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腾王阁序》比起来，王勃的这首滕王阁诗显得默默无闻了一些。的确文章是写得更好的，辞意也明朗达观，文采也华美飞扬，读着也更令人心清气爽。
诗则句意平平，如果说文章是盛妆的美人，那么诗歌在此洗净了铅华，不再那么明丽动人，而且平白多了些怅惘空茫的气息。
当我们看了“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这样志气高昂的句子，并且深受感染之后，回头却又看见了“槛外长江空自流”这样流年物换的感怀叹息，难免会有一种落差感。同时同地的作品，辞采暂且不论，心境为何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呢？又哪一种心情才是最真实的呢？
或者，这些都是真实的。人心常常起伏如海，瞬间是潮起的豪迈，瞬间是潮落的低徊。当不如意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说些达观的话来自勉，转念之间，又总有忍不了的慨叹，无法言明的感伤。
或者，也在于文体的差别。比之文章，诗歌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面对内心的低语。
又或者是盛极而衰吧，那翩翩少年一气呵成写完那千古美文，一口气已经是泄了。平生才高八斗，时人所称，然而正像他自己所叹的：“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志气多有不谐，心情抑郁本来是难免的。虽然拿希望和信念时刻鼓励着自己，然而希望这东西本来也是最紧盯着看，越觉得渺茫。
《旧唐书》中说王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才藻相类”，杨炯说他“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悬然天得，自符音训。时师百年之学，旬日兼之，昔人千载之机，立谈可见。”十四岁的时候，他上书给当时的丞相自荐，经过考试，中第而被授予朝散郎的职务。这样的神童才子，有些自傲是难免的，不通世故是难免的，被人嫉恨应该也是难免的。
当沛王李贤听说了王勃的才名，召他为沛府修撰，对他很是器重。当时诸王之间经常以斗鸡为乐，王勃闹着玩，写了一篇《檄英王鸡》，不料竟因此而罹祸，据说唐高宗认为这篇文章使诸王之间开始闹矛盾，就将王勃赶出沛王府。其实王勃此次受打击，并非真的因《檄英王鸡》而触怒高宗，而是因才高被嫉，被人借题发挥了一下。所以杨炯《王勃集序》说他“临秀不容，寻反初服”。
王勃所遇到的第二次打击，是在虢州参军任上杀死自己所匿藏的官奴而犯罪。传说是671年秋冬或第二年年初吧，王勃的朋友，当时的虢州司法凌季友，为他在虢州谋了一个小小的参军的职位。就在他任虢州参军期间，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罪，他将罪犯藏匿起来，后来又怕走漏风声，便杀死曹达以了其事，结果因此而犯了死罪。幸亏赶上了大赦，没有被处死。
这事情也很蹊跷，王勃为什么要保护罪犯曹达，既然藏匿保护了，为什么又将其杀死？据新旧《唐书》所载，王勃这一回的被祸，也是因为恃才傲物，被同僚所嫉妒。杀官奴这件事，有人怀疑是同僚设计构陷王勃，或者纯属诬陷，不无道理。总之王勃两次遭受打击，都和他的才华超人有关。
这次被陷害，虽然遇赦没有丢掉性命，但也宣告了他仕途的终结，还连累了他的父亲。王福峙因儿子王勃犯罪，被贬为交趾县令，远谪到南荒之外。
《滕王阁诗并序》据记载是写于675年，当时王勃是去交趾看望父亲，路过南昌，赶上当时都督阎伯屿重修滕王阁并设宴赋文的胜事。从文章和诗歌里，我们大致是可以揣测他当时的心境的。文与诗之间的矛盾，大约也可以证明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并不安定，并不平衡。
后来王勃在去看望父亲的途中溺水而死，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王勃的死，是渡水时遇难不幸而死，还是自杀，无从查考，总归是怀着一腔愁愤，离开了人间。
我读东坡文集中《贾谊论》，东坡对贾生得志时候的孤高自恃、被贬谪后的忧伤沮丧很是不以为然。说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王勃二十八岁就死了，贾谊死的时候也才三十三岁。这当然很令人惋惜。只是，虽然“天于绝代偏多妒”吧，毕竟也还有东坡先生这样满肚皮不合时宜，命途一样多舛，但却履之如夷，得享天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