石窟壁画、塑像和龟兹文题记残片等图片。伯希和在库车地区发现的梵文和龟兹文写本，早年由菲诺（LouisFinot）和列维（Sylvain Levi）整理研究。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由皮诺（GeorgesPinault）负责重新整理龟兹文写本。
克孜尔石窟第8窟，位于谷西区西端中层，是一个纵券顶中心柱窟。主室正壁开龛，龛内塑像无存。左右侧壁各绘一栏大型因缘佛传图，每栏三铺。右侧壁壁画有一部分被揭取。  （五）英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探险考察活动 1914 年5 月28 日，英国斯坦因（A. Stein）率领第三次中亚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作了为期一天的考察，拍摄了部分壁画照片。 克孜尔石窟洞窟形制保存较为完整、壁画尚存的洞窟近70 个，除了谷内区的一部分洞窟，即第97 窟至第104 窟这一组洞窟由于位置较高，不容易攀登，才幸免于难。而其余洞窟的壁画几乎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外国探险队不同程度的切割剥取。目前统计，遭到切割壁画的洞窟有59 个，揭取壁画面积近500 平方米。 二、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情况与现状调查 （一）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调查 早在20 世纪中叶，我国以黄文弼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和以韩乐然先生为代表的艺术家对克孜尔石窟壁画流失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有关部门与各界人士都非常重视我国文物流失的问题。20 世纪70 年代出版的《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和《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图册中，对龟兹石窟文物流失问题作了专题研究与介绍。之后又相继出版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龟兹》《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等图册，将流失海外的新疆石窟文物编入其中，并附有相关考察与研究文章。这些都为后来全面开展新疆文物流失的考察研究，奠定了基础。 1998 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今新疆龟兹研究院）为了全面开展龟兹石窟研究，将“克孜尔石窟文物流失研究”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之一。在研究所领导支持下，由霍旭初研究员组织业务人员启动了这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与条件，在基本掌握国外公布的图像等资料外，调查与测量克孜尔石窟被剥离壁画的揭取痕迹，是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与考证复原的根据。有了上述基础资料，我们就掌握了对照、排比、分析、辩误的主动权，取得了初步的“话语权”。 1998 年秋，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今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玛利安娜·雅尔荻兹（Marianne Yaldiz）女士访问克孜尔石窟，向我们提供了一份该馆整理的《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藏395 块克孜尔石窟壁画目录索引》。她返回柏林后，又给研究所提供了272 张黑白照片。1999 年，她又给研究所提供了该馆收藏的部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碳14 测定数据28 个。 2002 年9 月，霍旭初研究员与笔者应邀参加了由德国国家博物馆、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和德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的“重访吐鲁番：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研究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我们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文物库房工作了一周，核对了该馆收藏的大部分克孜尔石窟壁画。 2010 年，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鲁克思（Klaas Ruitenbeek）馆长访问克孜尔石窟，拉开了该馆与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合作的序幕。 2011 年2 月，笔者受邀访问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调查该馆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2011 年10 月至11 月，笔者受邀访问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镰仓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和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调查流失日本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2012 年至2013 年，笔者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访学期间，对该馆现藏克孜尔石窟壁画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与测量，查阅了德国探险队历次考察的文字档案与图片资料，特别是看到了尚未公布的一些材料，收获颇丰。