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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利英译《红楼梦》再版前言 【英】闵福德 李晶 译 题记： 乔利节译的《红楼梦》初版分两卷，首印于1892。近年来屡经重印，日本Tuttle Publishing公司将两卷合为一卷，重新装帧推出，2010年9月出版。此版属Tuttle Classics丛书之一，是各版本中学术性较高的一种，此文即为该版前言，为其他各版所无。 闵福德（John Minford）是霍译《红楼梦》第四、第五两卷的译者，多年来致力于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与研究，于《红楼梦》、《聊斋志异》更为专注，熟悉中国古典文学史，尤其是古典小说的英译史。本文即为《红楼梦》英译早期历史情形的一份较为详尽的梳理，尤为难得的是，其中全文照录了包腊为自己节译《红楼梦》所撰写的“引言”，文中平行比较了“小说”在中英两国的发展情形，立论平和，涉笔成趣，是一份难得的史料。正文及文献中所有材料除特殊说明外，均为译者自译。注释中的绝大多数内容为原文注；少数为译者所加，凡此均已随文说明。 此译文刊发于北京大学出版的《国际汉学研究通讯》总第十期，2014年12月出版。 ——译者 《石头记》，又称《红楼梦》，是中国传统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明朝时期（1368-1644）涌现出形形色色的说书人，《红楼梦》继承了他们孕育出的白话小说的骄傲传统——譬如横空出世的冒险英雄故事《水浒传》、《三国演义》，或是对猴王在取经路上的艰险娓娓道来、充满讽喻与奇幻想象的《西游记》。最重要的一个传承来自晚明的风俗人情小说《金瓶梅》，一部中文版的《危险关系》1 。故事活灵活现地描述了一个富家浪荡子的日常生活，以此为底色，大量描写了黑暗而常带滑稽色彩的人性的冲动，以及详加描述的性游戏。《红楼梦》建筑在这一丰厚的讲故事的传统上，但又为这一传统拓展出一个全新的方向。它首次将中国的主流小说改造成一种流畅动人、精雕细琢的工具，用来传达自省式的自传、心理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以及作者的回忆和反思。与此同时，小说致力于对“道”（人类经验的意义）之所在的一种诗意的、解谜般的询问，将读者引入禅宗启悟之途上的一次妙趣横生的远足，同时举起一面探照镜，照见俗世“真”“假”之间的矛盾之境。小说写作技艺高超，篇幅极长，全书超过百万字，涵括了来自各个生活阶层中三百多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 小说最初撰写于十八世纪中叶，作者曹雪芹（1715?-1763），曹寅（1658-1712）之孙。曹寅是满清王朝（大致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第二大帝康熙（1654-1723）的富贵宠臣，不过曹雪芹长大时，已经家贫。曹氏家族曾经烜赫一时，饱尝财富与特权的滋味，是满族正白旗包衣，皇家近侍。这个“荣誉满族”家族后来编入汉军旗：专为投身于入侵中原的满族的汉族家庭设立的形制。康熙的继位者雍正统治期间（1723-1736），曹氏家族被贬斥、摧毁，曹雪芹在北京西郊度过了一生的绝大部分时光，一贫如洗中追忆年少时的“黄金时代”，并以小说的形式记述下来，重塑了他的“梦”，情深切切地细细描述了少年时期身边那些贵族翩翩少年。这部小说的计划相当宏伟，他未能完成就已辞世。未完成的《红楼梦》以手抄和评批本的形式流传了数十年，后来由另一位汉族旗人高鹗（?1740-1815）编辑完工。高鹗为曹雪芹留下的八十回故事添加了四十回的结尾，这些内容极有可能是根据曹雪芹遗留的残稿补缀而来的。2 这部一百二十回的小说于1792年年初首次印刷出版，书中附有一套精美的木版插图。这个版本迅速成为《红楼梦》的标准版，一再加印，引发的评论也与日俱增。至十九世纪，《红楼梦》已经成为中国上流阶层家喻户晓的作品，影响深远。正如俗谚所云：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尽态极妍的人物形象、感觉分明的旗人气息、一个伟大文化最后一段鼎盛时期的百科全书式的景观（此书读来既令人享受，也令人疲惫，是一部小说式的中国文化手册，涵括诗词、绘画、医药、器具、食物、茶饮、造园等方方面面），语言也非常精彩，采用地道的十八世纪北京口语，辅以精心提炼锻造的文学语言，因而备受喜爱。 这部小说超越了其他任何传统中国文学作品，捕捉到了中国文化由古至今的精髓：何谓中国人，何谓中国生活，何谓中国感觉。小说的写作者和编订者都是旗人（严格来讲，是“外人”），但颇为讽刺地是，这一事实反而使书里中国文化的景观更为醒目。古往今来，这部作品都有人一读再读，许多在中国公众生活里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醉心其中，甚至是沉迷不已，包括毛主席和他最后一任妻子江青，都是如此。北京一位年轻读者告诉我说，她读《红楼梦》，冬天读来取暖，夏天读来祛暑。《红楼梦》自从问世以来，已经在中国文化生活中占据了一个中心的——并且一直是争议重重的——空间，几乎成了一种民族性的癖好。许多著名学者为了著作权这一复杂问题的细枝末节而抗辩不休，越来越深入地探究无穷无尽的编校歧异。