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辉）夏王朝的地望、夏朝的历史、华夏文化的发源地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与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明确记载于中国的文献典籍中，但近代兴起的西方考古学却无法证明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的存在。之所以产生如此状况，是因为从中国考古学诞生起，夏王朝的地望就被人为地定在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以至于在二里头遗址寻找的最多3700年历史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因进入文献典籍记载中的夏王朝时期，而被作为夏王朝国都的重点研究对象，从而屏蔽了在其他地区对夏文化的研究。  如果我们对历史典籍中记载的“夏”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基本可以排除黄河流域河洛地区夏王朝存在的可能，夏王朝、华夏文明存在于淮河流域涂山地区更具现实性、真实性。 对二里头遗址的夏文化研究，主要依据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一句话“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虽然是《史记》中的原文，但却是违背司马迁作为一个严谨史学家的写作笔法，最大可能是被后世添加或篡改的语句。《史记》是在司马迁去世十多年后才被公开出版，存在被修改篡改的可能性。司马迁是被汉武帝严重迫害的史学家，说明司马迁创作《史记》与汉王朝当权者的意识有严重冲突的地方，后人在出版《史记》时改动或添加个别语句是完全可能的。  夏商周三朝，至今仍是我们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的未解之谜，司马迁也无明确具体详细的认识，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这句陈述，夏商周三朝皆在“河洛之间”建都，严重违背司马迁的写作风格。事实证明，西周在丰镐建都，不在河洛之间；殷商在安阳殷墟建都二百多年，不在河洛之间；夏王朝在哪建都，至今是个谜，司马迁如何会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中国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又是如何认定司马迁这句话的真实性并得出夏王朝是在河洛之间建都？因此，把河洛之间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定位夏文化的重点研究对象是彻头彻尾的错误；附会为后羿代夏或夏桀的都城，更是无根无据，让人不可思议。 《左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其中隐含有许多对夏王朝地望的记载：“夏之兴也以涂山”“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楚失华夏”“徐夏故也”。这些记载，无不将大禹奠定建立的夏朝，指向淮河之滨的涂山地区。淮河涂山地区正是古代徐国的地域，是徐国的传统控制地区；徐国的建立直接来源于淮河涂山。 徐国国君徐偃王是徐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倡导“仁义”而著名，是儒家仁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徐偃王志》记载，在西周周穆王时期，“徐处汉东，地方五百里。既受命天子，乃弛戈甲之备，坠城池之险，修行仁义。被服慈惠，视物如伤，以怀诸侯。诸侯贽玉帛死生之物于我者，三十有六国。是共戴君为王。”，成为东夷地区、淮夷地区诸侯的共主。 “穆王六年春，君朝于京师。是时徐戎方偪，天子分东方诸侯，使君主之，是始锡命为伯。君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朱矢。”徐偃王受周穆王的册封，成为东方诸侯的首领，管理西周东部地区，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历史史实：徐偃王的徐国国都是在陈国、蔡国接壤地区，靠近陈国、蔡国的地区。这一地区正是笔者前期研究成果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其距离淮河涂山北一十五公里处。 徐偃王“为政而行仁义”统领着东方诸侯，引起了南方楚国的嫉妒与算计，受到楚国的武力侵犯，“穆王三十五年，楚人伐我。君曰：“吾闻之也，君子不处危邦，贤者不顾荣禄。吾其去之。”去之彭城，民从之者数万人，居之，是为徐山。”徐偃王宁愿失去徐国土地，也不愿意徐国百姓、楚国百姓、周天子百姓生灵涂炭，以百姓的生命来换取徐国领土的完整、成就个人的名誉。 徐偃王以土地换取百姓生命安全的历史事件，不仅记载于《徐偃王志》，也广为流传于北淝河四方湖古城当地百姓的民间传说中，是四方湖古城历史流传下来仅有的民间历史传说。虽然四方湖古城百姓代代相传留下了这个历史传说，但对传说背后的历史记忆已一无所知，这也是笔者确定四方湖古城遗址为徐偃王徐国国都的唯一确定的可信可靠线索与证据，是史料记载与民间传说完美的印证，是中华民间传说反映华夏历史的真实案例，值得中国历史学家与中国考古学家深入细致地研究。 四方湖古城的地理位置紧邻陈国蔡国，才是徐偃王“君通沟陈、蔡之间”成为可能，具有现实性，这是四方湖古城为徐偃王徐国国都的又一证明。而历史研究中把娄林定为徐偃王国都的结论，就显得不现实与不合理，其距离陈国蔡国遥远。 徐偃王在楚国的武力进攻下，失去了对涂山地区的控制，却为周穆王的军事与政治进驻淮河流域涂山地区，提供了合理合法的理由，成就了周穆王的“涂山之会”，促进了淮河涂山文化华夏文化进入西周统治阶层，为华夏文明走向中华大地提供了契机。 楚国对徐国涂山地区的窥视与垂涎，使得徐国与楚国之间为争夺淮河涂山地区，发生了多次领土战争。之所以楚国不惜一切手段夺取徐国统治下的淮河涂山地区，是因为“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寻师于我”。《徐偃王志》记载：“惠之九年，我有诸侯之师。即成，以女妻齐桓公。及桓公将观兵召陵，使我取舒以通道于楚。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寻师于我。桓公既为牡丘之盟，使大夫援之。师退而楚师至，是以有娄林之败。” 《左传》中记载的“徐夏故也”，如果还让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那么《徐偃王志》记载的“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简明扼要地重申了徐国既是“诸夏”、徐国的地域既是夏王朝地域、夏王朝的地理位置就在徐国境内、徐国的人文才是夏王朝的人文，徐偃王的仁义思想直接继承于夏王朝的夏文化。 徐国的“我之即诸夏也”是中国文献典籍中绝无仅有的明确陈述夏王朝地望的记载，只有徐国境内的、与夏时期相当的考古遗址才有可能是夏朝国都。淮河涂山地区、徐国国都、夏王朝国都三者的地理重合点，正是夏水北淝河的四方湖古城。 “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寻师于我”，楚国强占了徐国的淮河涂山地区，得到了华夏土地，拥有了“华夏”。当楚国与陈国蔡国发生战争，陈国蔡国在诸侯的帮助下击败了楚国。楚国偷鸡不成蚀把米，楚国也失去了淮河涂山地区，失去陈国蔡国相邻的四方湖古城地区。因此，《左传》记载的“楚失华夏”，就是对这段历史的真实陈述；“楚失华夏”通过另一段史实，证明了华夏之地位于楚国得到的徐国土地，也就是淮河涂山地区，曾经的徐国国都四方湖古城地区。 光辉万丈的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基石。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历史，之所以成为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之谜，“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寻师于我”不仅陈述了一段历史事件，而且也是华夏历史文化至今没能破解的根本原因。在黄河文明与淮河文明谁是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起源地的历史对决中，“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不仅揭示了历史渊源，也具有现实意义，“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作者：赵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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