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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陵又称汉阳陵，是汉景帝刘启及其皇后王氏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上，地跨咸阳市渭城区、泾阳县、西安市高陵区三县区。阳陵始建于汉景帝前元四年(前153年)，至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竣工，修建时间长达28年，陵园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 阳陵陵园东西长近6公里，南北宽1至3公里，面积约12平方公里。阳陵封土高约31米，陵底边长160米，顶部东西54米，南北55米，陵园为正方形，边长410米，四边中央各有一门，均距帝陵封土110米。 封土上外围放射状态分布着从葬坑，帝陵81条。帝陵外藏坑是帝陵最重要陪葬部分，每条陪葬坑道都是东西方向的长方形坑穴，深度三米，宽度2.4米。葬坑都是木制坑体，六面都由俑木板隔开，最上层木板上还铺有芦席，芦席之上回填3.5米高夯打的填土。 1998年考古工作者对位于帝陵东侧10个外藏坑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包括文吏、武士、男女侍从、宦者等各种身份的陶俑，各类陶塑家畜，原大或缩小为三分之一的木车马，各种质地的生活器具和兵器以及粮食、肉类、纺织品等生活消费品。 孝景王皇后陵位于帝陵东北，距帝陵450米处，与景帝陵遥相呼应。 西汉时，帝、后合葬实行"同茔不同穴"的制度，即皇帝和皇后虽葬于同一茔域，但各起一座陵园。后陵与帝陵形制相同，高约25.5米，封土形制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封土上外围放射状态分布着28条从葬坑，南侧立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汉惠帝安陵"碑石，为讹误。 孝景皇后王娡(？-前125年)，汉景帝第二任皇后，汉武帝生母。槐里人，母臧儿为燕王臧荼孙，父为槐里人王仲。有四女一子，为修成君金俗、平阳公主、南宫公主、隆虑公主(林虑公主)、汉武帝刘彻。王娡于元朔四年去世(前125年)，晚于汉景帝十六年，谥号"孝景皇后"，与景帝合葬在阳陵。 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东南、后陵正南，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西北，分别占地96000平方米。1990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配合西安--咸阳机场专用公路修建的考古钻探中发现从葬坑数座，组建了以王学理为队长，尚志儒为副队长的汉陵考古队，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和进一步的钻探，发掘出大量彩绘裸体陶俑，发现了南区从葬坑。1991年，汉陵考古队90年的发掘成果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东南，北距后陵300米，共计有24个坑，呈南北向14行排列。1992年4月，《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一号简报》发表，公布了南区从葬坑16、17号坑的发掘成果。1994年4月，《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二号简报》发表，公布了南区从葬坑20-23号坑的发掘成果。1995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调秦汉研究室焦南峰、马永嬴组建阳陵考古队(简称阳陵队)，焦南峰任队长，王保平任副队长。1995年11月，阳陵队发掘阳陵南区10号从葬坑(局部)，出土大量彩绘裸体武士俑。[4] 从葬坑中有排列密集的武士俑群，有堆放粮食的仓库，还有牛、羊、猪、狗、鸡等陶质动物及成组的陶、铁、铜质生活用具，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与西汉时期的"南军"、"北军"有一定关系。这些考古发现既是西汉帝王丧葬制度的反映，也是西汉时期经济繁荣，军力强盛和物质生活丰裕的缩影。 罗经石遗址位于帝陵东南，是中国发掘清理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皇家陵园祭祀建筑基址。此处地形隆起，外貌呈缓坡状。遗址平面为"回"字形内外两层，总面积约67000平方米。其内是中心建筑的夯土台基，基座呈正方形，基址边长54米，每边3个门，共计12个门。四周有砖铺地面、卵石散水以及大量砖块、瓦片堆积层等遗迹遗物。