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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前言）………………1 引子………………………………………2 一、我的家庭……………………………… 二、我们家与匡亚明的交情…………… 三、干部子弟学校：从苏州到上海……… 四、我去梅兰芳家“偷”锅巴吃…………… 五、张贻综老师以及李四光亲笔信………… 六、我在民盟中的成长…………………… 编辑手记………………………… 附录：老照片集锦…………………………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前言） 戴阜东 我此生的青春年华都是在安徽淮南度过的。淮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无时无刻不在眷念着我的第二故乡——眷念着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更眷念着那些曾经和我朝夕相处过的亲戚、朋友和同事们。 我是淮南的女婿，我的妻子张晓萍是淮南23中老师。她出生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留学过日本，爷爷是民国时期合肥的督学。我的两个内弟都是中国美协的会员。大内弟张啸谷在淮南颇有名气，和颂明先生也是莫逆之交。上世纪80年代颂明先生写过一个科普连环画脚本《石墨是怎样变成金刚石的》，上海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看过这个脚本并予以首肯，我内弟张啸谷把它画了出来，在安徽省科普美术展上荣获了大奖。 颂明是我交往20几年的挚友加文友，他也是出生于教育世家。颂明的父亲是安徽省著名革命先驱、教育家胡苏明老先生的得意门生，老革命， 老党员。他父亲1949年2月出任六安市第一届人民政府的文教科长，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颂明的女儿自幼聪慧，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是《少年之友报》的知名小记者，采访过冰心、马文瑞、李德生、韩美林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德生还专门给她回过一封信。我们学校的校史纪念册上都有所记载。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期间，大概她才9岁，就获得了《羊城晚报》征文的大奖，奖金1000元。当时《羊城晚报》把电话打到学校了解她的情况，恰好电话就是我接的。她女儿11岁时写过一首歌词《热爱地球妈妈》，由著名作曲家姚明谱曲，收入了苏版小学音乐课本至今仍在传唱。现在，她的女儿在深圳做小学老师，工作十分优秀。她自工作以来所教语文始终是所在学校的标杆。这与她深厚的家学渊源是分不开的。 我退休后回到上海，颂明则去了深圳，因此中断了多年的联系。我在淮南还有一个老朋友张瑞安老师。他是淮南作协会员，文笔很好且笔耕不辍，印了三本《敝帚集》，大概有50多万字。最近他寄了一本《敝帚集》给我。我读了之后很受启发，打算与他合作一篇关于李四光的文章，并且萌发了把自己的资料也整理一下，为人生留下点什么的念头。张老师就把我的想法和颂明先生讲了。颂明立刻和我加了微信。我们每天数次微信视频通话。颂明听了我讲的人生故事后非常感兴趣，说要为我“立传”。我只当他是随口一说，就笑了笑，未置可否。谁知他居然连天加夜，至少一天一篇，很快完成了书稿。每写完一篇就发给我看，然后就在“今日头条.八公山视界”上发表了。编辑王怀建老师也因此和我加了微信，我在淮南又多了一个新朋友。 我将于5月14号回淮南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并作发言。他们都想让我在参会期间能够拿到这本书。张瑞安老师认真编辑、跑印刷，干了大量的琐碎工作，让我感动不已。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交了一批为人正直、有真才实学而不慕虚名、埋头干实事的挚友、诤友。 在此，我觉得说声谢谢已太过苍白了。我谨向我的第二故乡淮南，我的至亲好友们奉上我最真诚、最美好的祝福！ 2021年5月3日星期一 戴阜东 戴阜东口述 颂明 整理 引子 戴阜东是济南人，童年跟着家人随解放军南下，先是到了苏州，随后定居在上海。上世纪60年代，他从上海电力技工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淮南工作。淮南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先后在田家庵电厂、平圩电厂、电厂中学工作过。他为淮南电力事业以及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及贡献，后来在电厂中学总务主任位置上退休。 戴阜东是民盟淮南市的老盟员。他加入民盟是有家庭渊源的。戴阜东出生在一个盟员家庭，父母亲以及叔叔、舅舅都是解放前参加民盟组织的老同志，他们也是民盟济南支部的创建人之一。在这样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家庭中，戴阜东养成了良好的品质。他工作勤奋、为人热情、与人为善、坦率正直且博学多才。他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文友、挚友。