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说 | 文史 | 艺术 | 诗词 | 文苑 | 经典 | 诗经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读完本文令我唏嘘不已，继而潸然泪下，在八十多年前那个山河破碎的岁月里，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也诞生了许多名垂青史之人，但是更多的，就是本文记述的这个陕西乡党，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抗，作为县级文官，第一个在国难当头时节慷慨对日宣战的西北老汉仵墉...... 当我编辑本文时，想在网上搜索几张仵墉的图片，仅仅只有四副模糊不清的书法，搜索网页，也仅仅找到约367条相关结果...... 看新闻不由气愤：中国外交部发出“中国拟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消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若属实，日本政府将进行抗议。 能够恬着脸说这话，套用俗语“大胆不知羞”真不足以形容——明代有秦姓举人参拜杭州岳王庙尚且知道“人自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小鬼子咋不知道羞呢？ 也可能中华民族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哲学影响太大？让我们学会了羞耻。 而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些珍贵历史档案进行申报，目的是牢记历史、珍惜和平，捍卫人类尊严，以防止此类违人道、侵人权、反人类的行为在今后重演。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雕塑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已经88年了，时光渺远，以至于我们都无法再有气力去探寻那并不遥远的往事。好在通过这些年的翻检闲书、结合网络刊布内容，挖掘了许多还不为人知、甚至已经即将被忘却的血泪，写出来共享之余一同纪念吧！ 陕西作为国土最为完整、没有沦陷的省份之一，秦人陕军历经了和沦陷区民众一样的痛苦和牺牲，抗战时的陕西既是抗战的大后方、更是抗战的最前方——所以说抗战时的秦人陕军浴血牺牲、可歌可泣。 让我们告别政治历史观，不再以意识形态、路线斗争，来看中华民族共同演义的抗战史、走进陕西祖辈们曾经浴血的那个时代；而不要让我们的子孙去新加坡的史馆寻觅自己的抗战国史、更甚至是在小日本鬼子自己记录的作战史中寻找自己英烈的英名…… “县长有守土卫民之责，不能只顾个人安危，不管全城百姓生死”。这是1932年的河北省临榆县（今秦皇岛市）县长、62岁高龄仵墉在日寇兵临城下、中国地方守军不战而逃时发出的怒吼。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雕塑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当地守军的司令长官在已经接到中央政府相机处理事变的命令后，竟然命令二十万官兵放弃抵抗，开启世界战史上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战例。日寇在仅死亡两人的代价之下，占领了东北重镇沈阳。随后，就在中央政府死令坚守锦州，最后是近乎哀求地方部队坚守锦州的情况下，这支在军阀混战中既得利益获得最位丰厚的部队，在其长官的指挥下弃守锦州。日寇在自己都难以置信的胜利之后，数百人来到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一旅数千守军在一位少将的指挥下，仓促应战。半天时间，山海关沦陷。 日本铁蹄已达察冀，临榆县城岌岌可危，时局异常紧张。当时62岁的陕西蒲城人仵墉任临榆县长，警报传来，驻军及全县官绅士民逃匿一空，他却坚守危城不走，日寇的飞机开始轰炸县城，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他一人端坐大堂演出了中华历史上一出真正的“空城计”…… 当时中国北方恐日如虎，中央南京政府闻知极为感动和震撼，张学良问他为什么?他铿锵有力答道：“县长有守土卫民之责，不能只顾个人安危而置全城百姓死活于不顾。” 张学良深受感动，推荐他担任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 沈阳“九一八”纪念馆 时年62岁的仵墉被擢升察哈尔省就任民政厅长。不久时局更为紧张，邻省热河十三天丢失，察哈尔危在旦夕。中央军无力布防，各种投机势力接踵而至。察哈尔省府主席刘翼飞胆怯离任，新调主席又担忧西北军老长官的干扰，借故备战长城，推违不肯到张家口就任。 1932年4月18日，仵墉临危接受中央任命，代理察哈尔省主席。这一时期仵墉与真正的抗战力量紧密配合，为部队筹集粮草，坚决抗击日寇。他写信给家里表示自已要效法先人“马革裹尸”、为国捐躯。 1937年察哈尔、北平相继沦陷，67岁高龄的仵墉先生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回归故里，像其他抗战志士一样在大后方振臂高呼口号，继续抗战。