小说历经重写、删节、数不胜数地续作，改绘成连环画，无数次地改编搬上舞台和荧屏，变成芭蕾、大型戏曲、唱段，现在又正在制作成另一部规模极大（形势极为铺张）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此前的一版连续剧制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年来已经成为观众的挚爱）。3 小说还被翻译成了许多语言：蒙语、俄语、越南语、日语、朝鲜语、法语、德语。曾经数十年间，英文世界的读者不得不将就着阅读两种节译本，一个由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者王际真（1899-1990）翻译，另一个由德国学者库恩（Franz Kuhn, 1884-1961）的德译本转译而来。4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终于出现了两种英文的全译本，一种是北京的三卷本《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由中国的国有出版社外文社出版，译者是传奇人士杨宪益、戴乃迭伉俪。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逮捕、单独监禁，获释之后，这份工作是他们赎罪苦差的一部分。5 另一种全译本是伦敦出版的五卷本《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企鹅古典丛书之一，翻译由霍克思和我完成。6 也许是因为这部小说原著的独特性，以及它在中国魅力无穷的地位，这两种译本也都成了广为争辩的对象，中国国内已经召开了至少一次大型会议，专门针对这部小说的翻译，讨论、比较两个译本各自采用的翻译方法、翻译中面对的问题与挑战等等。7 2009年，新任驻英大使傅莹女士，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赠送了一套企鹅版的五卷本英译《红楼梦》。不但就《红楼梦》原著而言，而且就此书的翻译而言，这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按计划，2010年，上海最大的一家出版社将推出一种以企鹅英文版为基础的编校精良的双语版《红楼梦》。 在这样的背景下，《红楼梦》英译的早期情形逐渐吸引一些关注，就不足为奇了。近来，香港一位博士生Amey Ko女士，正在研究英国诺森伯兰郡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1-1834）的事业，发现了一份写于公元1812年、迄今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信件，其中附页上的内容英国是《红楼梦》最早的片段译文。马礼逊的英文风格优雅（他是简·奥斯丁的同时期人士），他对中文的把握也非常全面：他当时正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编纂规模宏大的中英字典，赞助者是殷实的东印度公司，同时还在将圣经译成中文。马礼逊性情坚毅，不是那种会让宏伟计划吓退的人。他翻译的原文出自《红楼梦》第四回（讲述遭到拐骗的小英莲怎样被卖掉、年轻的买主怎样被打死、营私舞弊的官员贾雨村的滑稽行为，还纵容了花花公子薛蟠逍遥法外），译文准确流畅。他把这份译文交给伦敦的出版商，作为一份“或许能博君一粲”的文字，希望能收入自己选编的文集《中国时光》（Horae Sinicae）的第二卷。马礼逊是传教士，比起小说的文学特质，更关注的是书中提到的中国的社会弊端。他在译文所附的信中写道：译文片段提供了“一幅中国社会状况的令人悲叹的现实图景。社会压迫几乎不受任何制约。一切都可以花钱买到——甚至任何犯罪行为都能不受惩罚，只要肇事者有钱摆平。”但他这篇译文始终未能发表，无人得见。 三十余年后，格拉斯哥人士罗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将《红楼梦》的更多片段译成了英文。他于1844年派驻通商口岸宁波，担任英国驻华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又过了二十多年，包腊（Edward Bowra, 1841-1874）提供了另一份内容更为可观的节译。包腊出身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一家望族，是影响卓著的驻华帝国海关的官员。8 罗伯聃的简短节译，内容选自《红楼梦》原著第六回，详细描述了刘姥姥进贾府的情形。罗译中称刘姥姥为Dame Lew，有时也称goody Lew，企鹅全译本中则称她为Grannie Liu。这段节译收入了罗伯聃编著的 “中文入门”《正音撮要》（The Chinese Speaker, or extracts from works written in the Mandarin Language as spoken at Peking, compiled for the use of Students）。这部书由罗马化的拼读写成，辅以相应的中文文本，1846年在宁波的美华书馆出版。罗伯聃此前曾经出版过一部中英词汇表。