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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金融业组织，它最初是经营不同货币的兑换，称为钱店。后因币种繁多，之间比价经常波动，经营银钱兑换业务的钱庄便应运而生。武汉三镇中，汉口最早有钱业，大约产生于清道光年间，钱业又分为钱庄和银号。当时的钱庄只经营货币兑换，后来才发展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银号最初也只以汇兑、放款为主，后来因经营业务扩大，钱庄与银号已无区别，1928年后钱业统称为钱庄。 最初钱庄与商号关系密切，有些就是商号的附庸。道光末年，汉口钱庄已成独立行业。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口已有钱庄110家，武昌39家。清末，汉口钱庄有本帮，徽帮，申帮，山西帮，江西帮，云南帮等6个帮口，庄名有天顺祥，蔚丰厚，蔚盛长，存义公，衡源，源茂，大成等几十家，以衡源钱庄最有影响。资金每家由2万两到6万两纹银不等。 一战爆发后，民族资本工商业有所发展，汉口贸易年年增加。江西帮（有南昌、吉安两派）、安徽帮、浙绍帮纷纷在汉设庄。徽帮几乎独占了汉口的匹头、棉纱、衣典等大商业，自组钱庄。本帮最初家数不多，为汉口、汉阳、黄陂人经营，后来一些规模较小的外帮钱庄也都加入本帮，使本帮势力超过其他各帮。 最强的还是浙商，他们经营的绸缎、银楼、五金、颜料等业都在汉口遍地开花，浙帮钱庄势力随之渐大起来。由于浙宁帮钱庄、银行遍布长江南北各大商埠，这就使宁波商人在开拓内陆市场时具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准备好了的信用贷款来源。因为大多数钱庄更倾向于对同乡商铺投资或给予金融上的便利。浙帮钱庄在汉口金融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浙帮各庄，经营得法，又能通力合作，呼应灵通，一面与各银行接近，一面竭力与他帮竞争。一战期间，上海钱业通过汉口钱庄代放大量资金，浙宁帮钱庄居间运作，营业十分活跃，是为汉口钱业的极盛时期。到1925年，汉口17家浙帮钱庄资本为117.8万两，超过本帮以外各帮钱庄资本之总和。 在鸦片战争之后到20世纪初，洋行与钱庄之间的关系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在19世纪40——60年代，先是外国洋行与中国钱庄相对独立而又互相依赖的阶段；19世纪70——80年代间，则为外国洋行、外国银行与中国钱庄三足鼎立、相互获利的阶段；大约在19世纪80——19世纪末，以外国银行为重心，钱庄和洋行为附庸的阶段。 具体就武汉钱庄而言，这种相互关系，买办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汉口买办的产生，加强了钱庄与外国资本的联系。在19世纪60，70年代汉口就有了几乎全是广东籍的买办，后来逐渐形成了主要由广东人、宁波人、本地人组成的为数不下500人的买办队伍。这些买办有的和汉口钱庄有密切的联系，有的直接投资于钱庄。 汉口开埠仅仅4年后，买办就已经在钱庄业中拥有广泛的权益了。买办主要从两个方面起着作用和发挥影响。一方面，买办起着外国银行与钱庄之间“中介”人的作用。在汉口，外国银行一般不直接与钱庄往来，它向钱庄的贷款，大都经由买办，在外国人那里，“钱庄的信用，随着买办为转移”，号称长江流域“第一流大买办”的刘子敬在充任俄国道胜银行买办时，就周旋在“道胜”与汉口钱庄之间，以道胜银行代收的我国盐税款项和所吸收的其他存款贷放给汉口钱庄，每月约在一二十万元以上。外国银行通过买办的穿针引线，沟通了与钱庄的联系，加强了对汉口钱庄的控制和操纵，以进行“贸易”。另一方面，买办在汉口钱庄中拥有巨大的资本。买办在替外国老板获取利润的同时自己也得到实惠。如大买办刘子敬家族在19世纪已在“200万两银子”的资金，后来膨胀到“800万两银子”。 辛亥革命中，清军对汉口破坏严重，市场混乱，当时不能收回的债务约为银3000万两。钱庄几乎全部停业。