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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伯聪 男，汉族，1928年4月生，江苏常州人。1948年毕业于贵州大学矿冶系，同年9月到石景山钢铁厂①工作。1949年至1952年，任石钢铸造厂工长、工场长、生产副厂长。195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8年，任石钢生产技术科副科长、科长。1958年石钢改为公司后至1966年上半年，先后任生产技术处、技术处、计划处、经济管理处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批斗。1978年至1988年，先后任首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生产副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等职。1988年11月离休。
曾任中共北京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中国金属学会、北京金属学会、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理事，北京能源协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专家。现任首钢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初到石钢
在我9岁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
我父亲是个有着“实业救国”思想的电力工程师，不愿意当亡国奴，就带着我们全家从常州老家到大后方去为抗战工作。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变化，我的家也不断辗转。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一路目睹“国破山河在”，我发奋读书，用4年的时间读完了初中、高中，之后考进了贵州大学，上的是矿冶系，但对钢铁冶炼情有独钟。
1948年我大学毕业，系主任想留我当助教，我说还是愿意到工厂一线去。抗战胜利后，我父亲到北平的冀北电力公司工作。于是，我也来到北平。同年9月1日，进了石景山钢铁厂。
当时，石钢只有一座高炉在运转，每天出100多吨铁。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大概是全国在生产的最大的一座高炉了。之前，这座高炉还让日本人破坏了，是安朝俊牵头组织恢复生产的。安朝俊，我们也常亲切地称他“老安头”，毕业于北洋大学，曾主持建造了抗战时急需的铸造生铁的小高炉，受到了国民政府经济部的嘉奖，并被派到美国学习。因此，安朝俊成为我这个刚跨进工厂大门的青年技术人员心目中的楷模。我期望像他那样在“实业报国”中有所建树。
初来乍到，所接触的大部分人都是技术人员，其中有一部分是从鞍钢撤退下来的。厂里面技术人员有一百几十个，留学生也很多，我只是个小技术员。那些工程师们是我的前辈或学长，都很平易近人，而且我感到他们大都有个共同的信念，就是“实业报国”。对于内战谁胜谁负，他们不大关心，为什么呢？有人这样说：国民政府在这里，需要我们炼铁；共产党来了，也需要我们炼铁。我的心态跟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另一方面，我的叔叔、舅舅中有好几个人是共产党，他们没有跟我讲共产党的什么道理，我也不知道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觉得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没什么可怕的。
我的首个工位在石钢所属的铸造厂，生产铸铁管。当时，厂里的工人叫里工，是正式工人，他们大部分都有一定的技能和较为固定的工位，和厂子就是单纯的雇佣关系。我跟他们相处得很好，由于我从小受的教育是“人人生来是平等的”，因而没觉着自己是个大学生就高人一等。所以，他们对我也都很友好，很乐意跟我交往，有时候下了班就招呼我说：走，咱们喝酒去。
1948年12月17日，石景山钢铁厂宣告解放。约一个半月之后，北平解放。当时到石钢的三个接管委员中，有一个人叫李文良，他分管铸造厂。应该说，他是我解放后的第一位直接领导。李文良同志比我大11岁，他不仅在抗日战争中打过仗，而且还在解放区的后方工厂中管过生产、做过技术工作，他懂炼铁，铸造他更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内行。
共产党来了后，首先对工人群众进行启蒙教育，开训练班，给大家讲猴子变人，讲唯物史观。那时，还开了好多业余的扫盲班，教大家识字、念书，很多工人就是在这个业余教育班里面从小学念到中专的，这样学起来的很多。他们中很多人后来还成为技师和厂处长等领导干部。而李文良同志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关心之情，经常对我“单兵教练”，首先是对我讲革命的道理，使我的认识水平很快地就从“实业报国”提高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面对一个更加崇高的理想，我是真诚地把它作为信仰并充满激情去奋斗的。
1949年10月1日，我们厂的工人参加了开国大典。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好几百人就在厂里的火车站上车，乘的是十几节运货的车皮，就站在里边。途中，大家很活跃，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等刚学会的革命歌曲。火车开到西直门，然后下车，大家排着队、唱着歌、喊着口号，一直步行到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开始讲话时，我原以为他会讲很多，结果就讲了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这时急需大量的铸铁管。我总想着要为国家多做点事情，于是就提出到基层去当工长。在当了一段时间工长后，厂里就让我当铸管工场的工场长，相当于现在的车间主任。这一年，我22岁。
那时，铸管不仅天天要生产，还要开两班，一天生产16个小时。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和工人群众一起努力把生产搞好；当生产节节上升时，我感到既兴奋又舒畅。1950年我加入了青年团。1952年我加入了共产党。同年，我又被任命为铸造厂的副厂长。
李文良同志还经常教我怎样发动群众、怎样管好生产，还把他在铸造技术上的实践经验教给我。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每月召开一次工场几百人全体参加的生产会议。会议上，各个班组互相挑战，每个班组或个人都保证完成多少指标，开展轰轰烈烈的生产劳动竞赛。我觉得有句话可以形容那个年代，是工人自己说的，叫“不怕汗水漂起船”。
有一次，当我开了青年团的支部大会后，李文良问我：“现在青年们希望做什么？”我说：“当劳动模范，为国出力，党支部的成员也是一样，整个石钢都是这种干劲。”各级领导也经常到我们铸造厂来鼓干劲。那时,干部和群众都打成一片，从对领导的称呼就能看出来。比如，工人见了李文良都喊“老李”。还有铸造厂的总支书记孙述文，他和我父亲同年，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孙头”。
当然，工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我说你听”，他们素质和觉悟的提高需要教育和管理。我举个例子，1950年的一天，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了，我给化铁炉做了一套修炉时的样板模型，就是要按照这些样板模型的尺寸和形状修砌风口、铁口、渣口等。然后，我把样板模型交给了一个修炉工，让他按照这些样板模型修炉。这个师傅是个老工人、党员，曾经被鬼子抓到日本做过劳工，苦大仇深。他不愿意听我这个小年轻的，就说：我不要这些，一样可以把炉子砌好。我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定得照这个样板来做。他说：为什么？我说：讲科学就是要这样做。他一把火就把样板模型给烧掉了，以示他的不满。我很生气，两人就争论起来了。我说：你非蛮干不可的话，那我必须调你离开这个岗位。在我的概念里，人人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但在工厂中对待工作，一是讲道理，二还得有纪律。他气呼呼地找孙述文告状去了。老孙头是讲科学的，自然尊重我的意见。他又气呼呼地回来了，按照我重新做的样板去修炉。当时,化铁炉费焦炭，速度也慢，我就出主意、想办法，和大家一起商量讨论，逐步改进并取得成功。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我还被评为石钢第一批的劳动模范，全厂只评了7个人。他们测算了一下，每年节省的焦炭就值72万斤小米。《工人日报》还以《高伯聪改进化铁炉》为题做了经验介绍。这一下，那位老师傅就服气了，来向我道歉。我说：不用道歉，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好。过了30多年以后，我已经当了首钢的总工程师了，一次碰见了他，他又向我表达了歉疚之情。我真没想到，这个事给他的教育这么深。后来，我退休了，他也早退了，但他每年都到我家来看我。所以说，老工人的感情很朴实啊。这方面的事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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