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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同志是我的发小，也是和我同窗十三年的同学，现在在北京居住，娶了妻，生了娃，听说生活得很滋润，是一名IT精英。 在老杨同志还是小杨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于是，他和他的父亲以及年幼的妹妹从德惠辗转来到长春的北郊，定居在我所生活的村庄。我和他同龄，于是，一起上学，开始了十三年的同学生涯。 那时候的老杨同志生活很苦，父亲要每天上外地干活，他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还要照顾妹妹，就像一个小大人一样，生活自理能力很强。 他家住的是两间泥草房，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而且，屋地很低，且有的地方向下凹陷，所以，夏季潮湿，冬季阴冷。两间泥草房被两边高大的瓦房逼仄着，显得很小。 那时，我经常到他家里去玩，经常会见到他自己做饭，炒菜。那时候家家用大锅做饭，他总是掌握不好火候，不是弄糊巴了，就是弄夹生了。可他照样吃，还吃得津津有味的。炒菜更简单了，倒点猪油，放点葱，爆一下锅，把菜倒进大锅里，放点盐，扒拉熟了，就是一盘美味佳肴。在这样的一个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的泥草房里，少年的老杨同志过着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生活，还整天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颇有点黔娄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风骨。而且，更让我这个“友邦人士”惊叹的是，他的学习还特别地好。 在小学的时候，他的学习还不显山不露水的，可一上了初中就不一样了。语数外，史地生，文化课成绩没有一个不出色的。从初中一年级到三年级，一直稳居班级前三名。我不服气，暗下一股劲，在后面奋起直追，可往往总是屈居在他的后面。尤其是到了初三的时候，老杨同志更不得了。九十年代初期，中专还很吃香，因为，考上了中专，将来就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能吃上皇粮，是公家的人了。于是，往届的学生一年考不上中专，接着再考第二年，第二年再考不上中专，再考第三年，可谓是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考上中专誓不罢休。这样的复读生，和在籍生相比，自然是功底深厚了。这些往届生很是厉害，文科需要背诵的知识张口就来；理科试题，演算过程熟练，刷刷点点，就把那些让在籍生想得头大如斗的题算出了结果。可在老杨同志面前，这些往届生就神气不起来了。文科知识还到罢了，一到做理科题的时候，这些复读生在老杨面前就成了学生。尤其是一些颇考思维能力的综合题，往往也会令这些复读生扎耳挠腮。当他们思考良久，无计可施的时候，就会放下架子，来到老杨同志的面前，谦卑得像个学生一样，让老杨同事帮助演算出来，再把思考的过程一步步教给他们。 在中考报名的时候，老杨同志在我们这样的一所隐藏在村庄深处的乡村中学里，想当然地成了中师生的最佳人选。那时候考中师是热门，最好的在籍学生都上中师。唯一的中师名额属于老杨同志了，我呢？只竞争上了一个大中专的名额。初中毕业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大多数在一起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就是在这时候分开的，我和老杨同志的同学生活在这时期意味着也将要结束了。可是，命运就是那样的好和人开玩笑，中考的双双失利，让我们的同学生涯又继续了下去。老杨同志在和镇里的一所中学的学生竞争中师入学资格的时候，分数稍低，落榜了；而我在和本校的一位往届生竞争中专的入学资格时，也名落孙山了。虽然我们的中考成绩在在籍生里很高，但最后，我和老杨同志也只能上高中了。可我很高兴，他好像也很高兴。 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做了件大事，那就是打工赚学费。在我所在的乡村，有一家砖厂，经过联系，我们成了那里的“童工”，打工的经历很是艰辛，每天要起得很早，工作到很晚，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我们手脚不停地搬运着物品，过着这种“晨兴去搬砖，带月踉跄归”的打工生活，可没想到，我和老杨同志竟然坚持了下来，一个月后，我们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来到了位于长春南郊的高中，开始了更为艰辛的高中生活。 这所高中聚集了当时长春周边所有初中的优质学生，我和老杨虽然以高分入学，但几次考试成绩下来，就没有在初中时那样突出了。我最引以为傲的，是在一次考试中，我的英语成绩考了全校第一名，而物理和化学却成了我学习上的拦路虎，总是也弄不明白，于是，在高三分科的时候，我选了文科。而老杨就是不同了，每次考试都会有亮点让同学惊叹。我，此时已不能与“杨公比美”了。