该馆向笔者提供了所有壁画的彩色图片。 自从笔者代表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馆开展合作始，相继与世界各国收藏克孜尔石窟文物的单位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克孜尔石窟流失文物考察研究工作有了新进展，局面进一步打开。 2013 年1月，笔者从柏林前往法国巴黎，对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的新疆石窟寺壁画和雕塑等文物作了初步调查。 2013 年5 月，笔者从柏林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研究员吉拉·萨玛秀克（Kira Fedorovna Samosyuk）和文物保管员普切林（Nicolai Pchelin）的陪同下, 对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龟兹石窟壁画做了初步调查。 2014 年10 月底至11 月初，笔者参加2014 年度“新疆文化海外宣传周”活动，作为随团专家前往莫斯科和柏林。在柏林期间，笔者再次前往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核对克孜尔石窟壁画。 2015 年11 月，笔者带领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和吐鲁番学研究院的部分业务人员赴韩国考察，对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新疆石窟寺壁画等文物做了初步调查。 2016 年6 月，笔者再次远赴柏林，核对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新疆壁画等文物。在此期间，受德国外交部文化处的邀请，与毕丽兰（Lilla Russell-Smith）博士一起在德国外交部文化处座谈，介绍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和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合作以及笔者调查复原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情况。 2016 年 7 月底至8 月初，笔者再次前往圣彼得堡，与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娜塔莉亚（Natalia ViktorovnaKozlova）洽谈拍摄、公布该馆收藏的龟兹石窟壁画合作事宜，并全面调查了该馆收藏的龟兹石窟壁画等文物。 2016 年12 月，受德国外交部文化处邀请，中国新疆文物局、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和中国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相关领导及笔者访问柏林。参加了由德国外交部文化处组织，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国新疆文物局、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中国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及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代表共同参与的“丝绸之路沿线文物的数字化保护问题”座谈会。 （二）德国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现状 德国探险队运到柏林的新疆文物总称为吐鲁番藏品，由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印度部保管。到20 世纪20 年代末，这批壁画中的大部分已经被修复。
图13 1929 年盖里特利纽约住所龟兹壁画陈列，载于《盖里特利收藏品选辑》（Portfolio of theGellatly Collection，纽约，1929，美国史密森学会资料部 ） “1921 年，为了将那些不展出的博物馆藏品搬入在达勒姆应急建成的仓库而筹措搬运资金，开始出售'重复件’。勒柯克只能将一小部分从中亚带回的壁画在艺术品市场上出售。在通货膨胀中期，有约40 幅壁画被卖到了美国——幸运地换回了美金。”事实上，每一幅壁画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品，它们是不同时代的不同洞窟、不同部位、不同题材的构成部分。而且，出售壁画的数量也远不止40 幅，就笔者调查所获，从柏林售至美国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就达49 幅之多。（图13、图14）
图14 1929 年盖里特利纽约住所龟兹壁画陈列，载于《盖里特利收藏品选辑》（Portfolio of the Gellatly Collection，纽约，1929，美国史密森学会资料部 ） 被劫掠至德国柏林的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来自新疆的壁画等文物，从此开启了它们离开石窟寺母体后的又一次远渡重洋、颠沛流离的命运。目前，在美国各大博物馆、英国、日本等国官方机构以及私人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残片都是勒柯克在这个时期售出的。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李琛妍（Sonya S. Lee）教授就龟兹壁画从柏林至美国的流散史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 此外，还有少量壁画被勒柯克作为礼品赠送了出去。1918 年，勒柯克将两块克孜尔石窟壁画作为礼品赠送给匈牙利布达佩斯东亚艺术博物馆第一任馆长费文奇（Zoltan Takáts v.Felvinczi）。1927 年，勒柯克将部分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壁画送给了时任法国集美博物馆馆长约瑟夫·赫金（J. Hackin）。这批壁画于1933 年和1938 年先后入藏法国集美博物馆。1975 年，让·吕布（M. etMmeJean Riboud）先生和夫人给集美博物馆捐赠了一块克孜尔石窟壁画，估计这块壁画也是勒柯克赠送出去的。