在四周门道处出土的空心砖上发现印有四神纹，分别为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基址四周铺的地砖颜色各异，分别为东青、西白、北黑、南红。依建筑原理，整座建筑复原后是四角攒尖顶建筑，类似西安钟楼；或者是圆形攒尖顶建筑，类似北京天坛。[2] 罗经石是建筑中心的一大柱础石，该核心柱石边长近两米，当初上立的柱子直径有1.4米，其高难以想像。基址每边有14个柱坑，坑内保存有柱础石，56根回廊柱与核心柱共同撑起"长安城内就能历历在目"的阳陵高台建筑。整个建筑布局规整，规模宏大。[2] 罗经石遗址是阳陵最重要的礼制性建筑之一，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帝陵陵庙建筑遗址。据有关资料记载，景帝陵庙亦称孝景庙，号德阳宫。《汉书·卷五·景帝纪第五》载，中元四年(前146年)"春三月起德阳宫" ，注："是景帝庙也。帝自作之，讳不言庙，故言宫"。景帝庙于汉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十二月毁，竟宁元年(前33年)三月复。考古专家联系"罗经石"遗址的发掘显示，推断这一遗址是景帝陵庙德阳宫的一部分。 阳陵陪葬墓西起帝陵东侧约1100米处，东到马家湾乡米家崖村塬边，全长2350米，占地约3.5平方公里。整个墓区被壕沟分成若干个方块，成为墓园，这些墓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这次发现的陪葬墓园数量众多，围沟完整，布局规整，排列有序，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的。这一发现在西汉十一座帝陵的考古研究中是首次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997年6月开始，阳陵队为配合高陵县泾河工业园区的建设，对阳陵陪葬墓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钻探，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陪葬墓园，并发掘了其中的部分墓葬，出土了大批汉代珍贵文物。 刑徒墓地位于帝陵西北约1.5公里处，面积达8万平方米，20世纪70年代初被发现，估计葬于此地的刑徒在万人以上。1972年发掘了其中的29座墓葬，揭开了阳陵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发现35具人骨架，其墓葬排列无序，尸骨凌乱，相互枕籍，埋葬草率，均无陪葬品。骨架上大多戴有"钳"、"釱"等类铁制刑具，有的还有明显的砍斫痕迹。1978年初，杜葆任先生发表《汉阳陵附近的钳徒墓》一文，确认了阳陵的刑徒墓地。 阳陵邑位于西安市北郊的泾渭三角洲上，阳陵以东，北临泾水，南越渭河与长安相望。这里原是秦代的一个县城，汉景帝五年在此基础上修建了阳陵邑，在历史上共存在了数百年，是中国首次发现汉代帝陵的陵邑。 阳陵邑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1公里左右，总面积4.5平方公里，已探明东西向有主街道11条，宽度在9-50米；南北向街道31条，组成了百余个棋盘式的里坊。城里有密集的汉代建筑遗址、官署区、民居区和制陶作坊区，有铸造钱币的遗址和儿童墓地等。共出土各类文物达一万余件，有大量的筒瓦、五棱水管等建筑材料，有盆、罐等陶制生活用具，有铜、铁质铠甲片，铜簇、铁簇等武器装备，有数十个用陶井圈箍起来的水井，有中国发现最早的浴池。出土的文物显示，阳陵邑与当时的外界交流非常广泛，而且城内设置机构非常齐备，甚至可能还有监狱。 南阙门是帝陵陵城四门中的南门，也叫朱雀门，由两座三出阙构成。阙为一种礼制建筑，是古代设置在城垣、宫殿、祠庙、陵园大门两侧标示地位尊崇的高层建筑物，也叫门阙。因左右分列，中间形成缺口，故称阙(古代"阙"和"缺"通用)。据说，大臣上朝面君时，走至阙前总要自省，想想自己还阙(缺)多少。 阳陵的陵冢四周原有一圈城垣，城垣四周均有门阙，南阙门即南边的门阙，其距离帝陵封土120米。1997年3月和2000年文物部门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发现南门阙的建筑形式为一组两座对称的"三出阙"。这种由一主阙、二子阙组成的三出阙，为皇帝专用。在南阙门发掘过程还发现一段散水。散水指在大型建筑的屋檐下，把核桃大小的卵石紧密地砌在一起，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坚固的承水面，用以承接屋檐上滴下的水珠或水流。散水一般中间略高，以便承接的水能向两侧流走。南阙门遗址散水宽0.9米，全长14.6米。 