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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亲 胡凤林 我家住在兖州城内西北隅乔家街，在街路西的最南端第一户，门牌14号，(现已拆迁，搬到了街路东的楼房）在短短160米左右的乔家街上住着14户人家，有段、谢、陈、张、乔、胡、范七个姓氏，乔家是大户。一九五八年之后乔家街和狄家街划为长安大队第十一生产小队。母亲徐洪兰是1951年上半年从兖州城北大安二郎庙宫村嫁到我家的。当时刚解放，全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招工。我大爷已招工出去上班了，几个月不回家一次，就是回来了住不了一天又走了。后来去了枣庄工作成为了离休干部。我父亲看到和他同龄的青年人都出去上班了，他也想出去。就跟我奶奶说了。奶奶一看我大爷出去工作不能回来，不能照顾家。如果我父亲再出去工作，家里就只有我爷爷一个男劳力下地干活了，地里的农活又多又累一个人干不过来。奶奶死活不同意我父亲出去工作，并说:“你想要出去工作，就先抬口棺材放在堂屋当门里”。以死相威胁。使父亲没能出去工作，在家跟着我爷爷下地干活。父亲当时也是一名进步青年。1949年解放后，他是白衣堂小学少先队大队长。当年做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滋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做为进步青年的我父亲，不甘心待在家里，时刻想着出去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1951年的下半年再次向我奶奶提出出去工作。但我奶奶依然不同意，让父亲继续在家种地。母亲为了让父亲能实现出去工作的愿望。就给我奶奶说:“让他去吧，家里种地的农活和家务活我都来干”。就这样奶奶再没好阻拦。父亲从此走上了工作岗位，后来在母亲的支持下，父亲工作积极、表现优秀，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从此母亲扛起了家里、地里所有家务、农活的重担。母亲身高只有一米五多，又矮小又瘦弱，可是干得是和男劳力一样的活。象打柯篓浇地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两个男劳力轮流干都得很吃力。母亲却硬是挺起腰板，拼上全力跟着我爷爷打柯篓浇地。打柯篓是兖州当地方言，通俗叫摇辘轳，是古代农民利用轮轴原理制作的从水井里提水的一种木制劳动工具。现在的人们只能在民俗馆里看到部分构件，想看到全套的打柯篓用具已很难了。在小农经济时代，农民们的小农意识和劳动方式都非常狭隘。几家或十几家的田地里，共用一眼水井浇地。各家有各家全套的打柯篓用具，所共用的只有一个立在井旁的石井桩。有时，由于天旱井少，各家还要事先约定好，那家在那一天才能轮到自己打柯篓浇地。打柯篓这天，一大早人们扛着打柯篓的用具来到井旁，支起交叉型的木柯篓架，把辘轳桶子套住柯篓杆一头，放在木架上。另一头放进井桩上方的石眼中，再用柯篓楔固定好，放下缠在柯篓头上的牛皮绳用铁钩子挂住柯篓头，放到井下开始摆动柯篓头打水。这整个过程叫打柯篓。有的井口宽大，能同时支上两架柯篓打柯篓浇地，这样的井被称为双柯篓井，在这样宽大的井口打柯篓时，井沿上要搭块厚木板，避免人掉到井里。打柯篓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强壮耐久的体力，同时还要掌握打柯篓的技巧，否则柯篓头里灌不满水，会影响浇地的进度。只要打起柯篓来，就要不停歇地一个劲地干，否则流到地里的水就耗干了，一沟地很长时间也浇不完。打柯篓也是一项很危险的活，每打上一柯篓水倒进石井槽里之后，就要双手卡住辘轳筒子，让柯篓头快速带着哗哗响的风声下到井底。打柯篓时都穿着单衣，稍不注意，飞转起来的铁柯篓把就会打伤甚至打断人的肋骨和胳膊。当年，爷爷教会了母亲打柯篓，一开始他们轮流着打柯篓，后来母亲为了照顾年迈的爷爷，担当起了打柯篓的重任，让爷爷干看水垄沟的轻省活。