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大业、贞观纪事（上）|第六章 贞观之治：李世民的颠峰时刻 |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这话是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讲的，时间在上节讲的廷辩之后一个月。 原话当然不止这八个字，但一样明白畅晓如同大白话——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话是大白话，道理也浅显明白似乎不用多讲，但就是这么浅显的道理，前朝后代的许多帝王却就是搞不明白，这才显得贞观天子鹤立鸡群远见卓识。 正是有了这样的远见卓识，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才被确定下来，也就由此形成了贞观年间“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的国泰民安的景象。 引号里的话依然是贞观天子自己说的，原文前后相接的是这样的句子： “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犹嫌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一次次引用当年的皇帝语录，实在是因为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时总在实话实说，显得颇为可爱可敬。 难道不是吗，在此前此后太多太多打着各种旗号，以各种名目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自吹自擂自我膨胀的帝王排行榜中，贞观天子难道不是个难得清醒的异数异类吗？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能明白其实不是百姓离不开帝王，而是帝王离不开百姓的皇帝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啊！ 那个上古时期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老者是这样唱的：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继他之后，承上启下的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你当然可以说那是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农耕社会的原始理想。 但你又该如何解释，甚至就是在物质极其丰富、科学高度发达、文明日新月异的今天，欧美许多发达国家所奉行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现实呢？ 和先人们相比，今天的我们其实并没有聪明多少。 真的没有。 话扯远了，还是继续说贞观天子“安人理国”的贞观新政。  简简单单就是四条。 一曰“去奢省费”； 二曰“轻徭薄赋”； 三曰“选用廉吏”； 四曰“使民衣食有余”。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叫“以人为本”。 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所以重点就放在乡村。 因为要以民为本，发展生产，所以贞观天子不但颁布了“劝勉民间嫁娶诏”—— 规定男二十、女十五就应该“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 已过丧期的鳏寡“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 同时又以身作则，先后于武德九年（626）和贞观二年（628）年两次释放宫女出宫，“任其婚娶”，总数达三五千人之多。 考虑到当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现状，贞观天子此举既可贯彻去奢省费、不滥用人力财力的原则，又可以让宫女们返回人间，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真可谓一举多得。 应当承认，尽管“轻徭薄赋”已经成了“安人理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由于贞观初年社会积累不够，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其实并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隋炀帝那种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 《唐律疏议》特地规定： “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这就叫以法治国有法可依。 未见薄赋，却见轻徭，隋炀帝时代那种动不动就全民皆役全国皆役的弊政算是被革了命。 尽量不让百姓服徭役的目的在于劝课农桑。  自东晋以后，中原分裂，战火绵延，加之统治北方的多是恃强斗狠的马背民族，早已有之的天子亲耕籍田的古代礼仪也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 现在，贞观天子又将这种古老的仪式恢复了。 以帝王之尊，躬耕耒耜，亲祭先农，其象征意义当然远远大于实际作用，所以贞观天子还特地颁布了《籍田诏》，大造舆论，施行之日，自然是盛况空前。 《旧唐书·礼仪志》说—— “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耕耒耜，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 “骇跃”连用，实属新鲜： 欢呼雀跃跃跃欲试之“跃”不难理解。那个“骇”字却大有讲究，围观的官员与百姓显然是颇感新鲜与吃惊，以至于“骇”。 据史书记载，隋末唐初，长期战乱动荡不已，不事稼樯“人多浮伪”已成流习，以至于为了贯彻朝廷尽力农耕的旨意，不少地方大员要令属下严加巡查，“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 要想彻底扭转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实在不是朝夕就可立见功效之事。 贞观天子也并没有做完籍田秀之后就以为大功告成，他依然不断地派遣使臣去各地劝课农桑，并且还亲自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用意依然在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贞观四年（630），他在接见即将分赴各州考察农桑的使臣时还又一次以自己为例： “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 亲历亲为躬耕田亩，贞观天子当然会觉得累，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会觉得疲乏不堪，以己度人推己及人： “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 昔日公子，今日天子，从落地之日就锦衣玉食高高在上的李世民能有如此感悟实属不易——还记得那个听说百姓无以为食只能靠草根树皮充饥，居然傻兮兮地问那为什么不吃肉饼的西晋混蛋皇帝司马邺吗？ 两相比较，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深知民间疾苦、农人不易，贞观天子还再三强调从中央下到州县的使者一定要深入田间地头：“不得令有送迎。”理由极其现实：“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体会，也就才有了《贞观政要》里记载的贞观二年（628）“京师大旱，蝗虫大起”，贞观天子诅咒而吞之的举动。 