戴阜东长我几岁，也算是我的老大哥。 退休以后他回到了上海，而我退休后来到了深圳，我们的联系也中断了，直到最近才通过张瑞安老师重新联系上了，相互加了微信。每日聊天，回忆往事，通过视频有说不完的话题。他回顾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觉得这是学习革命史及新中国建设史的很好的辅助材料。 五月中旬他将回淮南参加民盟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并作发言。我身体不佳，难以回去与他会面了，遗憾之余，萌发了写一个系列的念头，以此来褒扬他的优秀品质，回顾我们的深厚友谊，并慰藉我内心的思念之情。 因为所写内容都是戴阜东口述并提供了相关资料，我以第一人称来写。这样方便很多也更有亲切感。 书稿完成后，感慨万千，遂吟小诗一首赠阜东兄 一生交往情义重， 夕照更比朝霞红。 毕竟倾心育桃李， 繁花锦簇荫绿浓。 一、 我的家庭 我出生在一个盟员家庭。我父母亲都是解放前参加民盟组织的老同志。1948年在中共地下党员江涛声同志和盟组织的影响下，他们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也是民盟济南支部的创建人之一。 江涛声同志上世纪30年代初期，在德国攻读医学博士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转入地下。1946年在徐州陆军总医院任少将院长。他以合法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民盟工作。我的叔叔戴秉堃，毕业于山东齐鲁医学院，在徐州陆军总医院当医生，在江涛声同志的影响下加入了民盟组织。 在江涛声的指示下，我叔叔利用工作的便利经常购买一些解放区紧缺的药品，如奎宁，磺胺等及油印机、手枪、法币，然后交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秘密运往解放区。淮海战役结束时，我叔叔和一些进步的医护人员保护了国民党徐州陆军总医院，战后将它完好地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此立了特等功。解放后任徐州卫生防疫站的站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江涛声在徐州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嗅到了味道，但他们并没有找到确凿证据。顾祝同到徐州视察军务时，由于特务告密，顾祝同下令对江涛声严密监视。江涛声的处境非常危险，张澜先生指示他立刻写辞呈离开徐州避险。在办完交接手续后，江涛声将医院剩余的两千万旧法币交给我叔叔，让我叔叔到上海亲手交给了沈钧儒先生，作为民盟总部的活动经费。张澜先生安排江涛声回到济南秘密开展工作，筹建民盟济南小组。由于我叔叔的关系，我父亲是首批发展的盟员。随后我母亲陈可巍以及舅舅陈可选也都加入了民盟组织。这一时期，几乎每天晚上在江涛声家中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开展民盟工作。学习内容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等。这些文件和文章都是我叔叔从上海秘密带回来的，然后由我母亲在深夜一笔一字地抄下来，装订成册。在外面裹上书皮，封面上写的是《圣经》，以此躲避国民党军警的检查。 二、我们家与匡亚明的交情 济南解放后，我父母以民盟的身份入伍参加了革命。194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亲笔撰写的新华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喷薄欲出。为了培养一大批接管城市的干部，1949年5月上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简称华东革大）在江苏丹阳和新丰镇一带筹建。我的父母都被分配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工作。当时的校长是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副校长是原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刘格平。华东革大共办5期，招生累计15000余名还不包括南京、浙江分校的学生在内。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当时被誉称为华东最高学府，共办了五期。另外还在江苏南京和浙江杭州办了南京分校和浙江分校，在上海办了俄语专科学校、工农速中和妇女培训班。第一期入学人数共4千多人，校舍大都是借部分大专院校的教室和学生宿舍解决的。 1949年8月22日下午5时，在光华大学隆重举行了首次开学典礼，时任上海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偕同饶漱石、冯定、范长江、舒同都在会上讲话。上海文教界知名人士陈望道、熊佛西等也都应邀参加了大会。后来，刘晓、潘汉年、马寅初、陈丕显、魏文伯、刘瑞龙、章蕴、冯定、夏衍、范长江、李士英、骆耕漠、许涤新、陈同生、周而复、金仲华、唐守愚、沈体兰、管文尉、刘秀平、宋时轮、唐亮、袁也烈、艾青、叶以群等党政军领导人以及著名学者、作家都在华东革大讲过课。 