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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吴恩裕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1936年，他考取公费留学生，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吴恩裕的导师拉斯基教授，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不但指导他完成论文，还关心他的生活、职业前途等。他在拉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被拉斯基誉为“我迄今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论文之一”。1939年，他取得博士学位，拉斯基愿意为他推荐出版博士论文，并介绍他去美国任职。然而，吴恩裕却决定回国。 回国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讲义，并著有多部政治思想学著作。正当壮年的他意气风发，一边从事研究，一边又试图以其所学，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出力。他在当时著名的《观察》周刊、《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发表政治学专论。 1952年政治学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吴恩裕作为从业者之一，显然受影响。这是他离开政治思想，“躲”进“红楼”的时代大背景。然而，除此之外，他做这样的选择，与他个人遭遇的不顺也不无关系。随着院系调整，他由北京大学调到北京政法学院，从事这门课的教学研究的条件大不如前。作为政治学巨擘拉斯基的弟子，他不免有一点点心高气傲，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并不利。 他曾经被暗中栽上“对组织不满”“有反动言论、反动活动和反动著作”等莫须有的罪名。1958年，他个人被宣布为“个人名利思想的典型”“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代表”，他的文章《论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受到批判。他曾经有过机会去做他的老本行，除人民大学想调他外，北京大学三次通过组织手续，要调他去担任专职或兼职教授。但是，他所在的学校却拒绝批准。对此，吴恩裕只得徒唤奈何。 吴恩裕在《曹雪芹丛考.自序》中有过这样的交代：《红楼梦》一书，他年轻时就读过，但兴趣并不大；只是王国维、胡适对曹雪芹的考证，才引起过他的兴趣。随着时代的变化，自己三十多年从事的专业不能继续做了，心情的苦闷可想而知。恰好，那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相继出版，它们引发了自己年轻时曾经有过的对曹雪芹的兴趣--于是，从1954年起，就下决心写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曹雪芹传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恩裕在干校期间，尽管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但仍以熠熠生辉的目光，不光在拨弄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残编断简时常有惊人发现；更有意地注重实地考察，收集各种流落民间的蛛丝马迹，以期从中发现有关曹雪芹的各种陈年往事。后者，也正是吴恩裕治红学的独特之处。他珍视口头传说，北京西郊的香山，江南各地，都有他为实地考察和体验而留下的脚印。他跑野外、搜资料，勤奋读书，他考证出很多曹雪芹新的生平资料，其中不少有实物为证。他所用的方法和结论，或许到现在仍有人不断质疑，如周汝昌就这样说他：“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他对于红学界的贡献与影响，却是公认的。 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行徐大同说：“我去吴先生家拜访近十次，每次谈得最多的，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吴先生心目中，政治思想史的地位之高，不言而喻。他在做不了老本行的情况下，没有一味地悲哀叹气，而是另辟蹊径，进入一个对他来讲属于全新的研究领域，从头开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值得佩服的。他在困境中的坚持与开拓，体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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