他本人是驻华领事圈中的闻人，以精通（或许过于精通）中文、同当地中国人士互相理解、关系融洽（或许过于融洽）而著称（同样也颇受批评）。他的中文入门小书匆匆编就，仓促付梓，当时他已经深受病痛之苦，“缠绵沉疴，形销骨立。”他本来计划倘若如愿回到英国之后，“万能的上帝为他重塑健康，再聚力量”，要再出一本续编；但是正如他本人在“致读者”中所言，“Man saying, thus and thus; Heaven answers, not so! not so!”。他甚至自行给出了这句英文的中文原文：“人说如此如此，天说未然未然”，令人恻然。英国外交部的案卷中保存着他的病历，载录了他的病情：高烧、腹泻、水肿、虚弱、消瘦。可怜他始终未能支撑回国，当年就辞世了，年仅39岁，身后留下一位中国太太和一儿一女。此后多年，英国驻华领事馆的新任官员都还在使用他编著的《正音撮要》。9 包腊的节译篇幅更长，也更有志向，包括从小说开篇到第八回的全部内容。10 他是在英国驻宁波海关任职第一书记员的时候翻译的，在第六回结尾处申明了对罗伯聃的感谢： 将“姥姥”的翻译处理为Goody，最初是由罗伯聃先生提出的。他曾经翻译过本回内容的一部分，译文收入《正音撮要》一书，多年前就已出版。 包腊曾经在广州师从早期汉学家梅辉立（W. F. Mayers , 1839-1878）。梅辉立也曾发表过《红楼梦》的片段译文，包腊在第五回的脚注里也向梅辉立致谢： 译者此处呈上的诗句译文并非自译，但是对于《中国杂志》的读者并无歉意，因为替代的译文出自梅辉立先生笔下（《中日释疑》，1867年12月号）。梅先生的译文准确优雅，表达有力，任何想要超越他的新尝试恐怕都是自以为是，注定失败。11 包腊的节译书名为《红楼梦：一部忠实翻译的中文小说》（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ung Low Meng): A Chinese novel literally translated）。译文于1868年至1870年间，分期发表在《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上，由香港罗朗也父子印书馆出版。他的译文中包括多处韵文，这些文字的诗体译文展示了他高超的翻译技巧。他还高度敏锐地捕捉到其他译者未能察觉到的许多言外之意。有一则佳例是第五回结尾处，警幻仙姑向宝玉解释面前“黑溪”的特质时： 仙姑道：“此乃迷津是也。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 12 包腊添加了一则深具启发性的注解： 迷津的渡船人木居士、灰侍者，指的都是抛却享乐，认识到俗世之虚幻，弃绝情感，虔心向佛的代表。“迷津”（The Ford of Bewilderment, 译者仍在寻找一个更好的译名）正如班扬的《天路历程》中的“失望泥沼（The Slough of Despond）”等专有名词一样，是一种寓言式的名称，在这里指称的是感官的种种享乐，也即佛教教义要求世人抛却的东西。除非心如朽木死灰，对一切情感一概无知无闻，否则就会像宝玉面临的情境一样，抵挡不住现世的种种诱惑，最终会万劫不复。 小说第七回中的著名片段，醉仆焦大痛骂贾府的种种事端（尤其是贾珍与儿媳秦可卿之间的不伦之事），包腊下笔处理这部分的译文和注解时毫无保留，阐释得原原本本。 “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他的注解这样写道： “爬灰”指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有可能取自类似Joe Miller的中国故事集），一个男人和儿媳私通，儿子突然归来，为防泄露，他藏身到炉膛下的灰盘中。被发现之后，别人问他为何在那里，在做什么，他回答说他在“爬灰”。虽然显然只是口口相传，这个故事仍然广为人知，即便是在奴仆口中，不得不提到此类事件时，这一委婉语也代替了直白的表述，成了普遍接受的一种说法。13 包腊译本的《引言》（要么是包腊本人所写，抑或是杂志主编C. Langon Davis所写）使我们直接了解到，包腊是第一位首先将这部小说视为文学作品的译者，而不是仅仅视之为寄托传教热忱或义愤的对象，或是作为语言学习的工具。此文值得全文照录，作为欧洲对中国小说的观念开放、观察敏锐而又不乏幽默的文学评论的一份早期例证。 太阳底下无新事，甚至小说中也没什么新鲜的。鉴于小说在我国是这样晚近才发展起来的一样事物，读者如果了解到中国人已然世代以来享受过小说带来的乐趣，或许会惊讶。了解到中国人这样一个按部就班、讲求实际的民族早已——譬如说，早在诺曼登陆时期——开始召集同好，在家里随意谴责“有害的废物”，借以自我慰藉，这真是令人耳目一新。早在《克莱丽莎··哈娄》（Clarissa Harlowe）和《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Sir Charles Grandison）之前，早在《汤姆·琼斯》（Tom Jones）闹哄哄的历险记之前，早在艾迪森（Addison）写作散文和戈登斯密（Goldsmith）写作随笔之前，早在约翰·福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在“环球”剧院的舞台上战斗、恋爱之前，早在《亚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写作之前，或者是威斯敏斯特寺的卡克斯顿铅字（Caxton’s types）印刷出现之前，中国人已经在写小说，读小说——据我们所知，并且向业务发达的流动图书馆订阅了。