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宗教·鬼神·卜筮（二）

武王伐纣，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战略（阴谋）。

周本来是臣服于殷商的一个诸侯小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到了武王的老爸——西伯侯姬昌的时候，已经逐渐具备了挑战殷商的能力。

殷商的末代国王——纣王也不是吃素的主，估计是感觉到了周的蠢蠢欲动，于是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将姬昌软禁到羑里（今河南汤阴北）。

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座国家监狱——羑里

姬昌被囚在羑里，韬光养晦，隐忍待机。闲来无事之余，竟做出了一件影响中华文化三千年的事情——那就是把伏羲（可能是周人的先祖）传下来的八卦进行推演，成为八八六十四卦。

姬昌推演八卦，可不是闲得无聊，做排列组合游戏，他在干一件和周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事，这就是精心准备对殷商发动一场政治文化战。

什么人发明的龟卜的方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易占的方法确实是从周文王姬昌和他的儿子周公姬旦（这名字咋这么别扭）手里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我们前面说了，商王和贞人围绕占卜曾进行过一场长期的权利斗争，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了，谁掌握了占卜的操作权和解释权，谁就拥有了掌控大众意志的能力，谁就把握了整个王国的大权。姬昌作为“聪明人”，自然晓得其中的厉害，不过沿用商人的占卜方法无异于自己的命根子攥在别人手里，于是干脆另起炉灶，自己搞一套东西，这样自己说了算——这便是易占的由来。

龟占，古人称为“卜”，易占，古人称为“筮”，这便是“卜筮”二字的由来。

筮较之卜，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姬昌是如何实现这个飞跃的，至今都是一个迷。对于“易卦”这么神奇的东西的出现，连古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将八卦的发明权给了上古时代的伏羲氏，认为这是上天的赏赐（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不过商人的甲骨文中没有伏羲和八卦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关于易占的影子，而且把伏羲氏尊为中国的人文始祖，那是春秋战国之后的事情了，我们只好姑且认为伏羲氏可能是周人的祖先，或者是周人乱认祖先的结果，反正殷商敬的“祖”中没有这么一位。

 甘肃天水号称“羲皇故里”，从地理位置而言，倒是和周人的发迹之地接近。伏羲庙中的悬挂着匾额“一画开天”、“道启鸿蒙”，说明这位先祖被放到了类似与上帝的“创世神”的地位。

和卜相比，筮同样具有“客观化”的特点，结果出来就放在那里，谁都可以看到，而且无需耗材（龟甲和兽骨），操作简单（不需要钻灼），只需要一把草棍（蓍草），就可以进行。

  易占用的工具——五十根蓍草

最最关键的是，“筮”实现了“精准化”和“数理化”。也就是说，占卜的人不再因为甲骨上似是而非的纹路产生争执，严格按照易占程序得出的结果必然是64x64中排列组合中一个且唯一一个（至于如何解读另当别论）；而所谓易卦的数理性，可能十七世纪德国的数学家莱布尼茨更有发言权（莱布尼茨，数学中二进制的发明者。当他接触到中国的伏羲八卦后，曾大为震惊，因为他从中看到了中国人两千多年前发明的二进制）。

关于《易经》的哲学意义和数理上的奥秘，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因为那又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话题。我们继续沿着姬昌的思路往下走。一个王朝的建立，必然伴随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和革新，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武装推翻殷商统治的同时，一定需要筹划一场文化上革命。姬昌囚禁羑里期间，正是做着文化革命的准备工作。

可惜的是，虽然姬昌活了九十多岁，但是依然没有看到周王朝建立的那一天，未竟事业只能由他的儿子来完成了。

武装推翻商王朝的大业是由周武王姬发和太公姜尚共同完成的。

具体的战争过程我们就不细说了，总之打着讨伐无道的旗帜（列举了纣王的三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不敬鬼神），纠合一群小弟（八百诸侯），浩浩荡荡就要杀奔朝歌（商都城）而去。

按照惯例，出兵之前，都要进行占卜，以决吉凶。偏偏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岔子。不知道是前期的手脚没有做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占卜的结果竟然是凶。

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

——《史记》

若是照着以前的传统，占卜的结果不吉利，自然是神灵不看好伐纣这件事情，照办就是了，根本没得商量。而姜太公不但踢翻了占卜用的桌子，踏烂了龟壳和蓍草，还说了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吊民伐罪，天下大道！当为则为，当不为则不为，何祈于一方朽物？

