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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供销社的主任，却没有几个人喊他主任，而是喊他老板。自然他的老婆，也就叫做老板娘。 他姓郭，就被叫成了郭老板。人们郭老板前，郭老板后的喊，他也乐哈哈的应。 郭老板人长得很帅气，身材魁梧，说话洪亮，有着一股自带的威严，一般的人还没同他说话，心里先怵了几分。 我到供销社，他对我挺关照。不知道从哪里他能看出我日后会是一个文化人，他凶别人的时候，会吐出一些沾爹带娘的骂人话。但对于我，他却从来不会吐出一个脏字来。他说，同你们文化人说话，我得注意，否则下回你把我写进书里，那可是要遗臭万年的。我知道他这是玩笑话，他自己说的时候都是哈哈大笑。何况我那时虽然爱写作，但却没有写出任何名堂来，属于自娱自乐，还不知天高地厚的阶段，总说自己要成为一名作家。等到今天真的依靠文字寻找到别人承认的时候，我却发现自己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文字工作者，离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太远太远了。 要说，他才应该是真正要有文化的人，他的父母可都是响当当的角色。在1945国共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机要秘书，他的母亲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后来，他的父亲还当过台湾国民党中的要职，是经济部门的部级干部。他曾说起他的父亲的一些事情，说他父亲上海洋货轮上去检查，故意把大衣挂在船的桅杆上，等到下船的时候，大衣口袋里面被船主塞满了钞票和金条。 不知道他说的里面有没有夸张的成分，但他父亲是县里解放前的三个半“玻璃少爷”之一，却是人人都知道的。这三个半玻璃少爷，每个人都家世显赫，传说去看演戏，都是让佣人挑着满满一担的银元坐在戏台子底下。哪位唱戏的女子长得好唱得好，他们就大把的银元往台上抛。 只是，他同弟弟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福份，本来说好是同父母一起去台湾，人都上了军用吉普。哪知道他那做过遂川县国民党部书记的爷爷却是左手抱他，右手抱他弟弟，对他父母说，你们去台湾可以，但两个孙子不能带去，我们不能让他们也死在台湾！谁知道，遂川县刚解放，他的爷爷就被政府专政，吃了花生米（子弹）。他同弟弟成了孤儿。好在家族里面的人念他爷爷在世的好，东家给一口，西家吃一顿，两个人虽是日子清苦，但却长得仪表堂堂，英俊潇洒。 有一年，他看到别人斗地主斗得太凶，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谁知道第二天大字报就出来了，就把他定性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孝子孝孙，要揪出来批斗。这种批斗，是个人都吃不消，他连夜就往外逃。 他满脑子都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他一路向西走，出了潼关，却见黄沙漫漫，一想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不敢往下走了。 到了西安，住进了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家里。 日日无所事事，他就会站在阳台上东溜西看。谁知道，自己站在楼上看风景，对面也有一双眼睛在看自己。那看他的是一位漂亮的青春少女。两双眼睛碰撞到了一起，先是羞涩，再是试探，最后竟有意无意的故意碰到了一起。 爱情就在这么不经意之间来了，两位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约到公园，约到电影院，约到任何一个只有放飞两个人爱情梦想的地方。于是，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也发生了。 女孩子家发现了，不允许女孩子同他在一起，他们私奔。他带着少女，奔向了自己的家乡——遂川，他同她说，再苦再难，只要有她在一起的日子，什么困难都会过去，有她在一起，任何时候都会有阳光。 只可惜，一回到遂川，他就被抓了起来。 他要她走，她却不肯，她对他说，你说了，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送饭给他吃，饭面上是霉豆腐，饭底下却是她亲手煎好的荷包蛋。他吃着荷包蛋，流着眼泪说，你走吧，我不能拖累你。她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谈不上什么拖累不拖累。他仍要她走，她这才说出，自己的肚子里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你让我走到哪里去？她流着泪问。 他呆住了，一把握紧她的手，说，在一起！ 人想在一起，老天爷却不肯他们在一起！ 风起云涌，一边是批斗，一边是乌云密布，而且火势已经要向她漫延，他不能够让她受到牵连爱到伤害，他对他弟弟说，无论如何都得把她送回西安。 她走了，他也下送到了农村，在农村的日子里，他看不到生活中的任何一点亮光。种田，砍柴，搞副业，最后同现在的女人结了婚。 当时间到了八十年代初，他才以知识青年下放回城的身份，进了知青店，然后再转入供销社，因能干，而且对生意有着天生的敏锐有进取，他又被任命为供销社的主任。 这时候，他的心里，却始终想着西安的那个女人，那个孩子。 不知道是不是心里的爱已经燃尽，他同老板娘的关系始终做不到携手向前，相濡以沫。而老板娘却总是怀疑他与别的女人有染，哪怕是他只要同自己的女同事说说话，聊聊天，老板娘也会醋意大发，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的事都揪出来同他吵。 有一回，他喝多了酒，无比痛苦的对我说，述涛，你看到了吗？如果我的身边有一位好女人，我也能够像我弟弟一样，把生意做到外国去。我的事业也能够做得更大。现在，我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心劲去做，觉得没有意思。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回过大陆多次了。 那年代，家里但凡有一位台湾的亲戚朋友，都能够沾到一点好处，起到一点骚。有许多台湾回来的老兵，都带着大把的钞票，一顿饭，都要发好多红包，一个红包说不定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 在1986年，他同弟弟第一次去见自己的父母，那是在广洲的白云机场。他亲眼见到许多从台湾回来的老兵一下飞机，就跪在土地上痛哭流泪，他的父母也是如此，一见到他哥俩，抱在一起就舍不得放手，尤其是他母亲，哭得天昏地暗，一个劲对他哥俩说，对不起，你们受苦了！对不起，你们受苦了。 从此，他的生活发生巨变，钱包里除了人民币外还有港币和美钞。他的弟弟更是不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老板。所以，他常感慨，弟弟遇上了一位好女人，能够帮助成就事业。 有一年，他父母回大陆去西安，他陪着去。回来后，他的脸上笑容多了许多，有人说，他看到了他在西安的儿子。不知是真是假，但说的人说得有鼻子有眼，说有一天，她姐姐帮他约出了那位曾经相爱过的女人，女人答应他，把儿子带到某家餐厅，让他远远的看一下。 那一天，在西安的一家餐厅里，他看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这可真的是滴不尽的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 从此，他的笑容更多了，对老板娘同家人也越来越好了。 现在，当我想起他，以及他的故事的时候，我都有二十多年都没有见到过他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但一想到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我就感觉，那人世间最美好的爱情，开出来的花朵，仍是那么鲜艳，仍是那么让人向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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