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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的澎湖湾 任晋渝 以往，一到黑，家家户户开电视，黑白的，带雪花的，有年头了。一开，就“丝啦、丝啦”响，总得敲打几下，才歇心。要么，就摆天线，摆急了，一用劲，断了。能看时，就听朱明英、苏小明。苏小明唱，“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我一听，就想外婆了。想重庆那老太婆，佝偻着腰，背操个手，穿着蓝衫子，戴着袖套，去墙上摘了篮子，挎着，站在四公里的院里喊我，“走，买菜去”。然后，一步一步下石阶。 外婆的石阶从半山一直通到公路，旁坡有几棵无患子，很高，叶很密，往时，把外婆的院和这阶遮得阴阴的，石缝满是苔，湿滑湿滑的。我跟在外婆后边，一滑一滑地走，看见掉下来的无患子就捡。这果硬得很，就像珠子，其实也做珠子，佛串串，挂脖子上，手拈着，一颗颗数，一百零八。木头也好，晋朝有个神巫，拿来棒杀鬼。李时珍说它，鬼见愁。我喜欢一片片掐去青皮，露出肉。外婆扭头看见，过来就敲个脑壳，骂，“瓜儿，有毒，丢了撒。”丢才怪，偷偷搁兜里，转天就忘了。 我们要过公路对过。对过有排竹林，高高的，但不稠，能看到下边的鱼塘。塘不小，有堤，将塘分成上塘、下塘。有个趿着鞋的男人，从下塘过来，钻出竹林，跟外婆说话。他该住在塘边那排房子里，房子和外婆的一样，砌了红砖，上边搭了油毡和大片的瓦。男人走后，外婆跟我说，刚才那个人和你名字一样，也叫小渝。我便记下，在重庆，还有个和我名字一样的人。 过了塘，是丁字路。丁字那一竖，绕到了山后。山就是外婆的山，上边有外婆的院，有院后的红苕地，地头，还有个积水池，黄昏，会从池里跳出小蛙，不大丁点儿，一跳一跳，跑到丁字路上去。此时，却没有。丁字路这边，是幢孤零零的楼，底下有人租来打煤球，我稀罕这个“球”，小媳妇上花轿，头回见。瞅来瞅去，没个像球，倒像贝，上下光光的，“壳缝”边全是凸出的渣。外婆不看煤球，她跟打煤球的，讲了会儿价。她这会儿也不买，回头会背筐来背。别看人精瘦，背一袋面，背一筐煤，还是根本不在话下。为嘛？背一辈子灰沙，推了几十年板车，那佝偻的腰就是果。 过了丁字路，走一会儿，就是菜市场，菜市场很大。有藤藤菜、苋菜、儿菜、豇豆、木耳菜、折耳根……许多没见过。这菜新鲜，带着露，水灵灵。刚从地里摘来，就上了市。过道里有卖吃食的，推着自行车卖。我第一次见，白白的，切成三角形。走近了，一股子江米香。崞县端午节有江米卖，母亲爱买，包粽子，也是这味。便问外婆，“这是啥，跟山西的三尖，一个样。” 外婆说，“糍粑。” “哦，糍粑呀。”走过了，仍回头望。 有卖醪糟。我跟外婆说，“这个我知道，是米酒。”外婆问，“你咋晓得的？”我说，“妈生妹，爸拎了半瓶，只让我喝一口，说能醉。”我问外婆，是不是真的能醉，外婆抿嘴笑，不答。 有卖鱼的，好多鱼。鲫鱼、白鲢、花鲢、草鱼。还有小鱼，乍拇长，堆堆卖。这鱼我见过，外婆的山下，经常有担担担了鱼筐走，那筐漏眼，偶尔掉下。有回，我看到鱼前，还有两条“小蛇”，沾了土，趴那儿，一动也不动，怕极了，跑上山去喊外婆。外婆一听，操起张报纸，颠起个小脚，就一路从阶上跑下去。晚上，桌上摆了个小碗，碗里就是那两条蛇，外婆还叮咛一桌人，“让小渝吃，他见都没见到过黄鳝。”那回，我的脸烧烧的，心烫烫的。一碗鳝，连汤都舔光。 菜市场也有黄鳝。卖鳝人旁边两大盆，一盆活鳝，一盆剖好的鳝。他的手真快，从盆里一操，就是一大条。一摔，“呯”地，把长板震得老响，没等鳝扭动呢，一颗长钉就钉死了头，刀光一闪，鳝肚就剖开了，刀往下划，指也没闲着，跟着刀在肚里一钩，一划拉，这肚就空了。起钉，一拨，进盆。又是“呯”地，第二条跟着来。他杀半天，我盯半天。外婆过来，看我半天，挑了几条，拉我就走。路过糍粑摊，又要了三块。 夜里，红烧黄鳝。“嗞啦——”我坐在外婆的藤椅上，看外婆的小厨房。那里灯火通明，藤椅摇啊摇，突然就听到一段谣：“摇啊摇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请我吃条鱼，烧到头生尾巴焦……” 外婆没了，许多年了。 关 于 作 者 About the Author 任晋渝，山西原平人。太原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山西省信用企业协会副秘书长，山西省作协会员。作品主要涉及新闻、通讯、评论、随笔、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传记、专题片、微电影、动漫、布展活动策划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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