这样的图书馆存在于大城市中，延续至今，甚至正如穆迪（Mr. Mudie）先生最新近的方式一样，将书送到读者门上，次周再去登门。 《杂志》的读者将会读到这样一部小说的忠实译文：这大概是中国传奇故事中地位最高的一部。有一支健笔已经这样描述了：“如果能够依法公开宣示我们对于任何一种中国产品的狂热，《红楼梦》将无可挑剔地成为最能对之倾诉真诚仰慕之情的作品。英国文学中，萨克雷（Thackeray）和布尔沃（Bulwer）之前的作品和他们的著作相比，显得乏味而笨拙；《红楼梦》之前的小说和它相比，也是如此。人性中繁复多样的层面、家庭关系的错综复杂、情感的力量、爱而不可得的失望与折磨，都在小说中一一展示。小说技巧高超，知识丰富，与英国浪漫文学中的这两大主体精神极为相近。另一方面，也和大自然敷演出的生存戏剧非常相似，暴风雨和艳阳天的紧密相联、轮番登场，稍微轻快一些的喜剧线索与黯淡沉重的故事主线并肩同行，故事的开篇即是悲伤的征兆，结局又是含泪的收梢。如果与此同时，有那么一丝——极其微弱的一丝丝——迷信的痕迹，能够显示在故事的观念里，这完全是为了满足小说目标读者的愿望，另外也是为了不那么咄咄逼人，相比之下，我们不止一部的小说名著中，激烈的矛盾冲突因素已然是普遍情形了。” 读者将会理解，如果译文，特别是说明部分，偶尔会有些晦涩，那是因为原文如此。如果我们是阅读风水的或神秘学形式的中文长篇大论，那么几乎会难以抑制地认为：作者本人大概也不知所云。童子与孔夫子谈到“九九八十一，天地万物皆可据此解释”，然后继续谈论龙和其他可理解的事物时，“夫子”大为尴尬。他们二人或许理解所谈何事，可我宁可相信事实上他们也都不甚清楚。 不要因为一部小说是中文写就，就认为它一定是怪异而笨拙的。卡莱尔（Carlyle）曾经不知从哪里得到一部《玉娇梨》的译作，他承认，“作者是真正的天才，不过沿用了龙故事的模式。”但《玉娇梨》对龙故事模式（Dragon pattern）的沿用远不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对于古英格兰传统中不忠之徒模式的沿用为多。《玉娇梨》中有一幕戏，其细腻与甜蜜，据我所知，除了莎剧《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奥兰多与罗塞琳在奥登森林中的场景之外，没有任何作品可与之匹敌。故事描写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孤女，男扮女装，从一个唯利是图的主子那里搭救出做苦力的意中人，还给了他自己的金钗手钏，让他赴京赶考，求取功名，还以朋友的身份，捏造出一个妹妹，许婚给他，最后两人成亲。当然，所有这些场景，以及您接下来将会读到的一些历险记，都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哪怕是在英语世界中，我们也不是每天都能遇到浪漫剧。爱情——即使是追随龙故事模式的爱情——将是一切之主。最后，请注意，平常人尊崇三样事物——权威、学问、高龄——没有第四样了。中国传奇故事中，有钱人的昏聩是屡见不鲜的靶子，而美女总是会跟穷书生跑掉。在一个拜金时代，这种故事是清新宜人的。14 总体而言，包腊的译文在当时是令人惊异地优秀。译文优雅，流畅，诙谐，并且不畏惧文本中存在的内在困难。仅举一例，即可说明他在诗律方面的才华。下面这首诗出自小说第五回，是警幻仙姑用以警示贾宝玉的歌舞表演的开场曲。 Guide to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红楼梦引 When forth from out the formless void Creation first gave shape to earth, Who was it gave to passion’s seeds Their direful origin and birth. The wooing breeze, the glowing moon, Their influence in one combined, Propitious moments made, and there, Intensest passion’s source we find. Of hopes, resources, all bereft, In days of grief and sad distress, In hours of silent solitude My simple thoughts I’d fain express; And therefore now I would rehearse This song of the Red Chamber’s Dream, Where mourning gold, despairing jade, Provide me with a fitting theme.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包腊对于原著的精神高度认同。如果全书翻译能够完成，他的“中国小说”应该能够为广大英文读者打开视野，以另一种方式帮助他们了解“真正的”中国，与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此前在香港完成的卷帙浩繁的儒家经典相辅相成。