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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五年不上朝、万历二十八年不上朝，这爷俩非但没有被架空，反而把满朝文武大臣一顿收拾，牢牢地掌握着大明的江山，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万历为什么不上朝万历二十八年不上朝，源于一场国本之争。明神宗朱翊钧十岁即位，年号万历。万历九年的一天，明神宗朱翊钧前往慈宁宫给自己的母后请安，当时李太后不在宫里，慈宁宫内的一个宫女王氏端来一盆水给他洗手。朱翊钧一时兴起就宠幸了她。原本，宫女被皇帝宠幸很正常，按照惯例，朱翊钧在事后应该赏赐一件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给这个宫女王氏，但是朱翊钧却觉得在太后宫里干这种事情太不光彩，所以就没有赏赐物品给王氏。 几个月后王氏怀孕了，被李太后发现，王氏便将实情告诉了太后。李太后在饭桌上就问朱翊钧怎么回事，朱翊钧仗着自己没有留下物品给王氏，就死不承认，李太后马上就叫人拿出了皇帝的内起居注给他看。 这次打脸的事情发生后，朱翊钧觉得自己更没面子了，所以在这个孩子出生后，自己非常不喜欢。这个无辜又苦命的孩子，叫朱常洛。 朱常洛 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没有生子，这个孩子又是朱翊钧的第一个儿子，所以朱常洛就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 可是万历十四年，明神宗最宠爱的妃子郑氏也生下一个儿子朱常洵。朱翊钧那个高兴劲儿，与皇长子朱常洛出生时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弄得老大朱常洛好像不是亲生的似的。 很快，朝廷内外就有传言，说明神宗与郑氏密谋，要立朱常洵为太子。这下满朝文武大臣就坐不住了，隔着老大立老二，有违祖制、不合礼法啊，所以就纷纷上疏，劝皇帝早日册立老大朱常洛为皇太子（以免夜长梦多）。 明神宗朱翊钧非但不听，反而执意册封郑氏为郑贵妃。刚开始是京城的大臣劝谏，后来南京的六部大员和地方上的官员也参与进来，奏疏像雪花一般飘向京城，大臣们引经据典、苦口婆心，从明太祖朱元璋扯到明穆宗朱载垕，称“太子者，国之根本”，可不敢你一个人说了算。 明神宗朱翊钧 皇上和群臣杠上了，这场国本之争持续了十五年。这期间群臣被斥责、被贬谪、被廷杖的不计其数，却仍然挡不住他们前仆后继地往前冲，不得不说，大明的官员是真禁打！而朱翊钧这边更不好受，群臣如此不体谅朕，简直岂有此理！整天一肚子气，饭也吃不下，茶也不想喝，用心力交瘁来形容绝不为过。 也是从老二朱常洵出生的这一年起，明神宗朱翊钧就不愿意上朝了，政事也懒得理了，自己整天躲在后宫里，沉湎酒色，独自怄气。 为何没有被架空如果说嘉靖二十五年不上朝而没有被群臣架空，源于自己精深的帝王权术，那么明神宗朱翊钧长达二十八年不上朝（有说二十年，有说二十五年，有说三十年）而没有被群臣架空，就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了。但是奇迹的背后，是大明独特的内阁制的功劳。 明朝内阁制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诛杀了宰相胡惟庸，从此就撤掉了宰相这个职位。宰相撤掉以后，朝廷的很多政务就推到了皇帝本人身上，但是朱元璋的子孙大都没那么勤政，无法做到事必躬亲，所以就逐渐在皇帝身边形成了一个秘书班底，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后来发展成为“内阁”。同时，为了防止内阁一家独大，也为了懒上加懒，明朝皇帝又设置了“司礼监”。 群臣的奏疏，事无巨细，都要先交给内阁进行“票拟”。所谓“票拟”，就是内阁要先给出处理意见，比方说黄河发大水了，需要拨多少赈灾款呢，内阁可以在奏疏上给出处理意见：十万两！然后这份奏疏再交给司礼监，由司礼监朱笔“批红”。所谓“批红”，说白了就是针对内阁给出的意见，用朱笔写上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司礼监认为十万两赈灾款太少了，就可以不批红，把这份奏疏打回去让内阁重新票拟。 司礼监 我们可以发现一份奏疏、一件政事的处理，从头到尾都没有皇帝什么事儿！是的，本来朱笔批红是皇帝的差事，但是明朝后来的皇帝偷懒，就把这份差事交给了司礼监。 但是这个让明朝皇帝偷懒的内阁制，却一点儿也没有对皇权造成威胁，皇权反而牢牢掌控在明朝皇帝的手中。这是因为在内阁制中，一方面内阁与司礼监相互制衡，两股势力斗得越激烈，皇帝越高兴；另一方面看似位高权重的内阁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有决定权的司礼监又是宦官，出身低贱，本身就跟寄生虫一样依附于皇权，所以在大事上还是皇帝说了算。 在明朝内阁制中，皇帝是因为偷懒而不处理政务，并不是皇帝没有这个权力。所以，万历才没有被架空。 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朝的内阁制虽然确保了皇帝本人没有被架空，但是万历二十八年不上朝的任性，还是给大明王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持续十五年的国本之争，逼退了大明朝的四位内阁首辅（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一百多名中央和地方的忠臣诤臣被罢官、被发配、被解职，三百多名官员被牵连。不仅如此，朱翊钧不上朝之后，也不再任命官员了，中央及地方现任的官员退休或者病亡以后出现的缺额，皇帝不补缺，就这么也只空着，心想看谁耗得过谁。到了万历四十五年，两京一十三省的各个衙门，缺额竟达一半以上。更夸张的是，万历中后期，有些刚进入内阁的高官竟然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样！ 张居正 万历前十年，张居正大力推行改革，实行考成法、一条鞭法，扭转了吏治腐败、边防废弛，充实了国库，使得整个局面焕然一新。然而张居正一死，明神宗朱翊钧就把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几乎全部推翻，使得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大改革以失败告终。 万历虽然懒政，却特别贪财，可以说视财如命。张居正和冯保的家产被查抄以后，并没有进入大明的国库，而是被朱翊钧堂而皇之地搬到了自己的后宫。在收刮钱财这件事情上，朱翊钧可以说是非常“勤政”，他派出了大量的宦官到各地去担任矿监税使，名义上是征收矿税，实际上是敲诈勒索，搜刮民财，与商争利、与民争利。万历四十六年，为了应付辽东战事，明神宗开始向全国加征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由此而生。 明朝神奇的内阁制到了朱翊钧这里也被玩坏了。或许是为了专门与内阁作对，明神宗朱翊钧晚年从司礼监手里收回了“批红”的权力，内阁的票拟到了他这儿，直接不动了。他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不同意，砚台里的朱砂墨都晾干了他还不动笔。内阁等得起，九州万方可等不起，打仗、赈灾、治河、修堤都被耽误了，偌大的王朝实际上处于“半瘫痪”的状态。 “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神宗本纪》中的这句话，真没有冤枉朱翊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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