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1949年的5月对他来说，可谓运交华盖、倒霉透顶：起义未成而沦为俘虏，还被部下稀里糊涂打了一枪，腿部负了重伤，很长时间走路一瘸一拐。 王秉钺是东北军出身，1905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大辛屯，家庭是地主成份。他于1921年从戎，曾受训于东北讲武堂四期和东北战车训练班，还上过陆军大学第八期，是张学良的爱将。 第五十一军曾于1947年初的鲁南战役中被歼，后来该军重新组建，王秉钺于1949年接过了这个烂摊子，出任军长。这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我军随时准备进军江南。王秉钺的五十一军奉命防守扬中一带，作为江防重点江阴要塞的侧翼。 1949年4月21日晚，第三野战军东集团30多万精锐之师举突破了长江天险。五十一军被歼3个多团，只剩下6000多人，沿京杭国道溃逃到了上海。 五十一军军部驻于交通大学。一天，军部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位是王秉钺的故交张权中将，一位是上海地下党策反工作组组长王亚文。 当时，王亚文成功地策动张权，准备在市区举行武装起义，王秉钺因为和张权私交甚笃，也成了争取的对象。据王亚文1984年9月撰文回忆：“新近来沪驻扎在交通大学的五十一军王秉钺军长，系东北军旧部，与张权私交甚厚，我化名张华忠与其洽谈数次，允予响应起义。” 可是出乎王秉钺的意料，他的部队奉令于5月14日十万火急地赶到上海郊区的川沙、白龙港一带，以阻止解放军的进攻，起义遂成了泡影。15日下午，张权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酝酿多日的起义毁于一旦。 川沙、白龙港地区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河川纵横，东面临海，河水受海潮影响，时涨时落，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这里又是国民党军失利后从海上逃跑的重要港口。因此，第三野战军首长指示，必须于5月16日攻占川沙、白龙港一带。 王秉率五十一军开抵川沙、白龙港一带，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即遭到我军突击部队的猛攻。这支突击部队是三野九兵团第三十军，其前身是华野第十二纵队，苏北子弟兵，能征惯战。 形势危殆，王秉钺立即召集四十一师师长邹煜南和一一三师师长丁作彬到军部开会，紧急协商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王秉钺提出:“照目前态势，五十一军势必在上海市区的战斗打响前，就陷于全部歼灭之命运，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现在我们弹药已不多，粮食只能吃两天，后方补给线已断，就是战斗也难持久，不如保存点实力，暂时躲一躲吧。” 邹、丁两师长均同意王的意见，于是王下令于16日薄暮时分，利用夜暗向高桥镇撤退，尽量向市区靠近，以摆脱当前困境。 老天爷似乎不帮王秉钺的忙，傍晚7时许忽然下起了大雨，各部队的行动受到了影响。更使王秉钺意想不到的是，四十一师师长邹煜南回师部后，未对全师的撤退作具体部署，他连晚饭都没有吃，就换上便衣逃往上海市区。部队顿时陷于极端混乱的状态，官兵们都争先恐后纷纷逃命。半夜1时左右，该师散兵溃窜途中即为我军全部歼灭。 一一三师和五十一军的直属部队，冒着滂沱大雨，勉强撤逃到白龙港以北十五六里的地方。混乱之中，又遭到我军的迎头堵击。战至17日晨，该军军部和一一三师被我军全歼，只有师长丁作彬乘夜色和混乱逃出了包围圈。 王秉钺本来也想乘混乱之际逃命。他换上了早就准备好的便衣，乘着天黑，向上海市区艰难而行。可是混乱之中，王秉钺的腿部被溃兵打了一枪，伤势很重，血流如注，他一下子倒在地上，就这样成了俘虏。 翌日，在部下的指认下，王秉钺的中将师长身份再也掩饰不住，三野九兵团第三十军军长谢振华接见了他。谢振华这一年还不到32岁，而王秉钺时年44岁，比谢大12岁。 王秉钺不住地叹气，说:“唉!我们真是输得一败涂地。我们的部署还没有调整好，你们就扑上来了。二三百里路，又是雨天，我以为你们至少还要二三天才能来到。哪里想得到你们来得这样快，而且当天夜里就打起来了……” 王秉虽向上海地下党的代表表示愿意起义，可是却因部队调出市区而与地下党失去了联系。他对此深以为憾，认为是“天不助我也”。 不久后，王秉钺被送到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他在军官团中的表现是比较好的，读书多而广，肯钻研，发言很积极。他还有个外号叫“马列主义的驴”，这是其他俘虏将军们送给他的。 解放军官们在一起时常常开开玩笑，说说笑话。其他解放军官以送外号为名，指出了王秉钺死啃书本、不联系实际、盲目自满的毛病，王开始时不以为然，后来心中默认，行动上也不断有所改进。 王秉钺于1975年3月19日获特赦，这一年他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了。他的妻子李志衡是国民党政界的一位活跃分子，曾任“国大代表”，还是宋美龄的干女儿，1949年携子女3人去了台湾。 王对妻子儿女一往情深，思念殷切，几乎每天都盼望着能与妻子儿女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他被特赦后，提出了去海外与亲属团聚的要求。经政府批准，王秉钺于1975年4月14日到香港，9月26日去了美国，和家人团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