民国初年，钱庄又经历了恢复和发展，1921年汉口钱庄有93家，1922年增至150多家，武昌也有30多家。钱庄人员约为5千余人。 1927年，政局突变，国共分裂，外国银行向汉口钱庄逼债，上海银钱业索要贷放给汉口各钱庄贷款共600万元，绝大部分钱庄均无力偿还，只好对外收账，对当地存户以七折了结，存户怨声载道，钱庄信誉尽失。最终也只能偿付部分债务。加之湖北官钱局倒闭，钱业受损，钱庄无力维持，几乎全部停业，每人获得数百元至千余元的解散费。后来市场逐渐好转，又有大小钱庄70多家。著名的有协记，衡源，友通，永福，衍源，均裕等。 1928年到1938年的10年中，汉口钱庄历经1931年的大水，1933年“废两改元”、1935年的金融恐慌和法币政策的实施，兴歇频繁，在币制逐步统一的情况下，经营范围日窄，业务衰退。特别是美国实行白银政策，禁止白银出口，提高银价，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严重银荒，波及武汉，钱庄业首当其冲。1935年6月，源裕钱庄倒闭，引起金融恐慌，约有一半钱庄歇业，下半年仅剩28家。武汉沦陷前夕，也都陆续停闭。1938年中央政府迁往重庆。武汉工商业者纷纷内迁，钱庄也解散职工，把资金换成金条，大部分迁往法租界。 武汉沦陷后，日冠随即发行军用手票，每日元兑换法币1·25元，从事这种兑换业务的都是原钱业中人，兑换地点集中在汉口民生路口，随后又出现了一些地下钱庄，一般在胜利街咸安坊，倒卖日钞、申汇、港汇。获取暴利。3个月后便在珞伽碑路和咸安坊开业了永丰、公益等钱庄。资本为法币1万元至2万元。经营存放业务，存款利息每千元回拆0·50元，放款回拆1元，主要是买卖日钞。到第二年已达60多家，这种从事兑换法币和军用票的钱庄称为公认钱庄，大都集中在咸安坊和同仁里一带。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钱业公会。由谢伯勤负责，另由日商正金银行派赵明生为监督。每天公议汇兑及日钞行市。但不少钱业买卖人在咸安坊露天市场观望有人买就涨，有人卖就跌来获利。日本投降后，这些钱庄均告停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市场逐渐恢复，经当时财政部批准的钱庄约有30余家，较著名的是长裕、祥和盛、永福、恒源、友通、协记、谦通、源裕等。同时也有一些未获准的地下钱庄，年底共有钱庄88家。到1947年，武汉有钱庄110多家，包括汉口市政府核准营业和地方暂准营业的在内。 1948年元旦，财政部汉口金融管理局成立。取缔了48余家无照钱庄（包括暂准营业的32家），至此，武汉经过登记的合法的钱庄有60多家，包括武昌泰昌钱庄1家。为此他们曾联名请愿，但未获准，只好改做其他业务了。随后不久，法币贬值，后又由金圆券取代，市场混乱，币值不断下跌，物价波动，钱庄无法正常营业，大多从事买卖黄金，货物保本的投机活动。临解放时，尚存：国裕、谦通、衡源、理裕商、吉成、中胜等36家。1949年1月，拆息挂牌高达30元，正常业务停顿，加上负担沉重，钱庄从事买卖金银，囤积货物的投机活动。解放前，先后停业的有24家，解放时尚存36家。 1949年武汉解放，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区行金融管理处处长赵忍安的倡导下，凡资本足300万元的钱庄即可复业。经营寸头不够时，人民银行可给予10天或半月的贷款。经营一年之后，各钱庄300万元不够周转，后由各庄增资为3000万元，这也只能勉强维持，有的钱庄关门了。仅新德钱庄转向工业，1950年5月将资金20余万元开设德华螺丝钉厂，后与武汉电线厂合并。不久，人民政府对钱庄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1952年12月，钱庄与其他金融业一起实行公私合营，成为公司合营银行的组成部分。  打捞城市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编辑：田联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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