悲哀的是，未过数年，包腊就因主动脉动脉瘤于1874年病逝，年仅三十二岁，当时正在英国休假。他的粹然离世造成事业上一个令人浩叹的未竟之局，若非如此，他的译作本应成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对于中国的理解方面一项极为显著的成就。 乔利（Henry Bencraft Joly）的五十六回节译本这次重新发行，换了雅致的新装帧。乔利1857年生于士麦那（Smyrna）（今天的伊兹密尔，位于爱奥尼亚海岸，当时奥特曼帝国的首要城市之一），他父亲斯蒂芬·乔利（Stephen Bencraft Joly, 1832-1886）当时在该地任英国副领事。乔利家族历史悠久，是一门望族。乔利本人于1886年在士麦那与克莱尔·艾格尼丝·威尔金斯（Clare Agnes Wilkins）成婚，而后匆匆加入驻华使馆。他先到北京短期培训，其间用威妥玛爵士（Sir Thomas Wade）的中文入门书《自迩集》（Tzu-erh chi）学习过中文，之后被派驻澳门，任职副领事。正是在澳门期间，他完成了《红楼梦》前五十六回的翻译，并于1891年出版。我收藏的他这一译本的第一卷上，此前的藏书者手抄了《中国学报》（China Journal）上的一段摘要： 乔利的主要目的，在我看来，是尽快翻译这部长篇小说，能够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因为当时他早已为肺结核所苦，知道自己时日无多。15 乔利从澳门离职后被派驻韩国济物浦（Chemulpo），任副领事，1898年在当地辞世。 他在济物浦的卧室没有暖气，着凉病逝……身后留下夫人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几乎无依无靠。 16 乔利的坟墓，一块高高的墓碑，上有铭文，至今还可以在杨花津公墓看到。17 他去世时年仅41岁，勉强比罗伯聃约五十年前在宁波去世时年长一些，和包腊1874年去世时相比，也只差强几岁。总之，这是一个令人伤怀的故事：十九世纪，三度有人尝试将《红楼梦》译成英文，而这三位译者都未能逃过英年早逝的命运。 乔利是“中国口岸”领事群体的一员，也许认识过翟理斯（Herbert Giles, 1845-1935）。翟理斯任驻华领事的时间段是1867至1893年之间。翟理斯在回忆录的1868年间的内容里写到，他为了学习中文而广泛阅读中国文学： 我努力读完了优秀的小说名著《红楼梦》，该书的书名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有红色阁楼的大厦中生活的一场梦”，也即“一场富贵梦”。要了解我此前提到的几次失败阅读和最终的成功，参见1885年内容。 1885年间的内容里，他这样写到： 本年三月，我当选为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会长（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开年第一件事，是写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后来我在自己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重印”了这部小说，不过只是概述，不是整个故事。原著长达二十四卷。不过，概述中已经涵括了原著中的爱情主线，也是这部杰出小说的整个基础。正如我在1868年的回忆中过早言道，曾经三次尝试读毕全书，但事实上虽然每次都能多读一些，但直到1884年11月，在病房值夜班的时候，我才真正完成了全文通读。 翟理斯的《红楼梦》论文写得很精彩，现在仍然可以推荐给小说的读者来阅读。18 我本人一直深信，如果不是得知乔利正在翻译《红楼梦》，翟理斯在19世纪八十年代晚期，至少会尝试选译一部分内容。显然，翟理斯编著的大部头中英字典中，存在着这部小说的许多蛛丝马迹。 乔利未完成的这个译本有一项优点，那就是译文相当直白。他在“前言”中不无谦卑地写到，自己翻译这部小说，“毫无想要侪身于汉学家之列的妄念，而是为了解决我在北京求学时期经历的那些迷惑与困难。”他承认，读者将会发现译文中的“缺点”，“既包括在散文，也包括那些拙劣不文的韵文中，而韵文的翻译首先照顾内容，韵律就在其次了。” 乔利的译文的的确确是极为直白的翻译。第五回中的那首诗，包腊翻译得那样圆转灵活，到了乔利笔下，成了一篇生硬笨拙的散体文： When the Heavens were opened and earth was laid out, chaos prevailed. What as the germ of love? It arises entirely from the strength of licentious love. 【天地开辟的时候，遍是混沌。爱情由何发端？它纯粹是从肆意爱恋的力量中升腾起的。】 What day, by the will of heaven, I felt wounded at heart, and what time I was at leisure, I made an attempt to disburden my sad heart; and with this object in view I indited thi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on the subject of a disconsolate gold trinket and an unfortunate piece of jade. 