想想在那烈日炎炎的夏天，瘦弱的母亲头戴席筴子，一刻不停地摇着柯篓，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她顾不上擦汗，只想着快浇地、浇好地，多打些粮食，交完租子后能多剩点粮食，家里人好能吃顿饱饭。每打柯篓浇完地，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帮爷爷把打柯篓的工具扛回家。走到家里累得身体好像散了架的母亲，总想在床上多躺上一会，可是每次都只能稍歇一会，母亲就又要从床上爬起来，为我们一家人做饭、干家务。每一次打柯篓浇地，对母亲来说都是对她体力的一次挑战，母亲一直坚持着。直到生产队里换上了一人手摇(单人拧、二人拧)和多人推的解放牌水车浇地。打柯篓这个原始的劳动工具才退出历史舞台。母亲在生产队里打柯篓、摇水车、推水车、深翻地、收庄稼、耕耙耩扬的农活样样干起来都不比男劳力差。上面说到交租子，当时因为地是乔家的，我家是给乔家种地的。有一年，乔家这户人家搬到城南门里居住了(现在的莲花小区一带)。那是在麦收后的阴历六月，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要把收得最饱满、最好的小麦送到地主乔家。母亲跟着爷爷每人扛着一大布口袋重80斤新打的粮食，徒步走4、5里路送到他家。一路上不能放下来休息，因为放下口袋后，一个人很难再扛起来。想想这是多么的艰辛，这对于母亲来说更是无比艰辛。母亲虽然没有文化，家庭的生活压力也很大，但是，当时她是一位思想进步，开明的社会女青年，象参加互助组、积极入社等，并当过生产队妇女队长、民兵连副连长。后来，因为奶奶有病，不久就病逝了。家庭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老母亲肩上，特别还要手把手的照顾双目失明的老姥姥(我奶奶的母亲)和有大脑炎后遗症的姑姑。无奈，就辞去了“妇女队长”和“民兵连副连长”的工作。当时工作组领导刘敏同志并不同意。是在母亲的一再要求下，才勉强同意，并要求她推荐接替她工作的人，老母亲就把“妇女队长”和“民兵连副连长”交给了两位年轻的妇女社员。1961年，由于母亲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表现优秀，被选为县人大代表(九、十、十一，三个生产队才选一名代表)。光荣出席了滋阳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小组为七人一组。)人大代表佩戴大红色布条，列席代表佩戴粉红色布条。这是母亲一生中的一个闪光点。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我家人口多，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挣的工分不够分配口粮的指标，要从父亲不多的工资里拿出钱来买工分才能分到全家应分配的口粮。当年，长安大队流行一句顺口溜:要想发家，一装一拉。说的是要想多挣工分，家里就得有在铁路干装卸的或有在运输队拉地排车的。为了改变家庭困难的现状，母亲决定参加长安大队妇女运输队拉地排车。当年城关镇在西北城墙内建了一个砖窑场，长安妇女运输队就往县内外或济宁市区拉红砖挣钱买工分。一个妇女一车要拉350块左右的红砖，每块砖重5斤，一天要拉2、3趟。夏天天气炎热，母亲就半夜起来往济宁送砖，天也亮了她们也到了送砖的工厂工地。那时我们国家还比较落后，机械运输工具很少，大多基础建设用的物质都需要人力搬运。为支持社会主义基础设施建设，长安妇女地排车运输队参加了运输物质的任务。如：为兴修水利，灌溉农田。从兖州火车站老货场（今兖州火车站客站东临）装运大石头（块）到杨家河（高吴桥东）砌河道岸堤。每块大石头重200斤左右，都是母亲她们自己装卸。手磨破皮、砸伤、挤伤是常事。一地排车拉一吨左右，每车都要过地磅，按吨记工分。拉圆木，从兖州火车站老货场装车，每根5米左右长，送往济宁制药厂，按方记工分。还有拉钢筋盘圆，也是从兖州火车站老货场装车送往邹城钢山。因为道路地势邹城比兖州高，钢山地势更高。她们弯着腰拉着一吨多重的钢筋盘圆就像爬着一步一高的向前走。