图15 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展厅 1928 年 1924 年，柏林民族博物馆的印度部和东亚部被分配到了施特雷泽曼大街（Stresemann-Straβe）上一栋建筑的整个底层，勒柯克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这些展厅中布置了四次吐鲁番探险队的收集品，并于1928 年12 月对外开放。（图15、图16）当时，在展厅中还复原了克孜尔第76 窟和第123 窟。
图16 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展厅 1928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柏林民族博物馆为了文物安全做了一些准备。“包括壁画在内的许多藏品都被打包放入了地下室。窗户也都堵住了，留在展室中的绘画前层叠堆放着高耸的沙袋。人们也用这种方法来保护帕加马祭坛。直到1940 年12 月, 对燃烧弹有了一次经验后，他们才改变了主意。接着，人们将印度部中的许多壁画取了下来。1941 年9 月，在动物园附近的防空洞中还有位置存放藏品，而自1944 年6 月起，藏品便只能放置于德国中等高度山脉中的那些矿井里了。小型的壁画自然是首先被打包起来的，人们让它们保持在铁框架中，再将其放入木箱。而那些大尺寸的壁画，它们便留在了沙袋之后，并在一次夜间轰炸中被炸毁，而地下室中存放的约100 个等待转移的箱子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图17、图18）
图17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的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外景）
图18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的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内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红军在占领区将大量艺术品充公。“一大批存放着印度和中亚文物的箱子，从博物馆以及动物园附近的防空洞中被运走。除了后来少数归还给东德的文物，大批资料如今都保存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几年前，在圣彼得堡的隐士庐博物馆建了所新的库房，允许研究人员进去研究壁画以及指导修复事宜。如今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与隐士庐博物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从柏林运至莫斯科的文物至今还没有任何消息，因此无法最终确认战争带来的损失程度。不过第4 与第10 展厅内大部分没能转移至安全地点的壁画很可能都被毁掉了。” 1961 年，联邦德国政府拆除了毁坏严重的柏林民族博物馆老馆，将其迁移至柏林西郊的达勒姆区，柏林民族博物馆印度部独立成为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 2006 年，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和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合并为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来自新疆的文物终于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文物一起，被置于一个博物馆的管理之下。现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有230 余块，还有些壁画残片没有编号。 （三）俄罗斯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现状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来源于两个渠道。其一是俄罗斯探险队，即别列佐夫斯基和奥登堡探险队所获；其二来自于柏林德国探险队收集品。前者数量不多，而后者的数量近乎柏林收藏品的一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红军将从柏林掠走的文物装了两个专列从柏林分别运到了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这批文物一直没有公布。直至2008 年，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在展厅中布置了一个新疆文物常设展，有于阗厅、龟兹厅、焉耆厅和吐鲁番厅。展出的文物除了俄罗斯探险队的收集品外，还展出了一批苏联红军从柏林运来的被称为“格伦威德尔收藏品”的新疆文物，其中有很多出自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图19）
图19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文物标签 2002 年冬季，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雅尔荻兹馆长访问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初步调查了该馆收藏的从柏林运来的新疆文物。在返回柏林后，雅尔荻兹馆长给笔者寄了一本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编撰的DokumentationderVerluste Band Ⅲ，这本图录收录了柏林民族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失的包括新疆文物在内的所有文物。雅尔荻兹馆长在图录中标示出了她的初步调查结果。
图20 龟兹供养人（修复前） 克孜尔第175 窟主室前壁门道右端下部 笔者摄于2013 年 2013 年5 月，笔者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调查期间，就带着DokumentationderVerluste Band Ⅲ这本图录，在展厅和文物库房进行对照调查。当时，大部分壁画还是保持着从柏林过来时的状态，（图20）有一部分壁画经过修复处理了。2016 年7 月至8 月，笔者第二次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调查时，这批壁画中的大部分已经被修复了，至2016 年年底，这批壁画全部修复完毕。（图21）
