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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新小是西新安街小学的简称，位于洛阳东车站附近，是我启蒙阶段的母校。 洛阳是中国历史上一座十分重要的城市，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4000年的建城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开始，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十三个王朝在洛阳建都，在长达1500多年的时间里，洛阳都是作为都城存在的，“普天之下无二置，四海之内无并雄”。但到了近代洛阳却衰落了，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时已沦为洛阳县，城区居民仅七万余人，工业薄弱，只有一座500千瓦的发电厂、一个煤矿及一些手工作坊，商业也不景气，居民收入微薄，昔日辉煌已成为遥远的历史。我和我的小学同学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降临人世、来到洛阳的。 那时候虽然经济落后，但毕竟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人们格外珍惜平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怀着对美好明天的向往努力工作，民风敦厚淳朴，社会安定祥和、欣欣向荣。我们住的地方临近火车东站，那时侯东车站是洛阳的主火车站，金谷园火车站是东站下属的小站，乘火车进出洛阳的人差不多都要在东车站上下车，所以我们这一带相对还比较繁华，有时还能在街上看到当时极少的小轿车，我们称为“小卧车”。 五十年代初西式教育在内陆还处在起步阶段，洛阳的学校也很少，东车站虽然比较繁华却也没有正规的西式学校，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在南新安街天主堂对面的一条没有名字的胡同里的几间房子里上课，到了四年级才转到西新安街口的一个大院里上课，这个学校就是西新安街小学，全称比较拗口，我们平时都简称其为“西新小”。学校坐落在西新安街东头的北侧，临街是新建的一排红砖机瓦房，中间是门洞，两边各有两间教室，门洞也就是学校的大门了。校园内都是老房子，总体布局是一大一小两个相连的院子，两个院子的北头相通。东边的院子较大，院子东侧依次是舞台、食堂、教室，东院中部的西侧，有一座两层的青砖小楼，是学校的办公楼，校园中间的空地就是操场了。西院较小，东面、南面是教室，西面就是民宅的后墙了。校园北边是一排小平房，房前的树上吊着一小截钢轨，上下课就以敲钢轨为号，那“当当当”的敲击声伴随着我们成长，在“当当”的“钟声”中我们从儿童成长为少年。 
记得当时的校长是一位名为张校宽的中年人，很严厉。那时的老师应该是大都没有经过正规的师范学院培养，但老师们授课都很认真，要求很严。我印象较深的有几位老师，一位是三年级前教我们的的金老师，年纪较大，黑黑瘦瘦的老太太，焦黄的手指常常夹着一支香烟，几乎没有见过她笑，同学们都有点怕她。另一位是教我们六年级算术的李岳老师。也是黑黑的，稍胖，教课认真、脾气暴躁，生起气来爱动手打人。我们升入六年级的第一堂算术课，他提问上学期学习的内容，一个暑假大家都玩疯了，刚开学还没把心收回来，哪里回答得出，一连叫到讲台上四个同学都没回答上来，李老师大发雷霆，一转身刚好碰到站得离他最近的那位同学，就用手中的书劈头盖脸的打过去，那位同学一个趔趄又赶紧站好，我们人人自危，生怕叫到自己。经此一幕，凡上数学课秩序特别好，数学作业工整清洁，无人敢以身试法。大家对李老师是又恨又怕，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木子丘山”，其实就是把他的名字拆分了一下，听起来象日本人的名字，以解心头之恨。其实，严是爱，恨铁不成钢，只是我们那时不理解。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班主任马学曾，教我们语文。马老师较年轻，个子不高，但也总是一脸严肃，不失师道尊严。他的字写得很好，我喜欢写字也有点受他影响，后来马老师做过瀍河区的区长、市文化局的局长。 西新小虽然不比大城市历史较久的学校正规，但也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除了文化课外，音乐、美术也都比较重视，记得我的一幅铅笔画《张高谦》曾被选中参加了瀍河区的画展，我所在的合唱队也曾参加瀍河区的文艺汇演（现在还记得演出曲目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少年时的音乐、美术启蒙对我们以后的音乐素养的积累、美术欣赏水平的提升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须知当时有不少郊县的学校因师资缺乏没有开音乐、体育、美术课。 可惜的是在洛阳市对东站地区进行提升城市品位改造时把西新小整体拆除了，我有一次回洛时蓦然发现曾经承载着我少年记忆的学校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原址上矗立着一座加油站。学校存在时并没有想到要回去看看，因为从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消失，等到它真的消失了，才感到我其实对它是有感情的，有点不舍，有点怀念，直到现在，我经过东站时看到学校原址上的加油站还是有点怅然若失，甚至有点伤感 — 世间再无西新小，它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了。  西新安街小学原址 现成为道路和加油站 从西新小毕业后，我和大多数同学考入了洛阳市第十一中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与西新小相比学校离家远了，走路大约需要20分钟。 与西新小的默默无闻不同，十一中所在地“三井洞”却是声名显赫。“三井洞”的得名源于全真道“随山派”祖师刘处玄的一次灵异事件，据《续编·长生传》载，金大定十八年（1178）秋，刘处玄迁居到洛阳城东北的云溪观修炼，门人为其修建窑洞时，在洞中发现古井一眼，井中“寒泉冷冷”，门人们都非常惊奇，刘处玄看了看说：“不远数步，更有二井，乃我宿生修炼之所经营也。”听了处玄的话，众门人继续向前挖，果然又发现两眼古井。人们于是把该洞称为“三井洞”。据《像传·长生传》载，元代三井洞极为神圣，被人们修建成为处玄真人的万寿宫。因其景色秀丽，曾被列入为洛阳八小景之一，北宋理学家邵雍曾在此清修，清代《河南通志》记载：“云溪观在府城东北，即今三井洞。宋邵康节赏夏处云溪观即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此处出土两通清代石碑，分别为乾隆年间的《邵康节读书处碑》和嘉庆年间的《邵夫子神主记碑》。