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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年人回忆说，虹口区以前的大华农场里面，上个世纪有过一座碑塔。 该塔规模较大，巨石构成有四层楼房高。基石结实构造复杂相互严丝合缝交错组成好几层多个平台。顶部有日本人信仰的神兽，不知何名坊间都叫它麒麟塔。 麒麟塔是日本人为白川修建的纪念塔，名字也应该叫做白川塔。 1932年日本派遗军总司令白川大将，在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尹奉吉奉韩国复国領袖金九之命，担任刺杀任务。典礼开始唱歌时，尹奉吉将炸弹扔向观礼台，炸死炸伤日军数人，白川重伤数日后死亡。 尹奉吉当场被捕后同年12月押送日本，在石川县金泽日本陆军基地内就义。抗战胜利后尹奉吉的遗体被运往韩国安葬，鲁迅公园、日本金泽亦有尹奉吉的纪念碑。 解放后塔连同周边碉堡拆除，大概位子在以前的大华农场里而非人们传说的上大界地。 有人认为碑塔遗址应该和慰安妇旧址一样立牌告示，对市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有人问朝鲜有荆轲尹奉吉为啥又叫高丽棒子： 当年朝鲜人能顺利进入会场刺杀日军将领,是因为日本人自信有不少朝鲜人在日军中为他们效力。朝鲜半岛期间，有超过20万朝鲜人参加日军，大部分投入到中国战场。 这群人在日军中也有任职高级将官的，大多数是朝鲜王朝末代王室的成员。他们和日本人装扮大不一样。除将官外，普通士兵不佩戴头盔，朝鲜兵头上绑白布条，作战时异常凶猛。作为日军的先遣队冲锋在前，人们称之为敢死队。 朝鲜人驻扎在东北期间对东北军民进行血腥的镇压运动。加上东北人和朝鲜移民存在已久的土地矛盾，关系变得非常恶劣。坊间传说“高丽棒子”一词就是起源于此时。（感谢施高塔的图文帮助） PS：薛理勇老师《上海为啥没日租界》节选 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在中国人的眼中日本只是一个蕞尔小国。 从18世纪起他们先后遭荷兰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饱受被侵略、被欺凌之苦痛。但是，自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后，国力不断增强，并逐渐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日本开辟了他们在苏州、杭州、汉口、天津四地的租界。 为什么日本没能在上海建立日租界呢? 原因很简单，当时上海已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上海是英、美、法三国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愿日本挤进上海分享权利，日本也无能力与英、美、法三国分庭抗礼。 战争后旅沪的日侨人数激增，其总人数远远超过所有各国旅沪外侨的总数，而日本人绝大部分麕集在虹口一带，日本在上海设立的各种机构和商行也大多集中在虹口，直至今天，虹口还有为数不少的日本建筑，因此，不少人(包括曾在上海生活过的老人)误以为虹口一带曾经是日租界。 日本文久二年(相当中国同治元年，即1862年)5月，日本政府派遣的“千岁丸”驶抵上海，开始了上海近代史上中日第一次交往。 由于在此之前中日没有外交或其他方面的交往，日本官员就在驻上海的荷兰领事陪同和介绍之下拜访了上海道吴煦。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版的《东方兵事纪略》中讲： 日本代表向吴煦陈述讲：（日本）向只与和兰（荷兰）通商，自英法诸国挟以兵威，逼令立约，利权为西洋占尽，无如力不能制，未能拒绝。我官民等会商，佥谓若自行贩卖，分赴各国贸易，或可稍分西方之势。 今既到上海，愿仿照西洋无约各小国例，不敢立请和约，惟求专来上海一处贸易，并请设领事馆照料完税诸事。 日本的这一请求得到江苏巡抚薛焕的批准，从此揭开了近代中日贸易的历史。 1868年后，日本提倡和扶植商人开展对外贸易，日本与上海的贸易额逐渐上升。 1870年9月，日本外交正使柳原前光、副使藤原义质率团抵达上海，与上海道涂宗瀛正式订立《中日官方邮船协定》，确定上海与日本贸易的细则。不久，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购进虹口美租界虹口港西的黄浦江岸建立邮船码头(今外运码头，上海到日本的客轮即在这里停靠)。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成立，使日本来上海的人数与日俱增。 1871年7月，以日本大藏相伊达宗城和外务大臣柳原前光为正副团长的日本出使团乘坐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火轮抵达上海，参加和主持了建在邮船码头西侧临黄浦江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升旗仪式(日本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品川忠道于次年2月20日到上海就任)。 由于专航日本的邮船公司的码头设在虹口，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在虹口。同时，19世纪70年代，苏州河南岸的英、法租界已经成为商业繁荣的经济区和住宅区，地价昂贵，而与英租界一河之隔的虹口美租界尚处开发和发展区，地价要低廉得多。 据记载，虹口的大多数地段的地价每亩仅六、七十缗，上好的土地每亩也仅百缗，于是早期来上海的日本侨民大多选择在虹口定居下来。到19世纪末，虹口的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就被日侨和上海人叫作“小东京”，东武昌路(今武昌路东段)、文惠廉路(今塘沽路)等街道也因日本人居住集中、日本商店林立而被叫作“东洋街”。 