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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戏迷母亲 我母亲从小就喜欢唱黄梅戏，是一位超级戏迷。因孩子多，生活贫困，她不能跟其他的戏曲爱好者一起去玩票，但这并不影响她对戏曲的痴迷。 六十年代，人们主要是通过广播来接受外界的消息。我的家乡孔垄镇是黄梅戏的故乡，所以广播一响，除了播放一些重要的新闻和天气预报以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播放黄梅戏。听广播，就是我母亲听戏、学戏最佳途径。 每天清晨，小镇在广播声中醒来，大人们忙着帮小孩梳洗打扮送往学堂，可我的母亲却坐在床上优哉游哉地听起了广播。我们家对面是文化馆，文化馆门前的大喇叭正对着我们家，声音清晰响亮。母亲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记忆力好，只要是她喜欢的曲目，听几遍，就会唱。黄梅戏中的许多经典唱段，她都是从广播中学来的。在我记忆里，母亲几乎没有帮我们梳过头，洗过脸。清晨，我们兄弟姐们几个都是大帮小，梳洗好了自己去上学。有时候，她听戏听入迷了，连早饭都忘了做，我们放学回家，只能忍气吞声地洗米做饭，时间来不及了，也只好饿着肚子又去上学。 母亲特别喜欢唱《过界岭》《对花》《打猪草》《夫妻观灯》等男女对唱的小戏。街道经常组织各居委会群众演出，母亲和邻居春秀姨的黄梅戏对唱就是我们居委会雷打不动的节目。只要她俩一上台，台下的掌声笑声就会连续不断：一是她们的扮相本身就是笑点：两个胖胖的女人一高一矮，高的扮花旦，矮的却要演小生；二是她们都是戏迷，唱得确实不错。 相较于看戏，母亲更喜欢看戏，她经常带着我们走十里、八里地去赶乡戏。我们往往是披着晚霞去，踏着月光归。记得有年夏天，看完戏回家的路上，我背着小妹一不小心滚到路边的水田里。看着两个泥人似的孩子，母亲又好气又好笑。我最怕母亲发脾气，吓得连忙背起小妹就往我家后河里跑，就着河水把我俩洗干净了，才敢回到家里。没想到半夜里，小妹发起了高烧，我还是没有逃过一顿打骂。第二天清晨，闻信赶来的舅娘对着小妹又是叫魂又是赶鬼，叫完了又帮她刮痧按摩，折腾好一会，小妹出了一身汗，烧也退。到了晚上，母亲把我留在家里照顾小妹，她照样带着三妹和小弟去看戏。 这种走村串乡的乡戏，大多是草台班子的演出。他们一般唱是小戏和折子戏，而我母亲更渴望看一场全本的大戏（大戏和小戏，是我们当地人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大戏题材和体裁都很宽泛，必须具备完美的生、旦、净、丑五类角色行当。而小戏大多是反映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情，一般只需要两到三人，就可以唱一台戏。折子戏是全本戏中的一折，或是一出）。我们小镇也时常有正规剧团来演出，他们演出一般都是全本大戏。只要有演出，那做广告的人每天下午就会敲着锣沿街叫喊：“今夜的戏《荞麦记》（《五女拜寿》的别称）……”每当此时，母亲就会唉声叹气，脾气也变得更加急躁。但要花上一两毛钱买张戏票去剧院里看大戏，她也不敢奢望。 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只能四处打临工，以贴补家用。一九六三年的冬天，母亲在区社（孔垄区供销合作社，我们简称为区社）帮厨，一天中午，我送弟弟去吃奶，母亲吩咐我晚上早点吃饭，带弟弟妹妹过来和她一起看戏，因为剧场就在区社隔壁。 晚上，我带着弟妹们来到区社，母亲还在厨房收拾碗筷。等了好一会儿，母亲还没有要走的迹象，直等到一阵锣鼓声传来，她才不紧不慢解下围腰，搬来一个木梯子，让我们爬上厨房上的角楼。爬上角楼一看，好家伙，戏台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过去，我们老家都是平房，树木框架，青砖墙壁，木板门面。但户与户之间的角楼上，一般不砌青砖，用几块木条钉在框架上完事）这是母亲上午上来拿柴火时发现的秘密。母亲抱着小弟，我搂着小妹依靠柴堆而坐，三妹扒着房梁而站，娘儿五个其乐融融地瞪大眼睛看着舞台。虽然看得最清楚的只是演员的头顶，好在声音洪亮清晰。三妹和母亲一样都喜欢唱戏，所以她们听的是戏文，我看的是剧情，小妹什么都不懂，只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她也高兴得手舞足蹈，最小的弟弟躺在母亲怀里吃着奶，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这样的场景虽然过去了将近六十年，但它经常会浮现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戏演完了，劳累一天的母亲虽然很疲劳，但在回家的路上还在细细地品味。 这次县黄梅戏剧团来小镇演了五场戏，我们就在角楼上看了五场大戏。闲暇时，母亲还经常和三妹一起模仿戏剧中的人物一板一眼地在家里开起了演唱会。 后来居委会开了一间茶馆，母亲才有了一个固定的工作。这个茶馆不仅给家庭带来了固定收入，还为母亲看戏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茶馆承包了演员们的茶水，只要有剧团来演戏，母亲就可以借送茶水机会去蹭戏看。自此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带我们去赶乡戏了。 到了七十年代，我们家基本脱贫，母亲再也不用为一两毛钱的戏票犯愁。只要有新剧上演，她会场场必到。京剧样板戏搬上银幕后，她也一场不漏。看得多了，眼界也开阔了，母亲除了迷恋黄梅戏以外，还喜欢上了京剧、汉剧、越剧。记得越剧《红楼梦》刚搬上银幕时，九江开始放映，哥哥就买好了第一场的电影票，接母亲去看。母亲晕车，平时很少出远门，哥嫂几次接她去九江，都被她拒绝了，但为了看《红楼梦》，她顾不了这么多，乘车坐船到九江连看了两场，才依依不舍地回家。后来龙感湖开始放映，她又赶了十几里路，去看了一场。这才心满意足啃啃吧吧地哼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回到家里。 家庭经济条件好了，母亲更加积极地参加街道组织的群众演出。她跟她的老搭档不仅登台唱戏，还时不时登上舞台来一段《兄妹开荒》，或唱一曲《老两口学毛选》。我工作后，母亲已经五十多岁了，还经常登上舞台表演湖北大鼓。七十年代，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家庭妇女还能登台演出，在我们家乡算是稀罕。 到了八十年代，人们都在忙于经济体制改革，群众性的演出活动少了，街上的广播也停了，好在家里先后有了收音机和电视机，母亲又有了获取戏曲知识的途径。特别到了晚年，父亲先她而去，儿女们又为了事业都各奔东西，只有电视里的戏曲陪伴着孤独寂寞的母亲，直到她发病之时，电视里还在播放《曲苑杂坛》。当两个表哥赶来送她去医院，临出门时，母亲还担心电视机烧坏了，嘱咐弟媳关好电视机。可这一次出了家门，母亲再也没有回家了！ 这就是我的戏迷母亲。她一生以戏曲为伴，以唱戏为乐，是戏曲给她的人生带来了莫大的享受和快乐，也是戏曲陪伴她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邢福林，女，湖北黄梅孔垅镇人。毕业于湖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一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中学高级教师。曾被评为黄石市和湖北电网局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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