但仵墉痛念自己三十多年来曾任职的十三县特别是察哈尔全省相继沦陷，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百姓处于日寇铁蹄之下，水深火热，仵墉毅然决定隐迹北平，与沦陷区的百姓同仆国难。他闭门家中，立志以身殉国，发毒誓绝不作汉奸败类…… 北平日伪当局认为仵墉德高才大，又在大清民国没有高就，留下来肯定有所企图。日伪一厢情愿，便以高薪大位收买仵墉先生就任伪职，有人多次登门请他到伪满为华北等政府做官，他不为富贵所诱，不为威武所屈，严词拒绝，后来称病住进医院，避免汉奸的骚扰。 长城抗战 日寇为了报复不肯屈服的仵墉，强占没收了他在北京钱粮胡同的住宅，他就举家搬入西城陋巷僻静处租房居住——他不但誓死不从伪职，还以自己独有的特殊的方式积极抗战，和友人尚节之、贾佩卿、陈紫伦等结社，组成龙亭会，每逢周六到北海龙亭聚会，吟诗填词，抒发沦亡之恨和爱国之情。后聚会地点为汉奸察觉，又移到他自己的家里——抗战八年，他不仅自己恪守民族气节，还教育子孙坚决不给日本人做事，坚决不入日本人办的学校读书。 1945年，他已将全家值钱的家当典卖一空，生活困难到每天只能喝两顿玉米粥糊口的地步。他的儿子因此忧患成疾，49岁贫困病死。他悲痛已极，但仍老泪纵横告诫家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可全家饿死，决不受日伪一粟一缕!” 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很多大后方的所谓仁人志士五子登科，对沦陷区的敌伪人员的财产肆意没收，更甚至剥夺包括普通百姓的合法产业。国民政府对仵墉先生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事迹予以嘉奖，但他全家却因为不属北平籍贯而得不到救济，生活贫困交加，更加上老年丧子以至悲痛失明。其胞弟闻讯，寄去路费劝他回乡。其弟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几亩薄地养活一家人的贫苦农民，寄去的钱币不足全家回陕的路费，仵墉只好又将自己的棺材卖掉，才勉强凑够买三张火车票的钱，由女儿仵道洁、孙子仵祖炎护送，于1946年冬在渭南火车站下车，坐着马车回到故乡蒲城。 ——原察哈尔省抗战代理省主席回家的行囊，竞不如家乡在外的乞者……归来的仵墉先生两袖清风，仅有“万民衣”、“万民伞”各一件。 仵墉有诗述怀： “万里荆棘险，三冬冰雪寒。 七十八岁叟，居然得生还。 弟侄初相见，喜笑杂悲欢。 抆泪相问讯，一路尚平安。 此喜胜登科，此乐胜迁官。 此身得死所，此心得大宽。” 然而，原本以为可以回归故里、聚家团圆的仵墉不料胞弟于次年年春病逝，加之抗战之后国家又再次遭遇新的灾难，仵墉悲愤成疾，不久便告别人世，被悄无声息地埋入生他养他的故土，从此便无人提及，更少有人知他的传奇故事了———作为县级文官，仵墉第一个在国难当头时节慷慨对日宣战！ 这是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抗的西北老汉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凛然作为！！！ 可惜，我们健忘了这位老者、这位抗战志士。 此刻，模糊泪眼中，允许我向这位故乡的先贤致以崇高的敬意！ 让我们重温《蒲城县志》中对仵墉的记载： 仵墉字崇如，1870年生于陕西省蒲城县贾曲乡贤坡村。他不但是抗战志士，也是清未民初第一廉吏。仵墉少年家贫，十三岁才入学读书。他珍惜机会发奋学习，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时他24岁，清光绪二十九年中进士。 清末及民国年间，仵墉先生历任直隶(今河北) 省乐亭、祁州(今安国)、安州(今安新)、沧州(今沧县)、滦州(今滦县)、临榆(今属秦皇岛市)、长垣(今属河南省)、昌黎、饶阳、赵县、霸县等县知县(知州)、知事、县长达28年之久。他经常只身着布衣下乡，私访调查，审清了许多案件，平反了不少冤狱，很受当地民众拥戴。一次，他又只身下乡私访。天黑后，发现有人紧紧跟踪，便停步询问。跟踪者是当地的一位农民，回答说：“我认识知县大人。知县大人为我们百姓办事，黑夜单身下乡，怕不安全，我特来保护你老人家。” 仵墉从清末到抗战前，近二十八年长期身居县官，始终以清廉著称。这一时期，整个中国军阀混战连年不息，水旱灾荒接连不断，黎民百姓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仵墉先生在沧州任知州时，遇到大水灾，田禾被淹没，农民无力缴纳田赋。而秋后上司催索，急如星火。他卖掉自己的房产，给百姓垫出田赋。 仵墉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农本思想出发，关心民间疾苦，表现出崇高的人道精神。他在栾州时，有一年，部分农民交不起田赋。面对上级催逼，百姓流离失所，思绪万千。为了向上级交差，他只好到富户家借贷给百姓垫赋。 惨绝人寰的民国十八年年馑 民国十八年（1929年），陕西遭受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人祸天灾，在外的仵墉闻知后，拿出一年薪俸500元兑回，赈济故乡饥民——为表达感激之情，蒲城乡党在他的家乡贤坡村立有“德行碑”一通——时代不远，但这石碑已经在时代的大潮流下泯灭、“文革”中以“四旧”的名义被砸碎了…… ——或许时间会磨灭了一切，唯独人们心中的还残存着一份记忆——这记忆温暖着当时、惊醒着时下、砥砺着后世…… 附：网上搜到的仅仅是仵墉的几幅书法作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