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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用原本是坚定拥护晁盖的，但宋江上山后，吴用开始了动摇，吴用没有战略规划，所以很容易导向有战略规划的一方，晁盖有理想但也没有战略规划，因为他的理想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所以也没法制定战略。吴用是个现实主义者，虽然和晁盖自幼长大，两人感情深厚，但吴用还是悄悄但坚决的转到了宋江一边，宋江的“招安”路线虽然让人憋气，但毕竟是个出路，有出路总比没出路强。开始晁盖和宋江两条不同路线还能在“替天行道”这样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旗号下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理想主义也要考虑现实的生存发展问题，现实主义也需要理想主义来为自己镀金，打着“替天行道”旗帜的梁山发展的形势越来越好，但最大的受益者却是实用主义路线的宋江，因为宋江的实用主义路线隐藏的比较好，加之宋江“及时雨”的响亮名头，宋江的影响力因之越来越大，晁盖渐渐被架空，直到干“偷鸡摸狗”勾当的时迁入伙后，晁盖终于坐不住了，在晁盖看来，“替天行道”逐渐要由理想变为骗人的幌子了，这么发展下去梁山必然和其它打家劫舍的强盗山贼没什么区别，成为无恶不作的藏污纳垢之地，这是晁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所以晁盖决定借攻打曾头市收回梁山权力，面对晁盖的举动，宋江选择了苦谏与不合作，梁山群雄的路线选择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两难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吴用明确站在了宋江一边，拒不支持晁盖，晁盖的心此刻估计洼凉哇凉的，梁山曾经的重要军事胜利哪次离得开吴用的作用？由于无法精英尽出加之急于取得胜利，晁盖最终中了埋伏失利，留下“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遗嘱后遗恨而去。在这个宋江极为被动极为尴尬的关键时刻，吴用力挺宋江，晁盖亡故第二天就急着拥护宋江上位，由于吴用是晁盖集团里面资历威望最高的元老，吴用以梁山不可一日无主要以梁山大局为重的理由拥护宋江，等于宋江的地位已经是有惊无险铁板钉钉了。
吴用表功太切，显得急躁缺少章法，宋江就高明多了，首先是为晁天王守灵发丧，择机为晁盖报仇，报仇后严格遵从晁天王的遗嘱，要将首领之位让与捉住史文恭的卢俊义，几次推辞不成才在众兄弟的恳求中继位，可以说处理的既得体又服众，之后吴用死心塌地的追随宋江不敢丝毫违他的意，可见宋江手段高明到了连“智多星”都诚惶诚恐的地步，后来招安后，众兄弟不满想反回梁山，找到吴用让他拿个主意并表示愿意听他将令，结果吴用劝大家要听宋江的将令，然后马上报告给了宋江。
吴用把一生都寄托在了宋江身上，宋江有什么想法，吴用就会想方设法哪怕是不择手段地去做到，富甲天下名闻遐迩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原本幸福的一生就毁在吴用手上了，宋江要用卢俊义去解晁盖遗嘱的难题，吴用活生生地让卢俊义锒铛入狱，然后又假惺惺相救，家破人亡的卢俊义不得已落草梁山。
至此之后，梁山基本都是吴用配合宋江按着招安路线设计发展的，并且最终招安成功。单从这方面来看，宋江是成功者，吴用紧跟宋江，也是成功者，宋江要的是“封妻荫子”的主流价值成功，吴用要的是出人头地的富贵，除了类似卢俊义、秦明、花荣这样原本混得很不错甚至很风光的人物外，其他人可谓都是成功者，即便是兵士也可以不用再去打打杀杀拿着生命换几顿饭了，可以过“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的正常人生活了。
不过，在梁山这个小系统里宋江可以说了算，但进入了宋王朝这个大系统，宋江就只能是个受人摆布的小角色了，从整体来说，梁山群雄都不符合赵氏皇族的人材标准，所以识相的都放弃了即将到来的“地位”走了，拿着分到的金银珠宝也足以过下半生安稳的生活了。
梁山被朝廷当做工具去和最大的起义军方腊拼杀，最终死伤殆尽，也许不忍看到梁山消失地如此凄凉如此没有价值，施耐庵编了一出梁山完败大辽的北征剧目，但这个粉饰掩遮不了梁山最终失败的结果。
宋江成功了，但却是彻底地失败了，最终宋江也被毒死，在宋江的坟头，吴用也许百感交集，他也许会想起晁盖的义薄云天与那时的意气风发，也许会想起自己对晁盖的背叛和自己做下的违背江湖道义的诸多恶事，他也许在问：我到底该怎么办？我的命运难道就是个附庸，要别人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带着这些疑惑，吴用终于自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吊死在了宋江坟头前，挂在枝头随风摇摆，尸体也被草草安葬。这又和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不屈的进取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可以说吴用逊诸葛亮远矣，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物。
据说施耐庵曾是张士诚的军事幕僚，建议屡不被张士诚采纳，最后愤然离开流浪江湖，最终隐居。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也难怪《三国演义》与《水浒》都透着同样的豪侠之气，前者主要写上层门阀，后者主要写底层草根，无论是上层门阀还是底层草根都表现出了改天换地不屈从命运的抗争精神。
清末总兵樊燮去长沙谒见抚台，抚台让他参见坐在旁边的师爷左宗棠。樊总兵不知道利害，参见师爷时没有请安，并振振有词：“我乃朝廷正二品总兵，岂有向你四品幕僚请安的道理？”左宗棠盛怒，跳起来用脚踹樊总兵，还高声骂道：“王八蛋，滚出去。”不久，朝旨下，樊燮被革职回籍。
樊燮忍辱含垢带全家回到恩施城梓潼巷故居，他认为自己是武官所以受文官的气，他要立志让自己的孩子在科举中成功，洗刷自己的耻辱。于是在正屋的侧面修一间两层的角楼，把左宗棠骂他的“王八蛋，滚出去”这6个字写在小木板上，放在家供祖宗神位的牌子下面，名为洗辱牌。他重金聘请名师为两个儿子执教，不准两个儿子下楼，并且给儿子们穿上女人衣裤，并立下家规：“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一代诗宗樊增祥就这么诞生了。
但无论樊增祥还是樊燮都没有真正明白左宗棠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左宗棠的价值不在于他是读书人，也不在于他有什么背景，而在于他是国之栋梁，有大抱负、大胸襟、大无畏、还有大本事，“国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少时科举屡试不中，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终至大成，十八岁时便被著名官员贺长龄以“国士待之”。他的作用和价值远非文人的华丽文章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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