图21 龟兹供养人（修复后） 克孜尔第175 窟主室前壁门道右端下部 笔者摄于2016 年 同年，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在网站上公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柏林运至圣彼得堡的包括新疆壁画在内的所有文物图片。 2017 年春季，我们得到了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同意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和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合作，公布出版从柏林运至俄罗斯的龟兹石窟壁画的批复。 截至目前统计，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300 余幅从柏林运至圣彼得堡的新疆壁画中，出自克孜尔石窟的壁画有129 件。据笔者推测，不排除个别壁画被疏漏的情况。 （四）日本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现状 大谷探险队第一次探险考察活动结束后，将所获文物的一部分置于京都本愿寺内，另一部分则存放在京都恩赐博物馆（现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前身）。由于所获文物数量庞大，1909 年，在大谷光瑞主持下，本愿寺在大阪和神户之间的武库郡须弥月见山新建一座别邸——二乐庄，主要作为存放、整理大谷收集品的场所。大谷收集品在二乐庄存放期间，曾经进行了两次公开展示。由于本愿寺多年大规模的考察探险以及修建二乐庄，加之在日俄战争期间本愿寺还有资助经费，财政耗费巨大，引起了严重的财政赤字，直接导致1914 年5 月17 日大谷光瑞辞职。此后，二乐庄被变卖，大谷收集品遂被分散各地。 大谷收集品主要分散为四部分。一部分收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原存放在京都恩赐博物馆，1904 年在此展示），1944 年经日本人木村贞造购买，后来捐赠给了博物馆；第二部分是1915 年由橘瑞超开列目录，卖给了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现收藏于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第三部分则由大谷光瑞本人带到旅顺，现收藏于旅顺博物馆。这部分当中有包括8000 多号大谷文书在内的部分文物后来又被橘瑞超带回日本，现收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第四部分是日本私人收藏，如小野寺直家族收藏有三块新疆石窟寺壁画，均为大谷探险队收集品。勒柯克出售的克孜尔石窟壁画还出现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镰仓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以及多家私藏品中。2017 年，中国木木美术馆从日本私人手中购买了三块德国探险队剥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综合以上，克孜尔石窟流失海外的壁画，最大收藏地是德国，其次是俄罗斯在日本东京、京都、镰仓，韩国首尔，英国伦敦、牛津，匈牙利布达佩斯，法国巴黎，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底特律、堪萨斯等地都有零星收藏。由于克孜尔石窟文物流失的历史背景复杂，时间已逾百年，除了上述收藏情况外，克孜尔石窟壁画等文物不排除辗转到其他国家和地方的可能。 三、克孜尔石窟流失壁画复原研究 克孜尔石窟流失壁画复原研究工作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将流失壁画复原至母体洞窟原位的复原和残破壁画的整合复原，恢复壁画的原貌，纠正记录错误的位置；二是壁画真实内涵与“表法”本质的“复原”，流失壁画回归原位，壁画内容辨析显真，是我们深入研究龟兹佛教思想所追求的目标。 （一）壁画与母体洞窟的复原、残破壁画的整合复原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由石窟建筑、壁画、彩塑三位一体而构成，它们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单体的艺术作品。每个洞窟中的一尊尊塑像、一幅幅壁画，将其精心组合布局，都有其特殊的宗教含义和功能。不同派属、不同时代的石窟壁画有着不同的题材内容和组合。由于历史原因，克孜尔石窟壁画被西方探险队肆意切割与肢解，使它们脱离了母体——石窟，留下的是斑斑斧痕，满目疮痍，给石窟本身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也给整体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克孜尔石窟历经千余年历史沧桑，虽然受到自然营力的侵蚀破坏，但大部分洞窟依然屹立在明屋塔格山的山腰及沟谷崖壁间，现存壁画整体保存尚好，大部分壁画色彩鲜艳如新，以事实有力地反驳了外国探险家盗割壁画的理由是为了所谓的“保护”。相对于自然营力而言，外国探险队的野蛮剥取则是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致命一劫。在切割壁画过程中，被切割壁画的周边就有很多壁画被连带破坏了，甚至有些壁画本身在切割过程中就成碎片而坠落在地了。此外，在远距离运输过程中有一部分壁画也不可避免地碎裂了。而最令人心痛的则是，很多珍贵壁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了，还有一部分至今下落不明。如果勒柯克地下有知，他所谓的拯救行动，不过是他劫掠新疆石窟寺壁画等文物的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正如德国学者卡恩·德雷尔（Caren Dreyer）所言：当年勒柯克夸张的记录，也许是出于虚荣或是为了向资助者邀功。