老杨同志理科仍然是很好，像初中一样，经常会有同学去求教他问题，可在上高三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意外之举，也选学了文科。我问他是否哪个神经有毛病了，怎么不选他擅长的理科，且理科在高三的时候选择的专业很多。可他却美其名曰：“我数学成绩好，上了文科班，我就是高手！竞争上占优势。”终于，我们又成了同学。 在备战高考的那段岁月里，我们每天披晨星，戴晚月的苦学，你钻研个顺口溜，我弄个谐音，想尽一切办法背诵着那些历史年代和政治概念，成绩渐渐有了一些起色。老杨本就长得很帅气，一张国字脸，卧蚕眉，丹凤眼，很是能让当时青春萌动的女生着迷，加上学习不错，更是让他身上的魅力值猛增。文科班女生多，而女生理科又相对偏弱，所以，老杨身边每天都是“蝶飞燕舞”，莺鹊声声的，让男生们羡慕死了。 可人生中总是会有意外，而这个意外总是伴随着我们俩，在高考的战场上，我们又双双败北，铩羽而归。回到农村的家里，我们都曾消沉了许久。对于当时的农家孩子来说，考学可谓是唯一的改变命运的机会。高考落榜，意味着给我们的命运的改变判了死刑，我们要像父辈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了，这对于读了十二年书的我们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事情。我们还有理想，我们还喜欢读书，于是，我们选择了复读，在秋季开学的时候，我和老杨同志又一路北上，去农安开始了一年的复读生活。 住的，是一户居民的小二楼，在楼上的大通铺上，他睡在我的身边，我睡在他的身边，每一次辗转，都能够让对方感知到；吃的，是校外的路边摊，饭菜里经常落下车行辘辘后带起的灰尘，可我们就那样狼吞虎咽地吃着，目的是填满饥肠，好有精力学习。在那间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里，我们付出了比以往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埋头于学习，不知疲倦地学习。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困难的家庭不容许我们再次复读，背水一战，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高考终于来了，由于我俩是长春籍考生，不回原籍考试要与学校签订协定。我和他商量在哪里考试，他选择在农安参加高考，而我却选择了回长春原来的高中考试。 于是，我们在两地，再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等待着命运的再次安排。可没想到，当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的时候，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考上了同一所师范院校。于是，我和老杨同志又再次地一起来到了位于长春东南的长春师范学院，我进入了中文系的中文教育专业，他进入了社科系的政治教育专业。 虽然在同一所学校里读书，但我们所学的专业不同，相互间联系也不如以前紧密了。偶尔会在校园里遇到他，他总是风风火火地，参加着一个个社团活动。师范毕业后，我们的联系更少了，只知道他由于在农安参加的考试，毕业分配的时候把他当成了农安考生，将被分配到农安一个乡镇中学里，而这个分配由于种种愿意，被拖延了好几年。于是，老杨同志在长春的各个私立学校里做着代课教师，过着一种可谓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分配通知下来了，可老杨同志竟然放弃了分配，连编制也不要了。我佩服他的勇气和胆量，这一点，我不具有，我习惯了安分守己，已经安心这种朝九晚五的教书生涯了。可老杨同志却有着一颗不安分的心，他有更高的目标，更大的理想。 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只是在熟人闲聊的时候知道了一些，听说他自学信息技术知识，转行进入了IT行业，而且，还弄得风生水起的，软件设计、编程、网页制作等等，样样在行，后来，竟然做了信息培训讲师。有一年，他回到了我们的家乡，我们畅谈了很久，聊着我们共同的童年，聊着我们在一起的苦学岁月，聊着我们以后的打算。他说，他现在在北京，那里是IT行业的前沿阵地，在那里会有更大的发展，人生的选择会更多。老杨同志总是这样，有着一个不受羁绊的灵魂。 此次一聚后，我们又有几年没见了。在这几年里，他在北京首都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买了房，娶了妻，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生活过得甜甜蜜蜜的。而他的思想，也愈发深邃了，他开始思考他所从事的互联网，他开始思考人生，运用在大学里的哲学思维，把这个信息时代的风云变幻理性地辨析。在微信聊天的时候，他说以后老了，可能会回长春居住，这里，毕竟是生养他的地方。可世事难料，以后的生活谁又能预先安排好呢！只能在生活的道路上，走走看了。 我想，我和老杨同志终会再见面的，那时候，他一定会伸出他宽大的臂膀，拥抱我说：“老同学！老伙伴！你一向可好啊！”——我也祝福他一切安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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