由于我父亲具有较好的文艺才能，在华东革命大学工作期间，加入华东革大文工团，演出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大家都来买公债》等节目，得到了陈毅市长和广大市民的好评。我母亲陈可巍在任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院务处秘书，直接协助匡亚明院长工作并与校长舒同同志也颇为熟悉。他们还多次听过陈毅市长和舒同院长的精彩报告。 我们家与匡亚明院长是邻居。我小时候很顽皮，有一次不小心吞了一块铜板到肚子里。我妈妈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匡亚明闻讯后立刻派他的车子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以后说不大要紧，让我妈妈回去找些韭菜给我吞服了。果不其然，第二天铜板被顺利地拉出来了。妈妈蹲在一旁用根小棍子拨，找到铜板后才开心地笑了。 三、干部子弟学校：从苏州到上海 干部子弟学校是特殊时期存在的学校。解放军进城以后，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那时候的干部真是没日没夜地工作，根本没有时间顾家。他们的孩子就都交给了学校管理。干部子弟学校设有幼儿园和小学。学生都是随军的干部子弟和烈士子弟，一律住校，吃大灶。 1950年，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设在苏州。我母亲是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校务处秘书。我兄弟两个，都在苏州干部子弟学校小学读书。哥哥三年级，我一年级。我哥哥很聪明又很乖，性格内向，文质彬彬的，成绩非常好。我小时候就特别淘气，不爱学习，还爱打架。一年级成绩比较差。但是我母亲带孩子特别用心。在济南的时候我妈妈就很惯我，舍不得让我断奶。我吃奶一直吃到三周岁多。大概是母亲乳汁营养的缘故，我小时候长得胖嘟嘟的，很壮实，嘴也壮。当时苏州市搞了一个幼儿健康大赛。医生为我们检查了身体，结果我的各项指标都十分优秀，获得了苏州市健康男宝宝第一名。市政府为我发了一张大奖状。可惜的是这张珍贵的奖状后来被我给遗失了，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有一个佐证，和我同时获奖的还有女宝宝第一名，名字叫车小英。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我至今对她记忆犹新，可惜一直没有联系过。我想车小英今年不过也只有70多岁，一定还健在。如果有苏州的朋友读到这篇文章时能够帮我打听到车小英的讯息，不但可以证明我所言不虚，没准还能牵出一段佳话来。 1951年，我们随父母调动从江苏到了上海。要转学到上海市府干部子弟学校。学校位于思南路91号。当时上海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敌特活动很猖獗。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学校对外不公开，没有挂牌子。我们转学来时还遇到了一个小“风波”。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到学校教导处报到，教导主任陈宗莲面有难色，她说这里只接收党员干部的子弟，而我父母都是民主党派的人士。我母亲是山东人，性格直爽，一听这话立马就火了。她直接跑到了市政府要去找陈毅市长。我母亲正在和接待的同志交涉，从隔壁办公室走出来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同志。他问清了情况之后对我妈妈说：“原来是民盟的同志。这个好办。我来给罗校长写张条子。罗校长我很熟，是长征干部。”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戴金丝眼镜的就是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不但写了条子，还亲自给罗校长打了电话。我们兄弟俩得以顺利入学。 四、我去梅兰芳家“偷”锅巴吃 我小时候真的很淘，和温文尔雅的哥哥性格完全不同。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喜欢打架，有时候上课还会大声怪叫，学习成绩不好，个人卫生也不好。这些缺点都被老师写到成绩单上了。从苏州转到上海时哥哥三年级，我一年级。可是到了上海市府干部子弟学校之后，老师让哥哥继续读三年级，却把我降了一级，让我重新回到幼儿园大班去了。我还挺高兴，乐得一玩。 在上海也是供给制，住校。衣服、鞋袜都是学校发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校服是一套米色灯芯绒两用衫加裤子，配上一双黑皮鞋，很神气。每个周六下午，大多数同学的家长都会开着小车来把孩子接回去。但是我的父母特别忙，也没有车子，因此常常就不来接我们了，把我们留在学校，就是全托。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振中，他家里也经常不接他。我们俩就玩到一块了（不知道张振中现在哪里，如果有缘能够看到此文，希望联系我。）。 我们学校所在的思南公寓是民国军事家李烈钧烈士的故居，两层小洋楼。思南路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我们学校是91号。