1990年5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6年更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汉景帝阳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测绘、钻探、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发掘研究成果。 阳陵出土的汉俑十分引人注意。他们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约60厘米高，赤身裸体且没有双臂。据研究，这些陶俑在刚刚完工时都身着各色美丽的服饰，胳膊为木制，插入陶俑肩部的圆孔，以便木胳膊可以灵活转动，但经过千年的风霜之后，衣服与木胳膊都已腐朽，因此只剩下了裸露而残缺的身躯。 兵马俑的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女子，大多面目清秀，身材匀称，但也有一些颧骨突起，面貌奇异，可能是当时的异民族兵员。比起秦始皇兵马俑的肃穆与刚烈，阳陵汉俑显得平和而从容，正反映了"文景之治"中安详的社会氛围。 遗址中心部分的最高处放置着一块方形巨石，当地群众叫做"罗经石"，经测定为正南北方向。据研究推测，为修建阳陵时标定水平、测量高度和标示方位之用，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测量标石。 在汉景帝阳陵帝陵封土南面现存有五方石碑。其中，明代中后期皇帝派遣大臣祭祀汉景帝后所立御制祝文碑两方，清乾隆丙申年(1776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阳陵正名碑一方，现代文物保护标志碑两方。这五方石碑，反映了明清以降各个历史时期官方对阳陵的重视和保护，体现了后世对汉景帝文治武功和统治思想的称赞与认同，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阳陵帝陵封土南面距南阙门遗址约70米处，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阳陵正名碑前，曾经呈东西方向依次树立有七方碑刻，至清末(1906年-1910年)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实地考察时尚存三方，今仅存两方：明代皇帝派遣大臣祭祀汉景帝后所立御制祝文碑。两方碑刻分别树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五月和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天启祝文碑为东起第一方，嘉靖祝文碑为东起第三方，余者仅存碑座而不知碑身佚于何时、何处。由于两碑所历时代较长，又孤处于帝陵一侧，多受风雨磨蚀与人为破坏，碑文少量字迹难免有所湮灭，嘉靖碑即有两字难以确认，不过观察两篇祝文格式、内容均较一致，故而可利用天启碑与嘉靖碑相校，补出湮灭的文字为"克守先业，致治保民"。 碑文中对汉景帝"克守先业，致治保民"的评价，体现出明代官方对景帝顺应时代潮流，继续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认同。 阳陵南门阙是中国发掘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三出阙遗址，它的发掘对于门阙的起源、发展，门阙制度的形成、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等有着重要作用。此外，南阙门遗址还出土有目前发现最早的砖质围棋盘、陶质脊兽和最大的板瓦等。 帝陵园内86座从葬坑的钻探发现和试掘为汉陵的田野调查、钻探和发掘提出了新的课题，为帝陵制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这些从葬坑的分布和坑内陪葬物品的放置，无疑与当时宫廷的制度等有关，因而对这批从葬坑的发掘和研究，对汉代宫廷制度、帝王生活、陪葬习俗的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 阳陵邑遗址生动地再现了2000年前汉代古城的文化风貌和汉代的宫廷生活，对研究古代城市发展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阳陵的考古科研成果是举世瞩目的，它的钻探、发掘、研究成果为西汉帝陵的埋葬、陪葬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研究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提供了大量详实的实物资料，为西汉诸陵的考古研究中起到了先导和借鉴的作用，阳陵考古陈列馆的对外开放则向世人展示了整个"文景之治"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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