就是说，住在安乐窝的邵雍曾在这里读书、避暑。邵雍是宋代大学问家，在他读书的地方上学说起来也算是佳话。 十一中也是坐北朝南，学校东围墙外就是瀍河，校园西高东低，分界明显，两条斜度约60度、高约6、7米的阶梯连接东、西校园 ，一二年级、教导处、食堂、宿舍、厕所等在校园东半部，三年级和操场、校长办公室在西半部，一、二年级学生上体育课要上数十级台阶到学校西北角的操场，三年级学生内急要下数十级台阶如厕，刚入校觉得不太方便，不过时间长了习惯成自然，也就没有感觉了。 初中的学制是3年，我们却在这里呆了四年半，其中学习的时间不足两年，其余的时间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所以，对于十一中的记忆“文革”占的分量更重 。 1964年9月1日开学，我和同学们到了十一中，正式成为了中学生。印象较深的一件事也是发生在第一次数学课上，教我们数学的锁志超老师在讲课之前先讲了中学学习的重要性，并且用朗诵古诗的腔调引用古人的名句：“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这是当时老师家长常挂在嘴边的训导之语，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觉得已是老生常谈，锁老师还拿来教训我们，加之他戴着高度数近视眼镜的夫子形象、抑扬顿挫的朗诵腔调，引起了大家哄堂大笑，锁老师也不无尴尬。现在想来，锁老师当时真的是语重心长，期望我们能认真的完成初中的学业，奠定良好地文化基础，从而有更好的前景，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那时的我们年少轻狂，理解不了老师的深意，多年后想起来仍觉愧对锁老师的良苦用心。 印象较深的还有几位老师。一位是语文老师马秉钧，马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和我们接触的较多，他比较深沉，话不多，较严厉，讲课认真，要求严格，我们对他都有几分敬畏。但在文革中不知何故遭到冲击，我曾目睹马老师遭批斗时被剃了阴阳头，师道尊严荡然无存 ，但马老师很镇定，没有丝毫慌乱，平静地目视前方，就像电影里革命志士的形象。从那以后直到毕业离校再也没有见到马老师。 还有一位是教我们俄语的王德仁老师。第一堂俄语课王老师就把我们给镇住了，他讲了外语的重要性，接着举例，我们汉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俄语是 oдин、два 、три、четыре、пять、шесть 、семь、восемь、девять、десять ；英语是：one 、two、three、four、five、six、seven、eight、nine、ten，德语是……，日语是……，一口气讲了五种语言，我们大为震惊，会一门外语就很了不起了，懂这么多外语真不得了，简直惊为天人。后来听说王老师原在北京某部委作俄语翻译，因中苏关系恶化、业务量锐减和他的妻子一起被下放到洛阳教书，他的妻子刘茹英老师也在我们学校教俄语，听其他班的同学讲，刘老师一登台也是惊艳四座，她身穿只有在电影里看到过的布拉吉，标准的普通话、纯正的俄语一下子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连平时调皮的同学也认真听讲了。王老师家的物品也让同学们大开眼界，他家的自行车是外国的，不但样子精巧，连车锁也和我们常见的不一样，不是环形的，只是一根扁形的不锈钢条插到后轮辐条之间，使后轮不能转动；他家还有一台手摇电影放映机，我们在课外物理小组活动时，王老师作为辅导员从家里搬来手摇电影放映机给我们放映有关的影片，见识浅薄的我们简直要惊掉下巴。王老师的外语教学不局限于课堂上，还常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灵活运用，有一次在学校劳动搬砖时我和同学较劲多放了两块，王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Хороший парень”，然后自我翻译：“好小伙子”，这句俄语我一直记到现在。王老师的教学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学习兴趣，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背诵那时课本上的俄语短文，而后来学的英语倒不甚了了。王老师的体育也很好，会做一些单双杠动作，我对体育的喜爱也是受了他的影响。文革中王老师夫妇也受了冲击，从他家中搜出王老师和苏联人的合影照片被贴到批判栏里，刘茹英老师还被正式逮捕关入监狱，据说是在上大学时集体加入过三青团，虽然后来被释放仍作老师，但这些经历肯定会对两位老师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也可能是王老师早逝的原因。 那些年政治运动较多，我们进入十一中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开展多时了，虽然学校不在农村，学生也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但运动对学校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譬如，组织学生参观巩县康百万地主庄园，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下乡割麦、摘棉花、帮助生产队秋收等。1966年5月，我们二年级下半学期的课还没有讲完，文革开始了。刚开始时说是停课一周搞运动，结果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正式上过课。经历过大串联、文攻武卫，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到1968年10月开始了上山下乡活动，大部分同学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少量同学进入工厂作工人，至此，我们的学生生活结束，走上了社会，开始了不同的人生。 
从1958年进入小学到1968年离开十一中，十年中我们接受了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存在决定意识，可以说洛阳市西新安街小学和洛阳市第十一中学的学习经历，对我们的思想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感谢西新小，感谢十一中，感谢那些教过我们和没有教过我们的老师、校工。
现在的十一中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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