沿马路东侧的73号一幢三层花园别墅就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又称周公馆。为什么党的驻沪办事处又称周公馆呢？这其中也有一段故事。1946年中共代表团租下了这幢房屋作为中共办事处，但国民党当局不同意。从南京来沪的董必武说：“不让设办事处，我们就称周公馆。”周公馆就是这样得名的。紧挨着学校的思南路87号是梅兰芳先生的寓所。梅宅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共四层。有一个园子，中间是一片的绿油油的草坪，四周种着树木。最吸引我目光的是那棵大枇杷树，六月里果实累累，很诱人。我们学校的院子和梅兰芳家的院子就用一道细竹子编的篱笆围墙隔着。梅先生家有管家，养着一条大狼狗还有两只猴子。有一天，我和张振中不知怎么就钻过篱笆进到梅兰芳家的小院子里去了。他家的厨房就在一楼，门是虚掩着的，我和张振中进到厨房里，揭开锅一看，里面有锅巴，就拿起锅铲铲锅巴吃。这时被管家发现了，就凶我们。正好那天梅兰芳在家，闻声来到了院子里。我和张振中吓得就要钻篱笆逃出去。梅兰芳向我们招招手，和气地说：“小朋友别怕。你们不要钻篱笆嘛，过来，从门出去。” 五、张贻综老师以及李四光亲笔信 1965年，我从上海电力技校毕业分配到淮南发电厂锅炉分场，做了锅炉运行工。我在工作中认真负责，虚心向老师傅学习，进步很快。领导很快对我外刮目相看。1968年，厂里要抽调一些骨干组成贫宣队到寿县去支农。我有幸被选中。到了农村以后，我们访贫问苦，了解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抗旱时，农村需要打机井，缺乏设备和零件，我们就画好图纸，送到厂里请机修车间的老师傅帮他们制作。我们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才能，帮助当地中学的师生排了许多文艺节目和一台完整的现代京剧。演出之后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反响很大。 1969年我从贫宣队回到了厂里。恰巧厂职工子弟学校有一位老师请产假，学校急需一名教师代课，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就给领导说让我去试试吧。这一试不要紧，我被校长看中了，就这样鬼使神差地到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我在学校一面教书，一面利用我在厂里工作过的优势，积极组织学生学工。我从厂里借来电动机等设备给学生讲解，还带领学生到现场实习。我们电厂中学学生的学工实践活动一直非常活跃，成绩斐然。我在其中献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力量。 我的班里有一位学生叫张大庆。他聪明又勤奋，我特别喜欢他，经常为他做辅导。他父亲张贻综是电校的老师，我们志趣相投，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张老师给我讲了他与李四光教授交往的一段往事。 1955年，当时张贻综在安徽水利学校做老师。有一次他到北京地质学院学习，去中科院听了地质部长李四光教授讲学。张贻综年轻气盛，思想活跃。李四光讲学过程中他想请教几个问题，就向讲台走去，被保卫人员给拦住了。张贻综不甘心，回到座位上举起了手。李四光教授看到了，就来到了张贻综的身边问他有什么问题，张贻综提出了关于怀远运动以及涂山、荆山地质的一些问题。李四光教授说：“你提的问题很重要。请你写下来寄给我，我考虑好了再回答你。” 张贻综回到学校后不久，就收到了李四光教授的来信： 张贻综同志： 我很感谢您的来信，由于卧病几天，未能即复，请鉴谅。 我在三十几年前曾经到过舜耕山煤矿附近区域作了一点地质工作。我还记得在上窑以东或东北的小山中见到含珠角岩化石的标本。可惜这块标本是在山坡上找到的，它出生的层位未能确定，但可以断定它离发现之地是不会太远。同时，在那个山坡的上部发现了一层珠岩；而在山脚下，又发现了鲕状石灰岩。就岩性而论，这种鲕状石灰岩很像是属于中寒武纪的。根据这些事实，我当时推想在那里中奥陶纪和寒武纪存在一个不整合，这个不整合当时我认为是怀远运动的结果。 我知道最近几年来，对怀远一带地质作得比较详细的是谷德振同志。他的通讯处是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局转交。我想他对于您所需要知道的荆山、涂山的地质情况一定有所了解。请您直接写信给他，可以向他说明是经过我介绍来商讨一些地质问题的。只要他有所见闻，我想他一定乐于奉告的。 至于我三十多年前所定的怀远运动这一名称和它根据的事实，我现在认为应该加以重新检查，以便看它究竟有无错误，如果您有机会到那边工作或视察时请注意前述现象，并且请把您所看到的事实便中见告。 祝 进步 李四光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 我看到这封信后激动不已。张老师见我喜欢，就把这封珍贵的信交给我保存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李四光曾来淮南考察》的文章发表在《淮南日报》上。蚌埠市档案馆得知了这个信息后，立刻派人来找到我和张贻综老师。他们软磨硬缠，黏住了我和张贻综老师。我们最终把这封信捐给了蚌埠市档案馆，成了他们的宝贝。 六、我在民盟中的成长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厂有一位老盟员了解到我父母亲都是民盟的成员，就向民盟淮南市委推荐并发展了我。