推翻“神”的旨意，将人神之间沟通的灵物——龟壳和蓍草，称之为朽物，这无疑是极为大胆出格的言行。不敬鬼神就会招致其他诸侯的征讨，违抗神的旨意更是天大的罪过。不过，有赖于武王的信任和配合，姜子牙执意伐纣的主张竟然得以贯彻实施，并最终取得成功。这种情况，让人不得不怀疑，姜子牙和周武王恐怕早已对所谓的神灵的奥妙心知肚明，继续维持占卜这种形式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笼聚人心罢了。

由此可见，姜子牙，周武王，都应该归为少数“聪明人”之列，姜子牙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只是做了周武王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情，两人合伙演了一个双簧而已。

  至于姬昌策划的文化革命的事业则是由他的另一个儿子周公姬旦（这个姬旦就是孔老夫子梦中总想见到的周公，也可能是因为他频频出现孔子的梦中，所以后世兼职干起了解梦的职业。）

正是周公费尽心思推行了一场“文化革命”，彻底摧毁了商人的文化，建立了周人以“天”为核心的精神信仰和以“礼乐”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从而一举奠定周朝的八百年基业，并影响后世数千年。

周公通过新的造神运动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但是由于殷商文化曾经的巨大影响力，这种改造必然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移花接木和偷梁换柱，必然是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

以“天”来代替“帝”，看似一字之差，却是对人与神关系的重新定位。自然属性的“天”被赋予至高无上“神”的角色，但是人不再单纯依靠恭敬祭祀来博取“天”青睐和欢心，人只有具备“敬天保民”的德行，才能被选为上天的代言人，称为“天子”。天子，不但拥有世俗权力的合法性（王权），还被塑造成民众膜拜的对象（神权）。正是通过这种人神关系的重新定位，周天子将王权和神权揽于一身，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万民臣服的天下共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了天下万民的共同意识。这种有组织有目的地通过精神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塑造来达到维护和加强国家统治的手段，正是所谓的“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神话传说里，周灭商之战是一场神仙和人一起参与的天地人神大乱斗，最终的阐教助阵的周战胜了截教助阵的商。得胜之后，姜子牙登台封神，把灭纣战役前后死掉的人或仙封为不同的神，包括他自己的老婆——“扫帚星”（这似乎是因为未发达之前，他老婆对他有些虐待，颇有些发泄私愤的意思）。正因如此，民间故有“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之说。封神也就是造神，这也正暗合周朝建立之初的那场重整乾坤的”造神“运动。

  中国神仙非常亲民，贵为太公，还得给普通百姓看家护院

这种崇拜和信仰既不属于原始宗教性质，也不同于后世的民间宗教，而是类似于一种国家宗教，也有人称其为“宗法性传统宗教“。这种宗教依赖于国家政权和各阶层的族权，自身在组织上没有任何独立性，也没有教徒与非教徒的界限。

后世的历朝历代无不以周为师，遵循着这种治国方略。区别只是在于尊什么作为国教。正如法家的祖师爷韩非所说的：“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如果把这话移植到汉代，就是“以儒为教，以吏为师”。执掌国教布道职能的不是民间僧侣，而是政府的经学博士和士大夫，他们布道的对象正是治下的民众。

大框架制定好了，剩下的就是开始给诸神“排座座，吃果果”。

根据周公所作的《周礼．春官宗伯》上说：“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也就是说，周公重整了殷商杂乱的鬼神体系，制定了天神、人鬼、地示三个系统。

属于天神的有：天及日、月、星、斗、宿、风、云、雷、雨诸神；

属于地示的有：社稷、山川、五岳、四渎之神；

属于人鬼的有：各姓的祖先及崇拜的圣贤。

对于天神、人鬼、地示的祭祀都是由大宗伯这个职位统一掌管。

取消了拥有特权的“帝”，减少了杂七杂八的各种“神”，享受祭祀的神不再是高高在上，喜怒无常，难以伺候的主儿，而是具有着道德模范特征的“好公民”。人通过向这些先进模范学习，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以德配天”的程度，就能够得到上天的眷顾，承受天命。

周人的祭祀形式和内容较殷商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周人不再采取通过贿赂“神”——奉上人头或者牺牲——来博取“神”欢心，而是采取了更为高雅的形式（谁让神都是道德模范呢）——制礼作乐——通过好的仪式和音乐来取悦天神，顺便把大家一同带入到庄严美好的情境中，达到陶冶和教化民众的目的。如果忽略“神”的参与，这和我们现在通过奏国歌，升国旗仪式来培养爱国情怀的行为模式是一样的一样的。

  这张图有趣，有神有祖有礼有乐

从对大自然伟力的盲目崇拜，到有意识、有目的地造神来为人服务，这是中国人在精神信仰领域的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