【承天之意，伤心之日，闲散之时，我试图卸掉悲伤心灵的重担；心怀此念，我撰写了这支《红楼梦》，主题是一枚抑郁的金饰和一块不幸的玉石。】 乔利回避了小说中略涉情色的内容，读者对此不应苛责。虽然包腊是个例外，乔利的同时期人士翟理斯翻译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时，也有所删节。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 19 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乔利这部节译本仍然值得更多人来阅读。毕竟它算得上是向《红楼梦》这部经典的外围壁垒发起的一场早期的英勇征战。而对于日益壮大的翻译研究者群体来讲，乔利译本的再次发行，无疑是提供了一份丰饶的原始材料，令人兴奋。20 闵福德 2009 注释： 1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著名法文书信体小说，作者拉克洛（Pierre Choderlos deLaclos）。最初于1782年发表，描述法国大革命前旧时代堕落的情形，多次改编成不同版本的电影、舞台剧等。——本文译者注。 2 这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不过近年来的证据越来越证实高鹗的工作很有可能是在一个未完成的结局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他是一位严谨认真的编辑，不是什么肆无忌惮的造假者。 3 本文写于2009年，此处指的应是2008年5月正式开机的新《红楼梦》电视连续剧。该剧于2010年首播。括号中提到的当为1987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本文译者注。 4 王际真的节译本先后于1929、1958年出版两个版本，译名均为Dreamof the Red Chamber，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增补、重译，篇幅增加不少。由库恩译本转译而来的是麦克休姐妹（Florence and IsabelMcHugh）的译本TheDream of the Red Chamber，1958年于伦敦出版。——本文译者注。 5 此处作者所述与事实略有出入。杨宪益、戴乃迭1968年先后入狱，1972年相继获释。《红楼梦》的翻译于1963年前后已开始，是单位指定的工作任务，入狱前已完成将近百回翻译的初稿。出狱后继续这项译事，是正常工作内容。三卷本于1978至1980年陆续出齐。参见《外部环境对杨译〈红楼梦〉底本选择的影响》，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6辑。——本文译者注。 6 2009年一年间，杨宪益和霍克思先后辞世，令人叹惋。我写了一篇文章详述霍译本的源起，收入即将出版的《读者指南》（Reader’sGuide）一书。该书由Tina Lu和Andrew Schoenbaum编辑，2010年将由美国现代语言学会（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of America）出版。（书名实际为《〈红楼梦〉教学法》：Approaches to TeachingThe Story of the Ston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出版时间为2012年。——本文译者注）。有趣的是，霍克思和19世纪的早期译者一样，最初阅读《红楼梦》是在1948年的北平，当时他还是一名大学生，在一位退休的满族官员的帮助下，勉力读完了全书。 7 这次会议于2003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与会材料后来整理成书，刘士聪编辑，《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8 莫里斯·包腊爵士（Sir Maurice Bowra），诗人，文学评论家，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Wadham College）院长，是包腊的直系后人。 9 如果要进一步了解罗伯聃，请参见寇茨（P. D. Coates）的《中国领事》（TheChina Consuls，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一书，pp. 20-25。香港小说家毛翔青（Timothy Mo）的精彩小说《岛之占有》（AnInsular Possession），其中的主要人物一定程度上就是以罗伯聃的故事为基础。 10 包腊的故事在查尔斯·德雷格（Charles Drage）的传记《龙王的仆人》（Servantsof the Dragon Throne，伦敦：Peter Dawnay, 1966）中记述甚详。 11 包腊移居宁波之前曾经任职广州，杰出的中文语言学家梅辉立曾在当地担任领事译员。