身上的衣服找不到一块干布丝，布腰带拧出了汗水。母亲她们付出了常人不可想象的艰辛劳动。当时我两个哥哥上初高中，放了学就去砖窑场、货场帮母亲装车拉偏绠，父亲下了班也去帮忙拉车子，有时全家都出动帮忙拉车子。母亲也往磷肥厂拉过矿石、往生产队田地里拉过粪、拉过庄稼等。拉车子对于一个身高一米五多，身躯瘦弱的母亲来说是何等沉重的劳动强度。夏天累晕、中暑，冬天感冒、发烧，是常有的事。手磨出了血泡、脚底板磨出了血泡。就是这样也没有缺过一天工，这种艰辛用语言无法表达，这对于现代的青年妇女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这就是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但记忆力很好。通过看电视认识了很多字。她经常给我们讲故事、农俗谚语等，像“姊妹七八个围着旗杆坐，大家一分手衣裳全扯破”。说的是大蒜头。“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子。”说的是花生果。母亲心地善良、热情，待人和蔼可亲，在我们家境并不富裕的年代，接济乡下来的亲戚和乡邻。我记忆中隔三差五就有亲戚或乡邻来，她总是拿出那时家中最好的食物，如擀面条、烙油饼、炒鸡蛋等来招待客人。母亲对街邻从没红过脸，邻居们都爱到我家窜门啦啦家常，打打扑克。街上谁家有事，她都是热心去帮忙，街邻们都把她当做知心人。我上小学的时候，记得有位范爷爷是位独居老人，他有文化，街邻都称他为先生，好像还是县里的政协委员。在他晚年的时候，每天上午拿着搪瓷缸子和一到二个鸡蛋，从街北头拄着拐杖走到街南头的我家，母亲都是热情的烧开水帮他浸鸡蛋，他在我家喝完才回家，每天如此。这在当时物质匮乏，人人都忙着挣工分养家糊口的年代，老母亲一坚持就是几年。我家对门，段家大门里住着一位“五保户”张奶奶，因她岁数大，生产队照顾她在菜地里看鸡。母亲做饭或改善生活时都多做一些，然后让张奶奶到我家吃饭或给她送过去吃。张奶奶也帮忙照看我姊妹四人。我们就像一家人。母亲养育了我们姊妹四人，为了一家人不挨饿，母亲凌晨三点就要起床，推石磨磨沫汁，摊成煎饼。备好一家人的干粮。天不亮就要下地干活，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为一家人缝衣服、做鞋子。就这样起早贪黑的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了全家人的生活辛勤操劳。老母亲因为长期吃不饱，干活又累。她累倒了全身水肿，得了一场大病。吃了多副中药才慢慢好了起来。写到这里我一阵心酸。老母亲你太辛苦了。我是1964年出生的，在我上学的时候家里就能吃饱饭了，主食是煎饼、窝窝头，偶尔也吃上一顿白面馒头。那时我姊妹四人穿的虽然是补丁衣服，但总是干净整洁。院落和房屋虽然破旧，被母亲整理的整齐干净、井井有条。我家在街上是最早用上电灯的，当时无论吃、穿等生活水平在街上相对较好。老母亲没有文化，但是，我们姊妹四人都是高中毕业。这在七十年代末也算较高文化了。后来我又在济宁粮校业余函授了中专。我们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成为了国家的有用人才，为了国家的发展贡献着力量。这一切都是老母亲辛苦操劳，以微弱之躯、干着那超强的体力劳动换来的。在这里我要说：“老母亲你辛苦了，我爱您母亲”。老母亲今年八十四周岁了，虽然五年前得了一场大病，通过手术治疗和精心照顾，现在身体还算健康，生活也能自理。母亲辛勤劳动了一辈子，最使她老人家难忘的仍然是打柯篓、拉地排车的岁月。直到现在她依然记得在那块田地里用谁家的井打过柯篓，记得南皇城园里地势平坦，打柯篓井绳缠了多少道，北皇城园里地势较高打柯篓时要多拧几道井绳。拉砖送到什么工厂、企业、学校至今还能一一说来。如今父母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愿父母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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