天人及婆罗门（因缘佛传图局部） 位置：第224窟主室右侧壁（上栏第二、三铺之间） 收藏地：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馆藏编号III 9189 尺寸：75.00cm×50.00cm 外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考察缺乏科学性。如德国探险队依据窟内壁画的某些特征或内容而给洞窟命名，诸如“恶魔窟”“航海窟”“地狱油锅窟”“衔环飞鸽窟”“重绘窟”“烟熏窟”等。还有一部分是以洞窟所处的位置而命名，如“高位窟”“小峡谷倒数第三窟”“角落窟”等等。这种不科学的命名给后人的研究造成了诸多麻烦。而日本大谷探险队甚至没有出版正式的考察报告。俄罗斯探险队在龟兹地区揭取的壁画，大部分标明是出自库车，而没有具体的遗址名称，这也给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多麻烦。 由于考察过程欠缺严格的考古记录，再加上不科学的命名，造成了壁画出处混乱。尤其是德国第四次探险队，不仅揭取的壁画数量远远超过第三次探险队，而且在考察过程中错记、漏记及重复命名洞窟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有一部分壁画长期不知出自何窟。 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原位考证工作肇始于日本的熊谷宣夫和上野アキ两位学者，他们发表了几篇关于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原位调查方面的文章，主要是关于第224 窟和第179 窟的壁画。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他们无法进行图像复原，只是用简单的草图示意。德国的史林洛夫（Dieter Schlingloff）先生也考证过克孜尔石窟第38、163 等窟的部分壁画原位，但是没有正式发表。 日本的中川原育子女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第224窟主室左右侧壁及前壁壁画的原位进行了考证和复原。但是，中川原育子没能获得第224 窟内被揭取壁画的尺寸。森田美树（Miki Morita）女士对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12 块克孜尔石窟壁画残片进行过比对和原位考证。井上豪先生对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残片进行过考证。桧山智美（SatomiHiyama）则以克孜尔第207 窟复原研究作为博士毕业论文。2017 年，在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举办的题为“素心伝心”的展览中展出了克孜尔第212 窟主室左右侧壁复原作品。2019 年，德国的伊内斯（Ines Konczak-Nagel）博士对两幅长期不知所归的克孜尔石窟壁画进行了原位考证。
图22 金刚力士和天人 克孜尔第4 窟左甬道外侧壁 现藏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无数次在克孜尔石窟逐个洞窟勘验并与残存壁画进行图像缀合，落实了大部分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所属洞窟和原位。在复原壁画的过程中，首先比对壁画题材内容与图像；其次，将窟内被揭取壁画尺寸与流失壁画尺寸进行校勘；而壁画色彩、绘画风格及技法也是不可或缺的复原条件。例如，第4 窟右甬道外侧壁被德国第四次探险队揭取的一幅尺寸为114.00cm×69.00cm 的壁画，画面内容为一身金刚力士和一身天人，原德藏编号为IB 9045，后被运至俄罗斯圣彼得堡，现收藏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藏编号为BDce-856。（图22）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档案卡片上记录这幅壁画出自“日本人窟”，即现行编号第179 窟。（图23）然而，笔者在第179 窟没有找到与此幅壁画相应的揭取痕迹，因此排除了该壁画出自第179 窟的可能性。根据壁画两侧的身光，初步推断其出自两身立佛之间；其次，根据壁画下部的纹饰以及壁画色彩，最终确定这幅壁画出自第4 窟右甬道外侧壁。但是，揭取壁画尺寸为140.00cm×133.00cm，远远大于编号为BDce-856 的壁画尺寸，毫无疑问，大部分壁画在揭取时就被破坏了。（图24、图25）将这幅壁画复原后再仔细辨别，发现天人脚下有绿色的水，水边有一只黑色的鞋，因此推断出壁画左侧立佛和力士是一个佛传故事“佛陀掷山”，壁画右侧立佛和天人是另一个佛传故事“耶舍出家如果不是对克孜尔石窟十分熟悉，流失海外壁画复原工作将无从下手。
图23 文物档案卡片 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图24 克孜尔第4 窟左甬道外侧壁 （现状）
图25 克孜尔第4 窟左甬道外侧壁 佛传故事“佛陀掷山”和“耶舍出家”（复原） （二）壁画真实内涵与“表法”本质的复原 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大多堪称艺术精品，其中有许多是龟兹佛教思想关键性题材内容和透视龟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证性资料。近年，龟兹佛教与石窟研究逐步进入了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全方位综合研究阶段。之所以能开展全方位综合研究，其中就得益于克孜尔石窟现存资料与流失资料的复原归位、残缺和零散壁画的整合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中外资料的合璧，文物与文献的双重印证，流失壁画的复原，使龟兹佛教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思路更加清晰。壁画复原工作将龟兹石窟和佛教艺术、历史研究推向了更高层次。 克孜尔石窟现存壁画与流失海外壁画的合璧资料的陆续公布，为近年来龟兹佛教与石窟寺研究在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和艺术学研究等方面的突破奠定了基础。中国学者对龟兹石窟的调查、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在形成新的、更为健康的学术生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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