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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中医学常常崇古贱今, 加上旧时社会阶级的观点, 认为“时”字含有时兴、趋时、走时运的意思; 因此对市医或时医不屑一顾。并因此鄙视后代方剂, 以为卑不足道,才出现了时方之说。 关于时方的起源, 不同的医家有不同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儒之门户分于宋,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据此有人认为金元时期医学上分出了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和朱丹溪四大家, 并且遵从“古方今病不相能”的观点, 所以时方应起源于这个时期。 亦有人认为明清时期温病学说兴起, 叶天士、吴鞠通等人所创制的治疗温病的方剂, 与伤寒经方分庭抗礼, 才算是时方。清·陈念祖《时方歌括·小引》指出“唐宋以后, 始有通行之时方, 约其法于十剂, 所谓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是也。昔贤加入寒、热, 共成十有二剂”。据此, 陈氏认为, 时方的概念是从唐宋时期开始的。目前大部分医家支持陈氏的观点, 认为时方与经方相对而言, 多指汉代张仲景以后历代医家所创制的方剂, 尤其以唐宋以后所创制并流传于后世的方剂为主。 宋代是时方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官方参与的中医图书整理校对、方剂搜集与整理、纂修方书等, 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该书是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所编写的一种成药处方配本。其中载有许多名方, 如至宝丹、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紫雪丹、四物汤、逍遥散等, 是一部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临床方书。 金元时期, 随着金元四大家的出现, 时方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金元四大家, 代表了四个不同的学派。刘完素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 在治疗上多运用寒凉药物, 因此称之为“寒凉派”。 张从正认为治病应着重祛邪, “邪去而正安”,在治疗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汗、吐、下三法, 世称“攻下派”。 李杲认为“人以胃气为本冶, 在治疗上长于温补脾胃, 因而称之为“补土派”。朱丹溪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擅用“滋阴降火”的治法, 世称“养阴派”。 金元四大家各有著述,学术思想流传甚广, 其所创制的时方也广为流传。明清时期, 随着温病学说的兴起, 时方的发展进入了又一个高峰时期。叶天士著有《温热论》, 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 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薛生白对湿热病有深入的研究, 他认为: “夫热为天之气, 湿为地之气。热得湿而愈炽, 湿得热而愈横。湿热两分, 其病轻而缓;湿热两合, 其病重而速。” 薛氏著有《湿热论》, 系统论述了湿热病的各种证型与临床变化, 对湿热病的病因病机及治疗有独到的认识, 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典范。吴鞠通撰有《温病条辨》, 创造性地提出了温病“三焦辨证学说”, 对于温病学说理论的阐发和留下的诸多方剂, 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代表了温病学的最高成就。 王孟英集众家之长, 以《黄帝内经》和仲景的理论为经, 取叶天士、薛生白等诸家之说为纬, 结合自身实际诊病体会, 著成《温热经纬》。其中明确提出“新感”“伏邪”两大辨证纲领, 重视审同察异, 灵活施治, 充实并发挥了温病的发病机理和辨证施治理论。 后世用以治疗温热病的方剂大多出自叶、薛、吴、王诸家。此外明清时期如张景岳、薛立斋、吴谦等人, 所创之方更是洋洋大观, 至此时方的体系大致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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