贞观天子的咒蝗之辞是这样的—— “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有一段不乏轻松诙谐的议论： “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深切关心他留给后世的形象。我们知道，他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象。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 “毫无疑问，太宗具有做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 他当然是在做秀表演，但也依然是心里还有百姓的表现。 皇帝而知道邀好人心邀好百姓，总比拿百姓不当人只当工具好得多吧？ 还有贞观五年（631）为不违农时而特意将皇太子的行冠礼改期举行的事件。 当时有关部门选择的日期是阴阳家认定的上上大吉的二月，但二月正是万物复苏的春耕大忙季节，贞观天子以“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为由，下令“改用十月。” 既然是以农事为本，当时的土地政策也就有必要交代两句。 唐高祖期间曾颁布过计口授田“丁男、中男给一顷”的均田令。 当时的政策是，“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 也就是说，每户占十分之二的田地是可以继承的，剩下的部分则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不断重新分配。  这种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隋末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地广人稀。 荒闲之田当然好分，人多地少的“狭乡”又该怎么办？ 当时又没有也不可能有“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的土改，所以又有了鼓励农户由“狭乡”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宽乡”的政策。 并且还有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以及适当免除赋役的成龙配套的优惠鼓励条件。 千万别看轻了这些在贞观君臣手下才开始切实施行并逐步完善起来的政策，要是没有真真切切想要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拳拳之心，你会连想也想不到这些似乎是并不复杂的举措。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多年动乱之后，我们的共和国也面临着百端待兴百废待举的局面。因为真正开始脚踏实地考虑民生问题，也就才有了建国后最为纯粹的，不以政治为说辞的，由政府出面组织并实施的区域性移民。 那次被动员迁移的是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农户，当时被称为“两西移民”。 那次两西移民让许多农户至今受益无穷。 贞观年间当然也是这样。 更何况贞观天子之时还有兴修水利、设置义仓等等等等的善举善政。 总之一句话，贞观年间尤其是贞观初年（大约以贞观十一年左右为前后分界）的贞观天子绝对是一个兢兢业业忧勤惕厉不忘百姓心存百姓的好皇上，所以也就有了出自《贞观政要》的贞观盛世图——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那么，人心究竟是怎么得到的呢？ 原因就在于“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 这样的，短短几年之后，就“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岭表（今两广之地），自山东至于沧海（东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路，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粮价一跌再跌，现在的人们免不了有谷贱伤农之慨叹，但联系到当时曾有物以稀为贵的斗米匹绢的高价，此中变化，反映的不也是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的现实吗？当然，“马牛布野，外户不闭”云云显然是一种已成经典的老套夸张，但出门在外的行商旅人不用背着干粮，还能一路热汤热饭地解决肚子问题，显然真的是社会富庶的一种象征。 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则是这样说的—— “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劲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 很难说踌躇满志的贞观天子是在表扬他人还是在表扬自己，但事实如此，谁不服气也不行，对吧？ 还有，即使是到了一千多年之后的现在，贞观天子李世民用来表扬和自我表扬的理由也依然可以成立，尤其对于那些手握重权、能够决定他人升迁荣辱的人来说，让不让并且听不听别人说话也依然是个让人挠头的问题。 现在的人们把这叫做一言堂、家长制，并且还有忠言逆耳的说法，表明此类封建遗风并未完全绝迹。 贞观时期之所以能迅速就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以至于作为当事人的贞观天子自己也总是动不动就要以此夸耀一番，就李世民来说，也真的不乏傲人傲世的极为充足的理由。 因为他真的明白并且真的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   均田制 均田制是由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部分土地在其死后还给官府。到了唐朝中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至唐天宝年间，根本无法实行土地还授，故至德宗年间被“两税法”取代。实施范围一说始终仅实施于北中国，一说隋统一后实施于全国。 均田制的实施，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减少了田产纠纷，有利于无主荒田的开垦，因而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均田制的实施，和与之相联系的新的租调量较前有所减轻以及实行三长制，有利于依附农民摆脱豪强大族控制，转变为国家编户，使政府控制的自耕小农这一阶层的人数大大增多，保证了赋役来源，从而增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同时，西魏权臣宇文泰，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创立了府兵制，一直沿用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起用募兵制，停用兵府鱼符，之后名存实亡。 唐已明确规定，妇女一般情况下不授田，奴婢及丁牛不再受田。因授田面积不足，在需要依耕的狭乡地区也不再加倍授田。唐代还规定，凡迁徙及贫无以葬者得出卖永业田，狭乡迁到宽乡者得卖口分田(即北魏的露田)，这就扩大了土地买卖的范围。 1、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2、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3、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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