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前文，我们可以看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医的外科水平在大多数时间始终是领跑世界的。这是因为，中医外科不仅有完善的中医理论为指导，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且手术水平不低，至少有止血、有麻醉、有缝合、有药物抗感染，比起同时代西方医学典型的三无：无止血、无麻醉、无药物抗感染，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中国古代的很多学科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到了欧洲出现文艺复兴之后，情况逐渐出现了变化。这种长期领跑，到了临近终点的几百米，突然被后来者超越的现象，令很多学者迷惑不解，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还专门为此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种问题，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答案，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回答，不一而足；当然如果单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阿伟哥也有自己的解答，这涉及到中医的思维方法的问题，就不在这里深入探讨了。总之，近代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发生，其中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西方医学的异军突起。 西方医学的异军突起，也就是这一二百年的事情，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也不过才三四百年。 大致从南北朝到明朝时期，欧洲一直处于频繁的战乱和瘟疫中，加上宗教对思想的禁锢，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这段时期被称为“黑暗中世纪”。 基督教的兴起，把欧洲的医学水平拉回到原始的巫医时代，信徒们觉得用护身符、圣水、再不济用赞美诗祈祷词就可以驱除病魔。病人到了某个修道院开办的大医院——按现在的标准应该算三甲医院，修女们会特别热情地招待你，不仅吃好喝好睡好，还带你参观教堂、观摩圣物、做祷告仪式，待遇好的还会给你涂点圣油…就是不给你看病！为什么？不好意思，你生病是因为你有罪，只有诚心忏悔，请求上帝宽恕，才能好。按现在的话说，这类医院的治疗风格相当佛系。 医院不给治，该怎么办？一部分人会去找私人诊所。和现代的“白衣天使”相反，诊所医生清一色的黑——黑帽子、黑衣服、黑斗篷，再加上长长的鸟嘴——这是欧洲黑死病爆发时医生的统一装束，相当瘆人。这个鸟嘴里塞着棉花、薄荷叶、樟脑，相当于简易防毒面具。 “鸟人”——中世纪西方医生的恐怖装束 这还吓不到你？接着这位医生就要掏刀子了…… 中世纪欧洲医生的治疗手段，就是放血，催吐，和灌肠，这几招是医生的必修课程。 中医似乎也有放血的治疗方法，但是毕竟还有中医理论作为指导，讲究一个辩证论治，而欧洲的同行则不然，一切疾病似乎都可以放血解决：感冒了？放血！拉肚子了？放血！头疼睡不着？放血！咳嗽发烧？放血！不愿意放血，好，那就给你灌上一肚子催吐剂，让你吐一个七荤八素，或者给你来一个菊花残，让你拉肚子拉得怀疑人生。 华盛顿、查理二世、莫扎特、拜伦……死于放血、催吐和灌肠治疗的历史名人（名单太长，不一一列出），至于那些无名之鬼，更是数不胜数了。 而外科更是惨不忍睹，掌握医学知识的僧侣不愿意从事这种被认为低贱的工作，所以外科的一些操作，都是交给理发师来打理的。 西方理发店的标志，其实与外科有关，红色代表动脉，蓝色代表静脉，白色代表纱布。 因此，中世纪的西方外科手术是典型的三无手术——无麻醉、无止血、无药物抗感染。麻醉剂在当时并没有出现，只能使用一些药物的汁水让病人中毒昏迷，但是这一方法的麻醉效果极其不稳定，经常会出现手术到一半病人醒来，或者是手术结束了，病人却没法醒来；止血的手段更是恐怖，或者用烙铁烫，或者用沸油浇；而抗感染药物更是门都没有，祈祷和忏悔经常是帮助病人度过生死关口的唯一手段。 病人全是靠忍，医生基本靠狠 因此，就横向比较而言，中国外科曾经远超西方，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毕竟中医外科有麻醉，有止血，还有药物的应用。当然，这种水平高，是相对同时代的西方医学而言的，受制于科技发展的水平，中国古代的外科手术水平再高，也不可能高于现代医学。而且宋元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中医外科的发展陷入到停滞，甚至倒退当中。而这个时候，正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出现了近代科学的革命，而现代外科手术所依赖的四大基础条件都逐一得到了解决： 第一是人体解剖知识，比利时人萨维里1543年发表《人体构造》一书，奠定了近代医学的基础。 第二是控制出血的方法，法国人帕雷1552年发明了结扎止血和鸦喙钳（现代止血钳的原型）钳夹止血，结束了烙铁烫和沸油浇的历史。 第三是麻醉，美国人莫尔顿1846年首先使用乙醚麻醉为一个病人成功实行了手术，开创了无痛手术的历史。 第四是控制感染，英国人李斯特1865年施行了第一例抗菌手术，提出了外科手术消毒的技术和理论。 随着解剖、止血、麻醉和消毒的难题被一一攻克，西方的外科水平异军突起，至少在手术方面，实现了对中医的反超。 鸦片战争后，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医学也大举进入中国。