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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法学界，听过王铁崖、龚祥瑞两位先生大名的应该不少，而与之“三同”：同学、同事、同为钱端升先生高足的楼邦彦，则知者寥寥。这位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其实学问才识，与前两位相比，毫不逊色，奈何天不假年，逝世于1979年。他历经“运动”坎坷，虽然最终拨乱反正，得以平反，却没有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候。 近日，《楼邦彦法政文集》出版，先生昔日的皇皇大著得以旧文重刊，重现天日。斯人已逝，故园仍在，借此机缘，一起追忆“恰同学少年”的楼邦彦与清华园的渊源，缅怀那一段不应忘却的学思与法意。 清华文法两院的黄金时代 楼邦彦祖籍浙江鄞县，1912年出生于上海。近代中国的法学家更多出自沿海地区，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法哲学家吴经熊，就是浙江鄞县人，楼邦彦的老师、著名的政治学家钱端升是上海人，好友王铁崖是福建福州人，地域与法学智识的转型，似乎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 1930年楼邦彦先入上海沪江大学读书，一年后转学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依据史学家何炳棣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乃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30年代的清华文法两院表现出空前的活力。除各系师资普遍加强外，教授研究空气较前大盛，研究成果已非《清华学报》所能容纳，于是不得不另创一个新的学术季刊《社会科学》。冯友兰师的《中国哲学史》和萧公权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两部皇皇综合巨著，更足反映文法教学研究方面清华俨然已居全国学府前列。” 时任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有名言传世“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与前任校长罗家伦先生皆用心延揽人才，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当时的政治学系可谓名师云集，阵容鼎盛，浦薛凤先生执掌系务，教授有王化成、沈乃正、张奚若、陈之迈、赵凤喈、燕树棠、钱端升、萧公权等人。这批学人多毕业于清华的留美预备部，后出国攻读法政，在哥伦比亚、哈佛、芝加哥、康奈尔等一流学府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彼时他们正处于年富力强、才思敏捷的人生阶段，既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又关注中国的国情。 当时清华大学的本科教育实行通识教育。关于这种教育理念，梅贻琦先生认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之用，不只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 清华历史上培养出众多中西会通、文理兼备的人才，足以证明这种“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为本，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为末”通识教育的价值。其在一段时间内曾遭批判摒弃，当代重新被肯定重视，有道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让人不胜唏嘘感慨。 一代人的法政救国情怀 当时政治学系的专业课程，有浦薛凤的政治学概论、陈之迈的近代政治制度、赵凤喈的行政法、沈乃正的市政治、王化成的国际公法、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张奚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燕树棠的国际私法、程树德的中国法制史、萧公权的当代西洋政治思想等。 美丽的校园、一流的师资、先进的理念、完备的课程，弱冠之年的楼邦彦，就这么躬逢其盛地与清华结缘了。在这里他很快展现了自己的学术才华，在《新民》《清华周刊》上发表了《在经济的立场评估旧道德的价值》《智识阶级的路》《我们的政府在哪里》《对国联调查团之认识》等文章。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在1934年的两本论著，一本是其本科论文《1922-1931年的英国内阁》，另一本是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作为世界政治学丛书的一种，与龚祥瑞合著的《欧美员吏制度》。 前者是英文论文，由陈之迈博士指导。从选题上，楼邦彦选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31年经济危机前这一貌似常规的时期，从英国内阁的视角，探讨期间重要的宪法性变化。这种从平常处着手挖掘背后隐含的不平常之处的做法，正是其博学覃思的体现。 就笔者曾经浏览过的1931年至1951年间共101篇清华政治学系本科论文的经验看，楼邦彦的论文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关于这篇论文，冯象教授的评价是：“楼先生的英文写文章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偶有小错，谈不上文采，比起钱钟书先生他们来，还是很普通的实用的英文。但论文的水准、文献梳理的功夫和问题意识，不亚于现在的硕士论文；甚至许多马马虎虎、粗制滥造的博士论文也赶不上他呢。” 后者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员吏制度的著作，以英法德美四国相关制度为考察对象。关于Civil Service一词，当时有“吏治”“文官”“公务员”多种译法，本书的校阅者钱端升教授认为皆有不妥，主张翻译为“员吏”。该词翻译的精准性暂且不论，钱端升教授专门为两位本科生的著作撰写序文，提出修订意见，可以反映出当年师生关系的亲密无间。师者爱才，提携指点，学生优秀，本科时期已经可以进行学术攻坚，完成专业论著。 而楼邦彦之所以选择员吏这种与政务官相区分的事务官，即“具有专业技能和永久任期的职业官吏”为研究题目，一方面是从世界趋势看，20世纪的国家已经从原来18世纪、19世纪的警察国家转变为行政国家，员吏的作用日趋重要；一方面是从中国问题看，他认为当时中国政治腐败的原因不是在没有宪法，而在吏治腐败，势必改革。 因此，研究员吏制度，正是在肯定传统考试制度价值的同时，面对世界的发展趋势，试图以先进国家的他山之石，促成中国的员吏制度改革，可谓“吾以救世也”，这正是当时这批青年人法政救国情怀的折射。 不应忘记的法律史上失踪者 可以说，1931年至1934年楼邦彦在清华的本科时光中，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发出黄莺初啼，奠定“以学术为业”的基础，毕业当年他顺利考入清华的法科研究所。在研究生阶段，他同样笔耕不辍，在《清华学报》《清华周刊》《建国月刊》《时事月刊》《独立评论》上发表书评、论文与时评。 贝里代尔·基思的《英国宪法》、米德尔顿的《法国政治制度》等西方学者的最新著述，都是在甫一面世或者出版不久，即被他引介到中国来，体现了他对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把握。《美国联邦公务员的退休制度》《苏俄的公务员制度》是他对员吏制度研究的持续探讨。《宪法草案中国民大会之组织问题》《政制问题的讨论》反映了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后者，乃与本科论文指导教授陈之迈先生进行商榷的文章，体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与勇气。 楼邦彦并没有完成他在清华的硕士学业。1936年他考取了第四届中英庚款考试的行政法门，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这类庚款考试，全国每门往往只录取一人，每届录取总人数不过十几、二十余人，是当时竞争最激烈、难度最高的考试。依据统计，楼邦彦那年的录取率，仅为5.24%。在龙门之试中脱颖而出，正是他实力最好的证明。 1936年的英伦之行，在大洋彼岸等他的是大名鼎鼎的拉斯基，与之同期在伦敦的则有老同学王铁崖与龚祥瑞。如今当我们对这三者耳熟能详之余，也不应该忘记那位法律史上的失踪者楼邦彦，正所谓“何处相思明月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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