梅辉立编著的学习者不可或缺的手册《中国词汇》（TheChinese Reader’s Manual）于1874年首印，迄今仍有人使用。据包腊传记所述，他曾经参与过梅辉立的这一工作。 12 霍译本中，此处内容在p. 147，将两位渡船人译为Numb和Dumb。 13 《乔·米勒的玩笑》（JoeMiller’s Jests, or the Wits’ Vade-Mecum, 1739）是一部古今粗俗妙语录。后来的版本一般称为《乔·米勒的玩笑书》，时光流转，一些年深日久的笑话也直接称为“乔·米勒”了。 14 包腊节译本的第一章和《引言》的一部分内容，可以在如下网址阅读：http://etext.lib./chinese。 15 China Journal，VI, 4, p.175。 16 寇茨，p.300，其中引用了英国外交部文献。他的遗孀后来找到工作，为韩国王储担任教师，两个儿子后来也到了英国驻华海关工作。 17 这方面的图片和文字描述可以在多家韩国网站上找到。譬如：http://www./news/news/NewsView.asp?serial_no=20090904004&part=114。“不同寻常的坟墓标志之一是英国驻韩大使乔利（1898年逝世）的墓碑。一面刻有全中文的铭文，另一面原本是罗马文字，后来脱落莫辨，使得辨认铭文中的名字极为困难。墓碑本身就极具装饰性，碑顶似乎是一个骨灰盒形状，不过从背后看过去会被误认为一只猫头鹰。” 18要了解翟理斯的论文，参见：http://www./~dee/WORLD.HTM。原文如翟理斯所述，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会报》，新系列20，上海，1885。该文章后来又有扩充，收入他编著的《中国文学史》（London: Heinemann,1901）中。要了解完整的翟理斯《回忆录》，参见Charles Aylmer编辑的《翟理斯回忆录》（The Memoirs of H. A. Giles），《东亚历史》（EastAsian History13/14, June/December 1997）。 19 如果要了解关于翟理斯及其删节版《聊斋志异》英译本，请参见Tong Man和闵福德合著文章《谁的志异？蒲松龄与翟理斯》（Whose Strange Stories?Pu Songling and Herbert Giles），《东亚历史》（EastAsian History，17/18, 1999, pp.1-48）。 20 关于企鹅版《红楼梦》之前的英译先驱（罗伯聃，包腊，乔利，王际真，库恩，邦斯尔等等）的简要梳理，参见闵福德《中国开出的慢船：“石头”西游记》（The Slow Boat FromChina: The Stone’s Journey to theWest），Elberfeld等编，《比较哲学：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相逢》（Komparative Philosophie: Begegnungen zwischenostlichen und westlichen Denkwegen），Mu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98, pp. 171-180。也可参见Connie Chan oi-sum的详细描述：《“石头记”西游记：中文英译史研究》（The Story of the Stone’s Journey to theWest: a study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history），香港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1。卫斯理卫理公会（Wesleyan Methodist）传教士彭寿（B. S. Bonsall，又译邦斯尔）于1911至1926年间在华传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完成了《红楼梦》的全文翻译。纽约的亚洲学会本来接受了这个译本的出版，不过企鹅宣布了霍译本的出版计划之后，亚洲学会放弃了这一计划。邦斯尔译本的打字稿收藏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内容可以在如下网址读到：http://lib./bonsall/hongloumeng/index/.html。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0期 目录 孔子在欧洲，亚里斯多德在中国：明清时期跨文化的经典翻译 这是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推送的第1061篇文章。 －END－ 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开通于2017年3月9日 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平台 更多大咖纷纷亮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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