外科手术、化学药物、牛痘、金鸡纳霜、新奇的医学理论和解剖知识等这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强烈冲击着国人的感官。所以，当时曾有医家感叹：“西人东渐，余波撼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 政府和民众对其始则畏疑，继而尝试，最终产生信赖乃至崇拜。自身的缺陷加之国民从上到下整体的文化自卑，中医受到前所未有的轻视和歧视，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到了民国时期，政府曾经一度要全面取缔中医。 就像国歌里面唱的一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医也处于频临灭亡的阶段。中医骨外科更被视为走江湖、卖膏药之类的下九流，只能混迹于民间，在习武练功、按摩推拿、捏脚敲背者之中勉强苟延残喘。 这是民国到新中国解放，几位著名的骨伤名家： 魏指新（1896~1984）“魏氏伤科”祖传21代。 王子平（1889~1979）伤科专家、武术家。 刘涛山（1904~1980）伤科专家、武术家。 何竹林（1882~1972）伤科专家、武术家。 郑怀贤（1897~1981）伤科专家、武术家。 杜自明（1878~1961）伤科专家、武术家。 林如高（1888~1986）伤科专家、武术家。 石筱山（1904~1964）骨伤科专家。 梁铁民（1915~1978）骨伤科专家。 可以看到，其中大部分是习武练功者，这恐怕和骨伤科对正骨推拿特殊的体力和腕力要求有关，但也是折射出中医骨科蜕变到单纯依靠手法和药物，从而彻底与外科手术绝缘的一种悲哀。 毛主席不仅是人民的大救星。也是中医的大救星。 新中国成立后，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中医才从奄奄一息的状态中缓过来。中医有了和西医一样的地位，中医的从业者从分散的个体开业形式向集中的医院形式过渡。全国各地有条件的省、市、县均相继成立了中医院，并且多设有骨伤科，不少地区还建立了专门的骨伤科医院和骨伤科研究机构，各地著名老中医的正骨经验普遍得到整理与继承。可以说，中医骨科迎来了新生的机会。 中医虽然获得了新生，但是仍然面临一个发展和提高的问题。抱残守缺，不能够吐故纳新，依然会被时代所抛弃。在这个时候，还是毛主席，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号召。正是响应这个号召，1958年，我国著名骨伤科专家方先之、尚天裕等虚心学习著名中医苏绍三正骨经验，总结出新的正骨八法，即手摸心会、拔伸牵引、旋转屈伸、提按端挤、摇摆触碰、挤捏分骨、折顶回旋、推拿按摩。
方先之和尚天峪都是正儿八经的西医，拥有西医外科的技术，但是他们没有门户之见，虚心地向老中医学习，真正做到了中西医结合，取中西医骨科两者之长，以传统中医骨折治疗思想为基础，以现代医学外科技术为辅助，融合中国传统医学和西方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出了一系列骨折治疗和骨折愈合的新观点，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理论和方法。他们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一书，提出的“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合作”的四项原则成为了新时代中医治疗骨折的指导思想。 拿尺桡骨双骨折为例。过去西医认为这两个骨的双骨折很难达到良好复位，而采用一般中医传统复位方法也难以避免移位。方先之观察联系尺桡骨的骨间膜的作用，发现前臂在中立（既不旋前也不旋后）位置时骨间隙最宽，两骨骨干中段距离最远，骨间膜上下一致紧张，尺桡骨的骨间嵴彼此对峙。从这个现象他得到启示：骨折后若骨间膜完整并保持紧张，尺桡骨骨干最为稳定。对前臂桡尺骨双骨折进行治疗时，先在前臂中立位对抗牵引下进行分骨等手法整复，然后将两个分骨加压垫分别置于前臂背侧两骨之间，外加前臂掌侧、背侧及桡侧、尺侧四块小夹板就可使骨间膜保持紧张，控制旋转移位。 方先之等还根据太极拳中的小云手、大云手动作设计一套前臂骨折后的练功方法，使前臂骨折病人既能避免前臂旋转，保持骨折断端稳定，又能保持肩、肘关节活动。经过这种整复和练功，使本来复杂的骨折处理变得简单，成功率达90%。
这张邮票反映的就是前臂双骨折小夹板固定和固定之后练功的景象。 小夹板和分骨加压垫是纯正的中医骨科的东西，而对尺桡骨相互关系和骨间膜的作用的分析，又建立在纯正的西医解剖学基础之上，这是真正的中西医结合。 在他们的带领和影响下，传统的中医骨伤科经验得到进一步发掘、整理与提高，逐步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治疗骨折、骨病与软组织损伤的新疗法。在治疗开放性感染骨折、脊椎骨折、关节内骨折及陈旧性骨折脱位、慢性骨髓炎、慢性关节炎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由于伟人的倡导，中医重新获得了新生，而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由于方先之、尚天峪等前辈的不懈努力，中医骨科成为了中西医结合最成功的一个范例。 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既坚持了传统中医的思想精华和治疗经验，又结合了现代医学先进的外科技术，并使两者完美融合，这才是中医骨科能够获得新生并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
（点击蓝字可直接跳转）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