与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的资本主义还保持较浓的东方封建主义专制统治色彩，所以日本的本土设有外交部授意下建立的“居留民团”，它不是官方机构，但又具有官方的色彩。 居留民团在世界各地日侨居住集中的地方设分支机构，设在上海的即“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团”，它成为由政府授意的侨民管理机构，侨民必须服从居留民团的劝阻，遵守居留民团定的规则，依照财产比例向居留民团交付征税等。在必要的情况下，居留民团可以会同领事将侨民遣送回国。居留民团为了方便管理，也希望侨民集中居住在虹口。 有资料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始终有80%以上的日本侨民长期居住在虹口，所以，对“租界”知识缺乏认识者误将虹口讲作“日租界”，也是情理中的事。 早期上海的日侨人数还不多，据1948年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编《上海人口志略》中统计，在中日通商之初的1871年，上海仅有日侨7人，以后每年几乎以成倍的速度增加，到1885年增至595人，但受中日关系紧张的影响，在此以后的十年内，上海的日侨人数有所下降。甲午战争以后，上海的日侨又出现迅速增长的态势，到1930年，上海的日侨已达18478人。其中还不包括日本驻上海的政府人员和军人。 与中国人在海外居住形成“唐人街”一样，日本侨民在上海也形成了“东洋街”，于是在虹口先后出现了与日侨集中居住相适应的日本人机构和文化事业。 在日本与上海通商后的第五年，1876年日本的本愿寺僧人来到上海，在虹口武昌路建立本愿寺上海分院。由于日本人笃信佛教，这里一度成为上海的日侨活动中心，也成为日侨的议事中心。 随着来上海定居的日侨人数不断增多，其子女就学发生困难，1888年，东本愿寺在寺内创办小学，这是上海出现的第一所日本人学校。20世纪初，这所小学改名“开导小学”。1906年，该校获得侨民的巨额捐款，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另觅新校址，重建新校舍。但就在第二年，“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团”成立，这个学校被居留民团接管后改称“日本人寻常高等小学”，以后又改名“日本人北部第一小学”。 1945年日本战败后，校址被上海市政府接管，部分用于恢复“建国小学”，部分用作“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为复旦大学教授、战国史专家杨宽)，还有一部分即用作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它即是今天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校长熊佛西。解放后，该校址一度为“新力中学”校址，后又经多次改名，现在为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学院实验中学校址，址为四川北路1844号。 在乍浦路与武进路转角有一幢在上海的建筑中颇为别致的建筑，今天，有不少上海人也弄不清这幢建筑的原来用途，还误以为东南亚佛教建筑，实际上它也是“东洋庙”，正式名称为“日本西本愿寺上海分院”，上海人称其为“西本愿寺”。甲午战争后，上海的日侨人数与日俱增，日本实行火葬制度，所以日本人在上海的宝兴路建了一座“烧尸厂”，专门焚烧客死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但是日本人在上海没有专门坟地，于是1920年在这里兴建了西本愿寺，除寺庙僧人用房外，这里的大部分房间用于寄存日本人骨灰。 神社是日本人的重要宗教场所。神社起源于日本原始的土地信仰，以后发展成为日本神道教祭神的场所。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日侨在虹口公园南面的地方建造了“上海神社”，这里就成为上海日侨的重要祭祀活动地。 1932年4月29日日军及日本侨民在虹口公园庆祝日本天皇诞辰“天长节”时，朝鲜人伊奉吉等引爆炸弹，日军派遣军司令白川大将重伤毙命，其他头目死伤多人。事后，在沪日军就在“上海神社”举行悼唁活动。 1938年，日军为纪念白川大将以及在八一三淞沪战争中毙命的日军将士，又在闸北胡家宅营建“战迹礼拜所”，建筑类似中国的祭坛，用花岗石砌成大平台，平台上建方锥形花岗石纪念塔，塔顶有铜铸的貔貅，这是日本人最敬重的神兽，但中国人不识貔貅，其状与中国的麒麟相似，就叫其为“麒麟塔”。 “上海神社”和“麒麟塔”均在解放后拆除，其中“上海神社”部分建为海军宿舍，部分建为鲁迅中学；“麒麟塔”则被建为工厂，址为今广中路640号。 20世纪20年代后，日本企图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益显露。在虹口北四川路底建立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这幢占地6130平方米的四层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外形犹如一艘日本军舰。 在1932年的一二八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战争中，这里也是侵沪日军的最高指挥部，进攻市区的军队均在这里集中出发不可一世，所以虹口被许多人误以为日租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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