198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民盟。 在盟组织的培养下，我努力地工作，从担任支部秘书做起，一步步担任了支部委员、支部副主任、支部主委。1999年，我担任了民盟淮南市田家庵区总支主委，直到退休。 我热爱盟组织，工作起来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我们支部的老同志很多，每当他们有困难时，我会想尽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盟员生病我都会去医院、家庭看望。支部的经费不够宽余，我就自己花钱买水果、礼品去慰问。在我担任支部主委期间先后有14位盟员去世，都是我联系好车辆，组织盟员去参加追悼会，做好去世盟员的临终关怀工作。另外，我坚持开展支部活动，开会的通知大多都是我骑车挨家挨户地送，当面交待。这样，很少有人缺席支部活动。在抓支部工作中，我动脑筋想办法，将支部工作分解成若干项，形成量化标准，据此来衡量并检查盟支部的工作。直到现在，我当年制订的《民盟淮南田家庵支部量化标准》对开展盟的基层工作，仍然有一定的作用。因成绩突出，民盟淮南田家庵支部在民盟安徽省委1996年的基层组织创优活动中，被评为全省先进支部，我本人也荣获全省优秀干部。 1998年，我在《中央盟讯》上见到一篇报道：民盟中央主席丁石逊同志曾到我省霍山县进行教育扶贫活动，专门来到霍山县坦家庙小学，为孩子们送去了教具和书籍。我见了这篇报道后，给省民盟宣传部高飞同志提建议，我们要参与到丁主席的教育扶贫活动中去，利用我们的人才优势开展教育扶贫。高飞同志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他要我先到霍山县调研一下，然后拿出一个实施方案来。在盟省委的支持下，我几次去霍山联系了霍山县教委李景田主任、佛子岭中学朱明先校长。在安徽省迎驾贡酒厂董事长倪永培先生的支持下，成立了“霍山县迎驾教育教学研究会”我和高飞同志被聘为“特约顾问”。2000年5月12日民盟省委在霍山县开展了支教扶贫活动，著名作家鲁彦周也是民盟的同志，当时他也在霍山，对我们的工作十分赞赏。淮南盟市委主委邱章乐等多名民盟特级教师到现场公开教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了表彰我们所做的工作，民盟省委研究决定派我和邱章乐同志赴上海参加“全国部分省市基础教育研讨会”。在会上，我向与会代表详细介绍了民盟安徽省委如何在霍山县开展教育扶贫活动的情况。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同志听了我的发言，肯定了民盟安徽省委开展的教育扶贫工作，他说只要我们一如既往地重视教育扶贫工作，一如既往地为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多出主意，多做探索，坚持下去，必有所得。 2001年，我退休后回到上海，依然在为民盟的工作发挥着余热。回上海不久，我受聘在上海精武模型有限公司担任总工程师。2003年3月我所在的公司承制四川南充市城市规划馆。南充市有一所张澜先生纪念室，它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室是我们已故主席张澜先生在解放前长期居住的地方（系光绪十三年建设，至今有一百多年历史）。馆内有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的亲笔题词和胡耀邦同志题写的馆名。纪念室共有800多平方米，6个展厅分别陈列了数百件图片、文字资料、名人字画、珍贵的照片以及张澜先生亲自所用的实物和赠品。很多物品都被定为国家级的文物，具有很高的文史研究价值，是盟的宝贵财富。我在参观时发现纪念馆青瓦房年久失修，存在风化严重，木柱、木梁腐烂弯曲变形，地面潮湿等诸多隐患。我一边看一边叹息，便向馆长向可明同志提出整修建议。向馆长得知我是一名安徽省的盟员，与南充市规划局的罗加福局长较熟悉，便写了一份《张澜先生纪念室管理处情况反映》委托我亲自交给罗局长。罗局长十分重视我的建议，立即向市领导作了汇报。时隔不久，张澜先生纪念室被修葺一新。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高兴极了。现在，我和向馆长、罗局长早已成了好朋友。 2003年10月，民盟合肥市委主办“民盟安徽省基础教育研讨会”。民盟省委领导周天柱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邀请民盟上海市副主委周慧鹏同志、上海盟员教育专家朱怡华同志参加会议。为了慎重和礼貌起见，我全程陪同这两位同志往返上海、合肥两地。当我了解到合肥盟市委承办的一个大型会议经费有些紧张时，我亲自赞助研讨会2000元钱。钱虽不多，只能表示我一点微薄的心意。会后，合肥盟市委李少聪同志使劲拉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对李主委说：“我们是一家人，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在安徽工作了36年，参加盟组织也有28年了，我是党和盟组织培养出来的优秀盟员、一名优秀的基层组织干部。我老伴说我最起劲的事就是给民盟跑腿。是的，我们基层组织的干部就是要心甘情愿地为组织多跑腿。为什么呢？因为我热爱中国民主同盟这个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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