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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吹雪 字数：2917字，阅读时间：约7分钟 如果有人要问，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战斗力到底孰强孰弱？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好回答，因为在不同的历史年代，这个问题的答案都不尽相同，有时两者还会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比如说南北朝、宋辽澶渊之盟、明朝和北元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就好比两个车轮，推动着中国历史不断前进，本文就此做个简单的历史梳理。
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先秦时代的农耕外患应该就是戎（狄）族。其族人分布地域很广——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都是他们的居住地。到了西周时候，戎（狄）族的生活区域已经逼近了周都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曾多次袭扰周王朝，对周王朝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周幽王时期，戎（狄）甚至还攻陷了都城，周王室面对其兵锋最终只能无奈的选择迁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秦赵（晋）燕三国也只能修筑长城对戎（狄）采取防守的姿态。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农耕文明才终于实现了对游牧文明的第一次反击——蒙恬北伐。虽然从其结果上来看，农耕文明此次大规模反击，并未伤到游牧文明的“筋骨”，但好歹也不会和先秦时代一样各国都在时刻担心北疆被游牧部落袭扰。
可惜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秦始皇的去世，秦朝国内狼烟四起。司马迁由此记载道：“多个诸侯都背叛了秦，原先守边的将士不得已回国镇压，于是匈奴又回到了边境地区生活。”所以没过多久，重新统一中国的汉高祖刘邦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东灭胡，西逐月氏”而且整合了更多部落也更强大的匈奴。白登山之战以后，汉朝只得采取和亲政策，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开始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第二次反击。当然，这次反击的规模和时间跨度要比秦始皇时代大得多，汉军多次深入漠北，先后设立朔方郡和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在汉军猛烈的攻势下，部分匈奴不得不陆续开始向西迁移。之所以获得如此辉煌的战果，是因为此时的汉朝已经休养生息数十年，汉军已经累积了足够多的农耕产出作为战争的资本。然而，这样的状态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如此大规模的远征使得农耕人口严重不足，这一点汉武帝在自己晚年的“罪己诏”中有所提及。
到了两汉交替时期，战乱四起，内乱无疑使得农耕文明产出明显减少，虽然后来东汉也打出了“燕然勒石”的战绩，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汉朝还是只能靠“和亲”来暂时缓解军事压力，这也说明双方也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从根本上灭掉对方。汉末的曹操北征乌桓之战勉强可称得上的是第三次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反击。这里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此时的曹操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北征乌桓只是其为了保证其后方安全的一次军阀作战，远非秦皇汉武那种倾举国之力的北伐，而乌桓也不是匈奴那种已经对草原完成“统一”的游牧政权。总的来说，从先秦到汉末，中国历史保持着游牧入侵，农耕反击的状态，双方军事实力大致保持着均势。
西晋到隋完成大一统以前，再也没有一个出身于农耕的将领可以深入游牧区进行反击了。因为西晋统一没多久就发生了“八王之乱”，趁虚而入的五胡游牧民族，先后在北方建立起了十多个政权，而从东晋开始直到宋齐梁陈的农耕政权都没有能够有效收复北方故土。即便是猛如刘裕、勇如陈庆之、暴如冉闵，他们的努力最终都化为一场空。在南北朝的大多数时间里，地处北方的耕种区被游牧政权所控制后，游牧文明也终于有机会开始接触并融入到农耕文明。可惜由此想象一下，当游牧文明本身就有强大军事动员机制下前提下，再获得农耕文明的产出，那么南方即使有比北方更多的农耕产出，其实也很难再有机会诞生出比北方更强的军事动员能力，所以在南北朝的绝大多数时候，游牧文明几乎是压着农耕文明在打。
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隋朝的建立才有所改观，隋朝面对的游牧政权主要是突厥人，好在此时突厥人并没有足够多的人口来开发农耕，再加上内讧之后，他们的军事动员能力也有所下降。于是，在隋朝灭掉南陈完成资源整合以后，便立刻击败了突厥。可惜隋朝也是一个“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以至于刚刚建立的大唐王朝不得不面对西北趁着隋末乱世又重新崛起的突厥，而且其西南也有游牧新贵吐蕃（后有吐谷浑）的存在，这些都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突厥甚至一度攻入关中地区，直接威胁到了唐朝的首都长安。
也只能怪突厥时运不好，因为他们碰到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对手——“天可汗”李世民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带着一帮能臣武将稳定了局面，还一举消灭了东突厥。随后，唐朝还把俘虏和投降的突厥人安置在了东起辽东、西至河西的广大区域，使得这一部分的游牧人真正融入到了农耕文明。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执政以后，节度使的制度更加快了游牧文明融入农耕文明的速度，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应该就是沙陀了，所以唐末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等政权都有沙陀人的身影。总的来说，这段时期游牧政权逐步建立起了对农耕的军事优势，但是这样的军事优势是游牧政权获得农耕产出的前提下建立的。
当农耕文明的历史发展到两宋时期，比北宋立国更早的辽国不仅已然是草原上的霸主，而且还统治着以燕云地区为代表的农耕区。面对既有游牧军事体制，又有农耕产出的辽国，北宋初期的军事压力无疑是历代农耕政权里最大的一次，但这并不妨碍宋太祖和宋太宗想要收复失地的决心。尽管后来“澶渊之盟”的结果使得北宋彻底放弃了以武力收复失地的想法，但也使得辽国“断”了继续南下的念头。只不过谁也没有料到，此时的北方又出现了更为强悍的敌人——女真人和蒙古人，两者相继南下，辽国和宋朝双双走向了失败和灭亡。究其原因，那是因为此时的游牧文明不仅仅用先天军事动员能力加上农耕的产出来决定战争的胜负，而在此基础上，农耕政权本身的官僚机构的种种掣肘阻碍了其军事制度乃至作战的能力。相比之下，蒙古人建立的军事制度要比宋朝简单有效得多，所以此时的游牧文明终于迎来了历史的最高峰——元灭南宋，而忽必烈作为第一个建立大一统的游牧皇帝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胜利成果来向世人证明——游牧文明战胜了农耕文明。如果真的只从结果上来对比军事成果，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更具有说服力，那为什么元朝还是被明朝所取代？而明朝又被清朝所灭亡呢？这里就要说下军事制度这个东西，毫无疑问这应该包含在文明基因里面。从文明基因的优劣性来讲，不用靠武力也能自产自足的农耕明显高于游牧，但是文明基因的产生更多的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秦始皇修建的长城基本将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从地理上进行了分割。对比之下，农耕文明的稳定产出是游牧文明所不具备的，所以每当南方的农耕政权衰弱时游牧民族必然会南下，而每次南下都是融入农耕文明的过程，也就是说从先秦直到元朝，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其军事文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融合。所以，当以蒙古人为主导的游牧民族对南方的土地完成了兼并的同时，自己的游牧文明基因却被农耕所同化，但这种同化却又并不彻底，所以元朝被明朝所取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清朝的成功是在于入关之前，他们就主动将自己“改造”成了农耕文明，从康熙时代开始，他们的身份也从农耕文明的破坏者变成了守护者，虽然女真人的文明基因可能更偏向于渔猎，但毫无疑问的是游牧文明也是其基因里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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