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1937年七七事变,掀开了日军全国侵华的序幕,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14年里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比如在占领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南京大屠杀;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细菌试验;制造平顶山惨案等;日军杀害中国平民数千万,并造成千万中国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在这场战争中,伤亡人数达3500多万,冻死、饿死者不计其数,东北地区死亡人口占全国抗战死亡人口总数的13.36%,人口死亡最严重者是中国强制劳工,全境强制劳工死亡共计达231万多人,仅此一项,即占全国抗战死亡人口的11.22%。 1943年至1945年,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先后强征了4万余名中国劳工赴日本3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场所从事无偿繁重的非人苦役,这些中国劳工平均5个人就有1人被夺去了生命。据日方资料统计,仅在日本死亡人数达6830人。 赵宗仁老人拿着日本公布的近4万名中国被掳劳工名册。 国破山河在,水深火热生存难战火连绵,民不聊生,在动荡的岁月里,生命尚且不能保障,生活更是无从谈起。1940年,李良杰老人才七岁,那一年他就跟随乡亲们踏上了逃荒乞讨的道路,他回忆说在破烂的车厢里,连车座靠背上都挤满了逃荒者,人挤得走都走不动。 如今他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会长,而与他同样被侵华日军掳走、在日本各地被压榨的4万名中国劳工,今天只剩下约700人。 原日军军官小山一郎,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抓捕劳工”的事实:
当时在中国的日本大使馆、总领事馆、当地的日军、对日本惟命是从的汪伪政府及军队等共同实施了“抓捕劳工”行动,以中国华北地区为中心,将正在劳动中的农民、正在走路的人不加区别地抓起来,或者通过威胁和欺骗手段强掳。他们的年龄从11岁到78岁,大多是农民,也包括医生、教师、囚犯等各个阶层。 日本在东北所奴役的劳工,首先来自东北本地。此外,还有约半数劳工来自华北、华东等地,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山东、河北两省。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每年都有数十万劳工从华北进入东北,人数最多的1927年高达104万余人。 图为1938年日寇为炫耀侵华罪行建成的所谓“柳条湖事件”标杆与爆破地点“纪念碑” 李良杰被日本兵抓时,才14岁。每天都被日本兵打,每天就吃2个玉米面窝窝头,他流着泪回忆说:“很多人喝不上水,只好喝别人的尿,连牲口都不如”。每天3匹骡马拉车运死尸,“来来往往,像流水一样往外拉。” 赵宗仁老人回忆说:“只有单衣的人,冬天怎么办?我们那时没有棉被,发毯子,我每天就看到他们把毯子往腰上一系,把脚缩到裤管里,还有人系水泥袋子的,他们就是这样过下来的!” 最新出版的档案汇编中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工每天劳动10至12个小时,有的长达16个小时。日本人根本是不顾劳工死活的,无缘无故对其打骂是家常便饭,接近零摄氏度的气温,在只有单层松木板的大屋里,没有任何保暖措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人极其容易生病,生病了也得不到很好的治疗。 “我们一批136个人,病死了10个。最惨的是有一个得了疥疮,我们都住在一起,听他那个痛的,太惨了。根本没有任何医疗措施,什么也没有,爱死就死呗。还有一个老头,还能动弹,就被抬起来送去火葬场烧了。”赵宗仁老人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他们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有一个姓田的年轻人因受不了日寇的折磨,就没日没夜的哭,最后竟然活活哭死了。 “不求生,求雪耻!”这是“花冈暴动”发动者耿谆向起义劳工喊出的口号,最后暴动被镇压,115名暴动劳工被毒打、虐待致死,前后共418人死亡,平时也有受不了试图逃跑的,几乎没有成功,抓回来还会惨遭各种酷刑折磨。 酷刑花样多,镐把炖肉残忍无比,女孩也不放过可能看到这里就会有人发出疑问了,这么艰苦的环境,日军还不断虐打劳工,为什么这些劳工都不跑呢? 一是日军的看管很严,全是全副武装的监管人员,平时监工们都可以随意打骂劳工、甚至杀害更别提发现有逃跑意向的了,逃跑很困难,风险也极高。另外日军为了防止劳工逃跑,日军发明了很多酷刑。
其中,最残忍的一种酷刑是镐把炖肉,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其实比凌迟还痛苦——发现逃跑的劳工,抓回来后,一群日军拿着镐把将其双腿活活打烂,连骨头也要打碎,连女工也放过,老人小孩也不例外。这是日军最喜欢的酷刑,一旦有机会,日军个个踊跃报名参加实施这个酷刑,可见日军的残忍,超出常人的想象。 这种酷刑,几乎没人能受得了,中国劳工这在里只能硬挺着,没有自由,不能赚钱,没有家人,最终,死去的很多,活下来的都是意志坚强的人。 结语战争残酷并不只是在战争场上血腥拼杀,还有在战争中太多无辜的人因此遭受的苦难。64年后,2000年11月,李良杰组织向日本法院发起诉讼,最终在东京最高法院的促成下,花冈受害者与日本鹿岛公司达成的“和解协议”,协议的最终文本否认了虐待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却只愿向每个受害劳工补偿1.6万多元,但以耿谆为首的大批掳日劳工及家属拒绝领这笔钱。 李良杰用苍老的手敲着胸膛:“现在的劳工诉讼,就是为了雪耻!我们不差他这几块钱!”他哽咽着说:“没有道歉,一切都无从谈起。认罪和道歉是前提,而这不能只是口头说说,而是需要诚心诚意表示歉意,那才涉及赔偿。”停顿了一会,他又无奈而激动地说:“我这一生没有别的心愿,只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日本政府谢罪,向我们赔偿,那时候我就瞑目了。” “不求生,求雪耻!”这一简单的要求,如今看来遥不可及,我们不能忘了这屈辱的历史,雪耻之路很漫长,任重道远,需要吾辈自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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